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个棚子接一个棚子去通知。父亲成了大队部的勤务兵。
父亲没有得到枪，赤着手一趟趟地在山岭间奔跑着送通知，他那被狗咬伤的腿，让肖大队长找到卫生员上了些药很快就好了。没有枪的父亲没能吃上白米饭；更没吃上猪肉，父亲就很遗憾，他发现那些有枪的人也没能吃上白米饭，但他仍坚信，只要有一支枪，白米饭迟早会吃上的。
肖大队长有时带着一群自治联军在雪岭上操练，人们趴在雪地上，怀里都端着枪。父亲就站在一旁看。一天他忍不住趴在肖大队长身边，瞅着肖大队长长满胡子的脸说：“我要有支枪。”第一遍他说的声音很小，不知是不是肖大队长没听见，肖大队长没反应，举着手里的枪瞄山坡上一棵有鸟巢的树。父亲又大声地说了一遍：“我想有支枪。”这次肖大队长回过了头，站起身，父亲也站起身。肖大队长喊过一个正趴在雪地上练习射击的战士，让那战士把一支三八枪递到父亲的手里，父亲抱了一下，没抱住，枪掉在了雪地上。肖大队长笑了，那个战士也笑了。肖大队长走上前，拾起那枪，往父亲腰边一戳，枪筒高出父亲半头，肖大队长拍一拍父亲瘦弱的肩头说：“你还小呢。”
父亲没能要到枪。但他仍坚信自己要有一支枪。
肖大队长三天两头要擦他那把驳壳枪，刚开始肖大队长自己擦，每次擦枪时，父亲就站在一旁看肖大队长把枪拆得七零八落，然后仔细擦好后，又重新装上。每次擦枪时，肖大队长都说：“枪不擦，打不准。”几次以后，肖大队长每次摘下枪后，父亲就接过枪，很熟练地拆开，又装上，肖大队长就拍一拍父亲的肩头。
山下十几里外有一个大屯镇，那里住着日本兵。大屯镇有个伪镇长，姓刘，外号叫刘大肚子。刘大肚子给日本人干，也给自治联军干。山下大屯镇日军有什么情报都是刘大肚子提供。自治联军有什么指示也通过人送给刘大肚子。
父亲来后，和伪镇长刘大肚子联系的任务就落到父亲的身上，人们考虑到他是个孩子，没有人会注意他。
那一次，肖大队长派父亲给刘大肚子去送一封信，信藏在父亲的鞋里。
父亲来到镇政府时，看到一队日本人从镇政府里走出来。父亲的喉咙就紧了紧，他看见日本人身上都背着枪，日本兵还唱着歌，他听不懂那歌。他在镇政府门口张望几次之后，就壮起胆子往里走，没走几步，便被一个很瘦的当差的叫住，当差的骂：“妈的个×，不看是啥地方，找死？！”父亲望那当差的一眼说：“我找刘镇长，我是他堂侄。”这些话都是肖大队长教过的。那人听说是找刘镇长的，便把父亲领到一间屋子里，一个大肚子五十来岁的男人坐在屋子里吸水烟，他瞄了一眼进来的父亲，父亲就说：“肖堂弟让我来找你。”刘大肚子一听马上放下水烟枪，挥挥手把当差的打发走了。
父亲完成了任务，刘大肚子没让父亲马上走，让当差的领父亲去伙房吃饭。父亲那天终于吃上了白米饭，菜是猪肉炖粉条子。父亲第一次吃到白米饭，那一天他吃了很多，吃得他再也吃不下时，他放下了碗。当差的陪了他一会儿，便走了，伙房里剩下几个厨子在忙着给日本人做饭，没有人注意他。
父亲吃完饭，兴致未尽，他真不愿意离开这里，不是留恋伪政府，而是留恋那白米饭，父亲看天色尚早，他想过一会儿，再吃一次白米饭再走，但他又不能呆在伙房里，也不能去刘大肚子那里，他想去找个地方歇一歇。他窜过伙房来到了后院，后院有一排房子很清静，他看见一间房门半掩着，他顺门缝里看过去，里面没有人，有一张宽大的床，床上花被子叠得很整齐，还有一张八仙桌。父亲就走进去，吃完饭的父亲，因为吃得过饱，浑身的血液都去消化胃肠里的食物了，走了十几里山路，此时父亲又困又累，他又不敢躺到床上去睡，想了想钻到床下，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床，床下也很干爽，床上的花床单正好挡住他，他只想躺一会儿，没想到却睡着了。父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他被一个女人的说话声吵醒。
那女人娇声娇气地说：“太君，你慢一点。”说完划火点燃了八仙桌上的马灯。
父亲有些后悔，后悔自己一不小心睡了这么长时间，晚上的白米饭没吃上不说，还被人家关到了屋里。父亲紧张地想着这一切时，他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气，灯影里，他从床单缝里看到了一双穿皮鞋的脚就站在他头顶，他的目光越过那双皮鞋，看到了一双穿绣花鞋的脚正款款地向床前走来。父亲惊出了一身冷汗，那双穿绣花鞋的脚停在床边不动了。他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说话声：“太君，时间不早了，我们睡吧。”女人说完，他又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嬉笑声，两人缠在了一起，然后床地动山摇地响了一声，少顷又听到那个女人妖里妖气的尖叫声：“哟，太君，你的枪磕疼了我，你睡觉还背枪么？”
枪的字眼，很快地占据了父亲的脑际。他又想到了白米饭，刘大肚子家里有枪就有白米饭吃，还有猪肉炖粉条子。这时父亲忘记了害怕，他大胆地掀开床单一角，看到了一个醉醺醺的日本军人，嘴里流着唾液，满嘴是笑地躺在床上，一个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年轻女人正在帮这个日本人脱衣服。父亲终于看到了那把枪，枪在父亲的头上，心里格格地猛跳着。他又想到了插在肖大队长腰间系着红绸子的枪。那一次他勇敢地拔出了肖大队长的枪，可惜肖大队长醒了过来，就是不醒他也不会开枪。
他胡思乱想时，一双女人的光腿从床上走了下来，吹熄了灯。女人又走回到床边，女人嬉笑了一声，床“吱呀”一声，他听见那个日本人说：“哟西，哟西。”
接下来，父亲头上的床板似乎随时都要塌下来，震天动地地胡乱地响了一气，日本人哟西哟西地说着话，和女人夸张的大叫声，这一切父亲都没留下一点印象，他脑子里装的全都是枪。头顶上的床在震颤的时候，父亲感觉到悬在头顶上枪套的皮带不停地晃荡。过了好久，床不动了，只剩下男人和女人的喘息声，又过了一会儿，喘息气也平息下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父亲听到了鼾声，此时父亲决定开始下手了。他有了上次夺肖大队长枪的经验，这次就熟练的多了，他先小心地从床下爬出来，伸出手抓住了枪套上的皮带，一用劲，枪就到了手上，也就在这时，那个日本人突然醒了，他咕噜了一声什么，伸出手在床上胡乱地抓了一下，这时似乎清醒了过来，他坐起身，这时他模糊地看见蹲在地上的父亲。父亲抓到枪后，便从枪套里利索地拿出了枪，并把枪牢牢地握在了手里。
日本人发现了父亲，惊呼一声，赤身裸体地就从床上扑了下来，他像山一样向父亲压来，当他压住父亲时，父亲手里的枪响了，那声音很闷，就像开一个香槟酒瓶那么“砰”地响了一声。日本人在父亲身上动了动，便不动了，父亲觉得身上有一股热热粘粘的东西向自己流过来。父亲在开枪时，听到床上那个女人大叫了一声，这种叫声和刚才的叫声一点也不一样，女人叫完之后便没有了动静。父亲见没有声音之后，他用了很大力气翻掉了身上那个赤身裸体的日本人，父亲把枪插在裤腰里，又用衣襟盖住，便仓惶地跑出了门。
父亲穿过伙房，父亲又闻到了白米饭的香味，父亲没有停留。父亲一直向大门跑去，父亲看到大门口有一个日本兵荷枪站在那里，那个很瘦的当差的提着个灯笼正点头哈腰地冲日本人说着什么。
父亲毫不犹豫地走过去，那个日本人想拦，当差的却喊：“小侄子，这么晚了你干哈去？”日本人把伸出的枪又缩了回去。两个人呆呆地望着父亲消失在黑夜里。
“一切缴获要归公。”肖大队长对父亲说。
“枪是我的。”父亲说。
肖大队长看着父亲。
“枪是我的。”父亲不看肖大队长，看手里的枪。
后来父亲知道，他打死的是一个日本小队长。
肖大队长没有收缴父亲得来的那支枪，从此父亲有了属于自己的枪。
3
到大姨家的第二年，我上了学。
学校在山梁那一边，每天上学我都要爬过这条山梁。
上学的第一天，是大姨父送我去的，大姨父一条腿跛，上山的时候，大姨父要背我，我看着他那条腿没让他背，自己走。跛腿的大姨父就在前面领路。大姨给我买了一个新书包，书包是牛粪黄色儿，书包还绣着几个红字，“为人民服务”，刚开始我不认识那几个字，是表哥告诉我的。表哥比我长一岁，早上一年学，表哥指着那几个字说：“这是‘为人民服务’。”我就记住了。那个书包我一直背到上完小学。表哥非常羡慕我这个新书包。表哥没有书包，他每天上学总是把书夹在胳膊下面。
大姨父这个人很老实，一天到晚也不见他说一句话，大姨不管说什么，他都说：“嗯哪。”大姨说：“钟山要去上学了，第一天你去送。”姨父说：“嗯哪。”大姨说：“学校要问，你就说是咱家的孩子。”大姨父说：“嗯哪。”大姨说：“给钟山煮俩鸡蛋带上。”大姨父说：“嗯哪。”在我的印象里，大姨父除会说“嗯哪”，好像没有听到他说过其它什么完整的话。
大姨父的脸很黑，有很多皱纹，皱纹里满是泥灰。大姨父没事的时候，就抽烟。大姨父在我的印象里烟吸得很凶，吸的是自家地里种的大叶烟，大姨父卷烟用的是我和表哥用过的作业本纸，作业本上有老师用红笔画出的勾，大姨父吸烟的时候，我还能从烟上看到我演算的算术题和老师批改作业时留下的那醒目的红勾来。有时那些红勾就含在大姨父的嘴里，红墨水洇开来，粘在大姨父发紫的嘴唇上。大姨父舔一舔嘴角，并不费劲地把红墨水咽下去。
大姨父带我走到山梁上时，我就看到了山脚下一溜平地上那排土房子，大姨父对我说：“那就是学校。”大姨父蹲在山梁上，又卷了一支烟，烟味很辣，风把烟雾吹到我的脸上，我大声咳嗽了几声，大姨父慌忙走到顺风处，眯着眼瞅着那一溜土房，又抬头看了眼东面的日头，站起身在前面一跛一跛地走了。
大姨父把我送到校长面前，校长是个四十多岁矮个子男人，姓魏。魏校长梳着分头，坐在一张桌后，望着我说：“你会数数吗？”这时我看见魏校长牙缝里夹了一片绿菜叶。我没摇头也没点头，大姨父忙走进来，手里擎着一支刚卷好的烟，往校长手上送，校长见我不答话就问大姨父：“这孩子是哑巴？我们可不收哑巴。”大姨父忙说：“我的孩子怎么会是哑巴呢，他会数数，还会写字哪。”校长说：“让他数。”伸手指了指我，魏校长抬手的时候，我看见魏校长的衣袖上沾了一块白渗渗的米汤。我盯着魏校长的分头就数到一百，还想再数下去，魏校长就说：“行了。”我看到大姨父长吁口气，冲魏校长笑了笑。
大姨父把我送到一年级的教室里，又从二年级教室里叫出表哥说了两句什么，看我一眼就走了。
放学的时候，表哥到一年级门口等我，见到我就一把抓住我的手往回走。表哥没穿鞋，光着脚板，表哥的脚上有了一层厚厚的黑皴，表哥迈步的时候，我看见表哥的脚掌上有了一层硬硬的茧。表哥很少穿鞋，只有在冬天里才穿，鞋是大姨做的，用穿过的旧衣服剪好，又用面熬出的浆糊糊粘牢，纳出密密的线，又用旧布裁出鞋帮，鞋帮里又把棉花絮在里面。表哥只在冬天下雪时才开始穿鞋，下雪时天气已经很冷了，表哥的脚先是被冻得红肿起来，后来就流出了脓水。直到这时，大姨才忙完了秋收，闲下来开始没日没夜地做鞋。大姨先做出一双让我把单鞋换上棉鞋，然后才能轮上表哥和表姐。
表哥光着脚板牵着我走在山路上，表哥走到山上问我：“你愿意上学么？”我点点头，表哥瞅我一眼说：“我就不愿意上学，上学没意思，还饿。”那时大姨一家总是吃不饱，雪天的时候总是用玉米面煮莱吃，吃了不少，不一会儿又饿了。表哥在星期天的时候，经常去偷青，偷青就是去偷地里还没有成熟的玉米和黄豆，抱到山旮旯里，拾来些干柴烧了吃。在不上学的日子里，表哥每天都常带我去偷青，所以表哥不愿意上学，上学的日子偷不成青，挨饿。每天上学，大姨总是背着表哥往我书包里塞两个鸡蛋。我不忍心一个人吃，下课的时候，就抓着两个鸡蛋去找表哥，表哥看见了鸡蛋，咽了一会儿口水推回我的手说：“妈给你的，你吃，我不吃，我比你大呢。”表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