我的职场十年- 第3部分

在trw，他是位置比较高的华人。我好奇地问pete，作为一个华人，周博士何以在trw这样一家美国大型国防企业中脱颖而出。〃well，icannotgiveyouthedetails誧auseweareadefensepany。（我不能解释具体的细节，因为我们是国防企业）〃pete告诉我，〃buticantellthatheoncedidsomethingthatnobodybelievedit誷possible。（不过可以告诉你，他曾经做成了一件别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pete讲的周博士的这段经历，尽管略去了所有的细节，但是对我的价值观影响非常大。他让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如果你认为自己优秀，就应该敢于去做他人做不到的事情。这一信念直接导致了我后来面对各种别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从来没有退缩过。而且完成这些不可能的任务，成了我工作的主要内容。



1996年的时候，在向一个朋友请教问题时，他对我讲：〃弄斧一定要去班门。〃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在还没有被自己的经验固化的时候，能够与一流的高手共事过招，我认为意义极为重大。



真正杰出的人，其所做的事情通常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尽管后面会有大量的跟随者，但是开创者与跟随者之间的本质差距，不会因为跟随者后来更为出色的表现而减小。



先行者与跟随者



1986年在ibm苏黎世实验室工作的g。bednorz及k。a。m焞ler发现镧钡铜氧化物在35k时有超导转变。两人因这项发现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此一发现引起铜氧化物的研究热潮。在很短的时间里，国际上许多国家也包括中国的科学家们，先后发现了新的高温超导化合物，将长期处于液氦区的超导现象，革命性地提高到了液氮区，使得超导现象终于显现出实用化的前景。



在科学界，这种个体实现的突破带来大面积跟进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一现象，还广泛地存在于其他行业中，包括企业界和体育界。



尽管大量的跟随者后续的工作，远远超过了开创者所做出的成绩。但是，第一次完成突破的人所具有的特质，可能是后来者永远也无法具备和超越的。当然这里不包括完全靠偶然机遇获得的突破。先行者的成功，并非简单地因为逞一时之勇而去吃了一口螃蟹。



先行者通常具有一种持续的顽强，对超越现实的不灭渴望和挑战〃不可能〃的勇敢。而且，突破的获得，常常脱离了现有的经验和理论，表现出先行者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着超越他人的深刻和广博。当然，操作层面的能力，也是实现突破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但是这不是区分领先者和跟随者的关键要素。



先行者的突破之所以能够引发大量成功的跟随者去完成，甚至是更好地完成，最重要的在于先行者用事实为他人提供了一种无可置疑的可能性保证，再加上一些操作层面上方向性的暗示。这些，已经足够帮助那些有着良好执行能力，但是缺少眼光、洞察力以及勇气和顽强的跟随者完成从零到一的过程。



用跟随者后来的成绩，去贬低先行者所具有和创造出的价值，只能说明自己的局限。







与高手共事过招，特别是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地去研究对方在做开创性工作时的事情起因和过程，而不仅仅停留在对结果的分析上，可以帮助我们打破许多潜意识中无形的束缚，发现我们自己的潜力，看到存在的丰富可能性。自我束缚常常是我们无法进步的最大障碍。它不只阻碍我们挖掘自己的潜力，而且障住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到这个世界给我们提供的各种可能。另外，通过与高手一起做事，我们可以学到作为一个旁观者可能永远也无法体验到的做事的真谛。毕竟隔岸观火与身临其境相比，在切身的体验以及引发的感悟上是有天壤之别的。



回首往事，我非常庆幸自己刚刚走上社会不久，便在周博士这样杰出人物的领导下工作。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周博士的风格。我回国以后，显然是受周博士影响很大，有一次李平向我抱怨：〃你怎么像周博士似的？〃

　　　　
　　　　　　　　











周博士无意中帮助我比较快地从一个学生的角色和心态，转变到了一个社会人的角色和心态。使我不再自我陶醉地满足于坐而论道或评头论足，而是更看重我自己能否做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学会了作为一个主人，去倾尽全力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在遇到问题时满腹抱怨，似乎出错都是别人的，损失也与自己无关。从注重理论和逻辑推演，到注重实践，在实践中总结学习；从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来看问题，到用主人的心态，去克服一切困难，这可能是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中最为核心的内容。







周博士对我影响至深，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短文。



果敢行动



近几年来，一直在it行业做技术管理工作，不止一个人问过我是否曾经学过管理。管理上的培训倒是参加过不少，亦有很多收获。但是真正可以称为〃学习〃的经历，是1994年上半年我结束学生时代刚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在美国洛杉矶参加与一个著名的国防公司合作开发项目过程中发生的。



那半年的时间里，我有了两个重要的改变。其一是果断行动的习惯，其二是实际操作能力的锻炼。这实在应该归功于美方公司的项目经理…出生在台湾的周博士。他是我至今亲身见到的惟一一个我认为可以被称为天才的人。由于家境拮据，为了早日自立，他来美国上大学时，竟然只用两年的时间读完了本科。我自己感觉这要比用两年读完博士难多了。在共事的过程中，他绝顶的聪明得到了我们双方人员的一致认可。项目出现问题如果他不在场，大家心里就发慌。但是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和影响，是他竟然能够将绝顶聪明和果敢行动的作风近乎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在他身上，缜密思考和敢作敢为相得益彰。在推动项目的过程中，不论发生什么样的困难，他都会想尽办法来解决，而不是唉声叹气犹豫不决；一旦谁有了好的想法，他便马上推动付诸实施。正是他的这种素质和能力，使得我们这个项目几次绝路逢生。美方的人员对我讲，他们在公司多年，从来没有做过进展如此之快的项目。出于好奇，我曾问过美方人员，周博士何以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国防公司内得到重用。美国朋友告诉我：周博士曾经做成了一个其他人都认为不可能的项目。这使我对他更多出了几分敬意，而这敬意也是基于自己多年做学生的感受。



从小学一直到海外留学，自己都是个〃好学生〃。随着知识的增长、见识的扩大、对问题思考的深入，〃无知无畏〃的冒失确实少了许多。但随之而来的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和知难而退的毛病。遇到事情，首先是对各种可能的不好后果的盘算，还有个人得失的权衡。潜意识中对失败的恐惧常常最终导致自己放弃应该的尝试，然后用事后诸葛亮式的聪明，给自己的怯懦和自卑找一些安慰和借口。在洛杉矶的半年中，周博士带着我们再次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让我亲身感悟到了一个早就懂得的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事情是干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哲学家们只是在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语）〃我明白了，许多事情如果我们真的用心去做，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样难。面对新的挑战，我们固然应该深入地思考和全面地分析，但是我们不必退却，不必害怕，也不必自卑。生命的价值在于我们不断地去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作为旁观者去指点江山、发表议论。这个世界上需要旷世奇才来解决的问题其实很少，我们碰到的恐怕都是我们只要倾尽全力就能解决的。即使失败了，我们依然会有有价值的收获，至少比白日做梦似的空想要有意义得多。



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转变。从此开始，我便逐步摆脱了学生时代的〃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毛病，更蔑视我们小时候就批判了无数遍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哪怕是天大的事情，只要需要，我就毫不犹豫地去做。尽管实在没有做出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聊以自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又有了许多新的体会：产生伟大的思想固然了不起，但是能够将哪怕是不那么伟大的，甚至是平凡的思想变成现实则更了不起。更重要的是，一个没有能力将思想变成现实的人，其思想可能更接近于空想。因为尽管许多科学知识是可以通过文字学习的，但是对于生活和社会的理解和认识，却必须从实实在在地做平凡的事当中去感受。也许你感悟到的一切变成文字后，是那样的简单和平淡，有人在用嘴重复着同样的话，有人则不以为然。可是有过亲身体验的人是能够分辨出，同样的道理和语言，表达者是用心感悟到的还是在形式上学到的，在实践中这两者就更有本质的差别了。那些平淡和简单的道理背后，不是小聪明的卖弄，而是真实的生命在燃烧。



像周博士那样能够将深邃的思想和果敢出色的操作能力统一在一起的人，在现实中我发现实在不多。可能是因为一个人一旦拥有了一种突出的能力，便由于害怕失败等各种原因，而不愿意再去学习锻炼新的其他的能力。结果，有的人长于〃思想〃，以旁观者的超脱去评价别人的辛苦，而不知道用心的当事者感悟到的真谛可能远比他自认为懂得的要多得多；也有人忙于行动，满足于自己的时间被不知是否重要的事情全部占满，以逃避独自面对自己心灵时产生的空虚和尴尬，不习惯清闲片刻以反躬自省，去感悟一下世事纷纭背后那些并不复杂的道理。



真正能够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在一起的人，即做到〃知行合一〃、〃理事圆融〃，我认为就是天才乃至伟人了…如果他的思想超越了自我的局限。

　　　　
　　　　　　　　







（编辑后发表在《it经理世界》2001年3、4期合刊）



1994年年底，周博士离开了trw回到台湾再次创业，我失去了和他的联系。2000年，trw的原亚太负责人方先生（也是台湾人），在北京看到了我在杂志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尽管我用了笔名，文中也没有透露周博士的全名，他还是一眼就看出文章是我写的。他把文章复印后发给了在台湾的周博士。一年后，我在北京见到周博士的同事，得知周博士把那篇文章在公司内部张贴了出来。有我这样一个真诚的崇拜者，周博士可能也颇感自豪吧？



负面情绪放大效应



秉性的转变之二平等与尊重



初战告捷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们必须面临设计真正产品的挑战了。原理样机和产品还是有根本性差别的。



最后的产品，图像处理需要设计一个专用芯片，而不能再用价格昂贵的fpga。这首先涉及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由于离开国内之前，这个项目并没有定下来，所以有一些合同条款需要补充谈判。总工程师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我不好意思让他太费心，自己便硬着头皮冲到了前面。



其实在此之前，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谈判经历，更别说与国外企业的谈判了。对方有公司的法律专业人士作支撑，而我们总共只有六个人，还全是搞技术的，并且主要在做产品的开发工作。英文的法律语言，常常一句话长得可以有十几行，准确地理解其含义已经让我有些头痛，我们提出的修改建议还必须使用同样的语言风格。人在压力之下或许会有超常的发挥。在谈判的过程中，有一次对方看到我提出的修改文字后，有些好奇地问我是否学过法律。好在合同大的方面已经没有问题，谈判没有拖太长的时间。不过这段谈判，我却首次体验到了律师做事的风格：提出的建议一定把自己保护得天衣无缝，不管对方是否能够接受。这一点我至今也做不到，不知道是否因为我太过书生气，可是律师也应该算是知识分子吧。



产品开发开始以后，我便把微控制器编程的任务交给了吴志聪。我主要做一些管理工作，中间也帮助解决一些我搞得懂的技术问题。由于是产品样机，需要实现的功能远远超过了1月份开发的原理样机，软件控制功能也复杂很多。吴志聪的经验不足，工作进展有些拖延，我对他也逐步表现出了不满情绪。大家的工作氛围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而我自己却浑然不知。



有一天，李平找到我，〃谢耘，大家感到和你一起工作比较有压力，这种状况好像不太对吧？〃他客气地提醒我。话很短，语气也不激烈，可是却让我愣住了。是呀，我们这个担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