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我今天仍然因为这几篇文章感到羞耻。我记得在每次运动中或上台发言，或连夜执笔，事后总是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关，颇为得意，现在看来不过是自欺欺人。终于到了“文革”发动，我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死敌”，所有的箭头都对准我这个活靶子，除了我的家人，大家都跟我“划清界限”，一连十载，我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但是我能说我就还清了欠债吗？
二
近两三年我的记忆力衰退很快又很显著。《文集》第十卷中明明有《黑土》，《黑土》中明明有《南国的梦》，我拿着书翻了两天，只顾在《旅途随笔》中追寻《南国的梦》。只有写完本文的第一节，昨天我才发现在另一篇《南国的梦》里我的确写了不少叶非英兄的事情。说不少其实也不算多，因为我同非英就只见面几次。用《南国的梦》作题目，我写过两篇短文，第一篇是一九三三年春天在广州写的，那时我刚刚去过泉州，在他的学校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带走了较深的印象，我一直在思考，我的心始终无法平静，我又准备到广东朋友新办的乡村师范去参观，因此文章写得短，也没有讲什么事情。
第二篇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在上海脱稿的，我从桂林经过温州坐船回到上海，不久在报刊上看到日本侵略军占领鼓浪屿的消息，想念南国的朋友和人民，在痛苦和激动的时候我写了像《南国的梦》那样的“回忆”文章，叙述了我三访泉州和几游鼓浪屿的往事。我手边没有当时在上海刊行的文学小丛书《黑土》，不过我记得它就只印过一次，一九五九年我编佣文集》第十卷时对这篇回忆也不曾作过大的改动，我只是在文章的最后加了一个脚注。我这儿说：这篇回忆是在我十分激动的时候写成的。我当时写的并不是真实的人，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幻想。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再见到“耶稣”，我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了。
我最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想代替现实，用金线编织的花纹去装饰它们，结果还是一场空，我不仅骗了自己，也骗了别人。”用这几句话来解释以上的两篇回忆，也很恰当。
对。这就是那位写信人，那位我朋友的朋友所指的“划清界限”的文章吧。我当初加上这个“脚注”，只是为了回顾过去，解剖自己，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确在当时表态就是检讨，就是认罪，就是坦白，“坦白”就可以得到从宽处理。
我好像还不知道叶非英和曾在广东办学的陈洪有都给划成了右派，我的朋友中作为右派受到批判的人已经不少了。据说我在一九五七年“漏了网”，五八年几次受批判，特别是在第四季度所谓“拔白旗”运动中被姚文元一伙人揪住不放，在三个刊物里讨论了整整三个月。我内心相当紧张，看不清楚当前的形势，从鸣放突然“转化”为反右，仿佛给我当头一棒，打得我头昏眼花，浑身打战，五八年因为一篇批评法斯特的文章我主动地写过两次检查。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辑《巴金选集》。责任编辑看了全稿，还希望我写一篇表态的前言后记。我不想写，却又不能不写。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法斯特的悲剧》记忆犹新。我战战兢兢，仿佛大祸就要临头，一方面挖空心思用自责的文字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的怨气在字里行间流露。后记写成，我把它寄给出版社，算是完成了任务。没有想到不久曹禺经过上海，到我家来，看了我这篇后记的底稿，认为它“并不是心平气和地写出来的”，说是我有委屈，他回到北京便对荃麟同志讲了。荃麟和曹禺一样，不赞成用这后记，他们都认为“不大妥当”。他后来征得我的同意，就让出版社取消了它，改用一篇出版说明。荃麟当时是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心，不过我也有我的想法，既然写出来了，表一表态也没有害处。
这些年运动一直不断，日子不会好过，我把抽出的后记保留下来，我想会用得着它，不久我便摘出一部分作为散文《我的幼年》的脚注塞进我的《文集》第十卷。《南国的梦》的脚注中引用的几句话也是从那篇后记中摘录下来的。这是一九五九年的事，十九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约我编辑《选集》，那篇难忘的后记在我享受抄家的“政治待遇”后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边，我无意间翻出它，重读一遍，略加删改，就放在新的《选集》里面。我什么话也没有讲，我心里却想着一个朋友。在姚文元一伙人围攻我的时候，他安慰过我。可是在“文革”发动以前，一九六四年底他就因所谓“中间人物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我在全国人代会上见过他一面，是那样瘦弱，那样严肃，我希望他早日度过难关，却想不到问题越来越多，形势越来越坏，他居然给关进监牢，而且死在狱中。他为了说服我同意抽去后记，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在新版《选集》中又采用那篇后记不仅是为了解剖自己，也是在纪念这位敬爱的亡友。我不想保全自己，也用不着编造假话。形势改变，我不再整天战战栗栗地念着“臣罪当诛”，等待死亡，我又能用自己的脑筋思考了。
因此再一次请求那位朋友的朋友的原谅，将来如果有机会重佣南国的梦》，我还想保留一九五九年加上的脚注，我也许没有精力更深地挖自己的心，但是我觉得解剖自己还远远不够彻底。我说一九四七年再看见非英，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并不是在他蒙冤的时候向他投掷石块，也没有人逼着我发表文章跟他“划清界限”。而且经过八年抗战我自己也有改变。但这些改变并未减少我对非英的敬爱。只是全国解放以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次接一次的学习仿佛把我放进一个大炉子烘烤，一切胡思乱想都光了，只剩下一个皮包骨的自己。我紧张，我惶恐，我只有一个念头：要活下去。不过我并未想过不惜任何代价，我并不那样重视生命。然而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长处：生命力很强。我居然经过十年东方式的残酷的折磨而活了下来。我也有了用苦行打动人心的经历，我走出了地狱回到人间。我又想起了我的朋友叶非英。他为什么不能活到现在？他在什么地方？
三
现在回到叶非英的事情上来。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一九三○年秋天。当时我的朋友吴克刚在泉州黎明高中做校长，约我到那边去过暑假。学校利用了武庙的旧址，我住在楼上吴的寝室里，外面有一个小小的凉台，每天晚饭后我常常和三四位朋友在那里闲聊。吴校长起初同我在一起，他喜欢高谈阔论，可是不久他患病住进医院，就由朋友陈范予帮忙他照料学校。非英是范予的好友，我在武庙里先认识范予，过三天非英从广州来，我也认识了他。他是一个数学教员，喜欢同年轻学生交谈，对文学似乎并无特殊兴趣。这一年我同他接触的机会不多。他也不常到凉台上来。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总是穿蓝色西装上衣和翻领白衬衫，他给我的印象是服装干净整齐。
过了将近两年，一个在泉州搞养蜂事业的朋友到上海来，遇见我，约我再去那里看看，我便同他去了。我们旅行非常简单，坐船到厦门，买一张统舱票，带一张帆布床睡在甲板上，然后搭长途汽车到泉州。这样来来往往，毫无麻烦，也用不着事先通知朋友。
到了泉州在养蜂朋友家里休息一会，吃过晚饭我就去找叶非英。我没有先去武庙，我的几个朋友都不在那里了。非英的学校在文庙，我上次在泉州不曾去过平民中学，当时非英也只是一个兼课教员，现在他作了这个学校的主持人。我看见他那微驼的背，他那凹进去的两边脸颊，他那一头乱发，还有他那一身肮脏的灰布学生服。他瘦多了，老多了。学校办得有生气，这成绩是他的健康换来的。拿我的生活同他的相比较，我不能不佩服他。
在他的房里搭一张帆布床，我同他住在一起，我们却少有时间交谈，白天他忙，晚上虽然蚊子多，他却睡得很好。他太疲劳，倒在床上就打呼噜。其实我不是来采访，不需要记录什么，我只是在旁边看他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对他的所作所为，我只找到一个解释：都是为了学校和学生。有时我从别的朋友那里知道一些他的事情：但总是苦行一类，讲话人一方面称赞他，另一方面又带了点批评的口气，我们都担心过度的工作会弄坏他的身体。他患痔疮，又不认真治疗，听说他每次大便后总要躺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工作。我提醒他注意身体，我劝他放下工作休息一两个月，他只是笑笑，说是时间不多了，说是学生们需要他。
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减轻他的工作负担。我又不愿意照他那种方式生活。这一次我在泉州住了十天光景。经过十天的接触，我们成了谈话毫无顾虑的朋友，但还不能说是互相了解。对他的苦行我表示充分的敬意。他希望我带点书给学校，我捐了两箱书给他们送去。为学校我就只做过这件小事。当时我有不少的朋友，又有许多杂事，常常办了这一件，就忘了那一件，人不在泉州，心上学校的影子就渐渐淡了。
又过了一年，我第三次去泉州，是和西江乡村师范的陈洪有同去的。这次我也只停留了一个多星期，不过同非英谈话的时间多一些。学校又有了发展，但他的健康更差了。我劝他治病，先治好痔疮再说。他却认为工作更重要，应当多做工作。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主张，不过他那种“殉道者”的精神使我相当感动，因为我自己缺乏这精神，而且我常常责备自己是“说空话的人。”我总是这样想：从事文化建设的工作，要有水滴石穿数十年如一日的决心，单靠“拚搏”是不够的。
洪有陪我在广东乡村旅行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和中山大学教授朱洗夫妇同船回上海。经过厦门船停在海中，两个朋友从泉州赶来同我见面，我们坐划子到鼓浪屿登上日光岩，眺望美丽的海，畅谈南国的梦。分别的时候我还把未用完的旅费拿出来托他们转交给非英，请他一定治玻我说：“这是一个关心他的朋友对他的一点敬意。”回到上海不久我得到他的信，他把钱用来帮助了一个贫苦的学生。第二年听说他带了二十几个学生到北方徒步旅行。
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又听说他第二次带学生到北方徒步旅行。这不是在摧残自己吗？后来我回国，他也从北方旅行回来经过上海，在闲谈中他流露出他感到疲乏、身体有点支持不住的意思。我劝他留在上海治病，他还是同学生们一起走了。我不能说服他，他总是表示要尽可能多做事情。他常说：“时间不多。”我们的分歧似乎就是我多说空话，他多干实事。而且我越来越不赞成吃苦拚命的做法。我佩服他，但是我不想学习他，我因为自己讲空话感到苦恼，可是我缺少愚公移山的精神。
一九四七年他来上海，在我家里住过一两夜，我们谈得不少，可是还保留着一些分歧。他回家州后给我来过一封信，记得信里有这样的话：“我并没有大的希求，我一向是小事业主义者，我只想我们应设法努力多做点好事。”除了教书办学校，他还想办小刊物，印书……四全国解放后我忙着“改造思想”，跟多数朋友断了联系，仿佛听说非英、洪有都在广州教书，而且都参加了民主同盟，我一九五五年去印度开会，经广州去香港，也不曾打听他们的消息，我应该承认生活的经验使我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一九六二年我和萧珊在广州过春节，洪有到宾馆来找我们，他讲起五十年代发生的事情，我才知道非英已经死亡。他死在劳役中，而且不曾摘掉右派帽子。
怎么办呢？我叹了一口气，这个热爱教育事业，喜欢接近学生的数学教员没有家，没有孩子，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关于他最后的结论，没有人出来过问，也没有人讲得出具体的情况。洪有知道的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四周一片阳光，到处听见“发扬民主，加强团结”的歌声，我心情舒畅地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作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当时我洋洋得意，以为自己讲出了心里话，没有想到过了不多久上面又大抓阶级斗争，从此我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一直到“文革”。我和洪有在广州见面正是在充满希望的最好时候，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为亡友做一件事情，当时也不可能为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做任何事情，以后大抓阶级斗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