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传- 第6部分

母亲很快地就走到床边把枕头掀开。

一个大碗里面盛着半碗凉拌黄瓜。

母亲的脸色马上变了，就叫人去请了父亲来。

于是父亲叫人点了羊角灯，在夜里坐了堂。

奶妈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里让两个差役拉着她的两手，另一个差役隔着她的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敲打她的背。

一、二、三、四、五……

足足打了二十下。

她哭着谢了恩，还接连分辩说她初次做奶妈，不知道轻重，下次再不敢这样做了。

她整整哭了一个晚上，自己责备着自己的贪嘴。

第二天早晨母亲就叫了她的丈夫来领她去了。

这个年青的奶妈临走时带了一副非常凄惨的脸色。眼角上慢慢地滴下泪珠。

我为这个情景所感动而下泪了。

我过后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待她？

母亲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她不说别的话。

以后也没有人提起这奶妈的下落。

母亲常常为这件事情而感到后悔。她说那一个晚上她忘掉了自己，做了一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

我只看见母亲发过这一次脾气，平时母亲待人是十分温和的。

记得一天下午三哥为了一点小事情摆起主人的架子把香儿痛骂一顿，还打了她几下。

香儿去向母亲哭诉了。

母亲把三哥叫到她面前去，温和地给他解释：“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为什么动辄就打就骂？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更不应该骂人打人。我不愿意让你以后再这样做。你要好好地牢记着。”

三哥羞惭地埋着头，不敢说话，香儿快活地在旁边窃笑。

三哥垂着头慢慢儿往外面走。

“三儿，你不忙走。”

三哥又走到母亲的面前。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要听从我的话。你懂了吗？你记得吗？”

三哥迟疑了半晌才回答说：

“我懂……我记得。”

“好，拿点云片糕去。好好地叫香儿陪着你们去玩。”

母亲站起来在连二柜上放着的白磁缸里取了两叠云片糕递给我们。

我也懂母亲的话，我也记得母亲的话。

但是如今母亲也做了这一件残酷的事情。

我为这事情有好几天不快活。

在这时候我就已经感到世间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

在宣统做皇帝的最后一年父亲就辞了职回成都去了，虽然那地方有许多人挽留他。

在广元的两年间的生活我觉得还算是很愉快的。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爱我。

这两年里我只挨过一次打，是母亲打的。原因是祖父在成都做生日，这里敬神，我不肯叩头。

母亲用鞭子在旁边威吓我，也没有用。

结果我吃了一顿打，哭了一场，但依旧没有磕一个头。这是我第一次被母亲打。

不知道怎样从小孩时候起我对于一切的礼仪就起了盲目的憎厌，这种憎厌，并且还是继续发展下去的。

父亲在广元县做了两年的官，回到成都后就买了四十亩田。

别人说他是一个“清官”。

家庭的环境

我们回到成都又算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但是不久，革命就发生了。

对于革命我并不曾感到什么恐怖，只除了十月十八日兵变所给我的印象。

那些日子我依旧在书房里读书。一天天听见教读先生（他似乎姓龙，又好像姓邓）用了激动的声音叙说当时的川汉铁路的风潮。

龙先生是个新党，所以他站在人民一方面。自然他不敢公然说出反对满清政府的话。不过对于被捕的七个请愿代表他却表示着大的尊敬，而且他非常不喜欢当时的总督赵尔丰。

二叔和三叔从日本留学回来不过一二年。他们的发辫是在日本时剪掉了的（我现在记不清楚是两个人的辫子都剪掉了，还只是其中一个剪掉辫子）。如今就戴了假的辫子，有好些人暗地在窃笑他们，骂他们是革命党。但是对于他们没有辫子的头，我却起了大的羡慕。

我的头脑后面垂着一根小小的硬辫子，用红头绳缠着，每天早晨要母亲或女佣来梳。我觉得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因此我很同情那些主张剪掉辫子的革命党。

十月十八日是祖母的生忌，家里人忙着祭祀。

下午就听说外面风声不大好。

五点钟光景父亲他们正在堂屋里磕头。忽然一个仆人进来报告：外面发生了兵变，好几个银行和当铺都被抢了。我们二伯父的公馆也遭了变兵的光顾。

后一个消息是不确实的，虽然二伯父的公馆离我们这里很近，但在当时谁也失掉了辨别力，况且二伯父一家又是北门一带的首富，很有被抢劫的可能。

于是堂屋里起了一个小骚动，众人就马上四散了。各人回到房屋里去想逃避的方法。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片刻。于是一屋里的人忙乱起来。

一个仆人帮忙着父亲把地板撬开一块，从立柜里取出十几封银元放在地板下面。后来他们又放了好几封银元在后花园的井里。

又有人忙着搬梯子来把几口红皮箱放到屋顶楼板上去，那里是藏东西的地方。

同时母亲叫人雇了几乘轿子，把我们弟兄姐妹送到外祖母家里去。大哥陪着父亲留在家里。

我和母亲坐在一乘轿子里面。母亲抱着我。我不时偷偷拉起轿帘看外面的情形。

街上有些人在跑，好几乘轿子迎面撞过来。没有看见一个变兵。

晚上我们都拥挤在外祖母房里，大家都不说话。

外面起了枪声，半个天空都染红了。一个年青的舅父在窗下对我们说话。这些话都是很可怕的。

外祖母闭着眼睛念佛。

后来附近一带突然起了闹声。好像那个和这里只隔两三家的赵公馆被变兵攻打进去了。

闹声，哭声，枪声，物件撞击声……响成了一片。

外祖母逼迫着母亲逃走，母亲不肯。大家争论了片刻，母亲就领着我们到了后面天井里。外祖母一定不肯走，她说她念佛吃素多年了，菩萨会保佑她的。

天黑红的。几株枯树上有乌鸦在叫。枪声也听得很清楚。

母亲发出了几声绝望的叫喊。她还关心到外祖母，关心到父亲。

舅父给我们搬了梯子来。垣墙并不高，一个女佣先爬到墙外去，然后母亲，三哥，我都爬过去了。接着我的两个姐姐也爬了过去。

墙外是一个菜园，我们在菜畦里伏了好些时候，简直顾不到寒冷了。

后来我们看见没有什么动静，才爬起来在那个管菜园的老太婆的茅棚里坐了一夜。

那个老太婆亲切地招待我们，还给我们弄热茶来喝，使我们不感到一点儿不方便。

母亲一晚上担心着家里的情形。第二天上午外面比较平静了，她就带着我一个人先回家去，父亲和大哥惊喜地迎接我们。我们没有一点损伤。

父亲告诉我们：昨晚半夜里果然有十几个变兵撬了大门进来。家里已经有了准备。十几个堂勇端起火药枪在二门外的天井里排列着，又加上三叔的二个镖客（三叔刚在南充做了知县回来）。变兵看见这里人多，便不敢动手，只说来借点路费。父亲叫人拿了一封银元出来送给他们，他们就走了。只损失了这一百元。以后再也没有变兵来纠缠了。

这一晚上在家里就只有父亲和大哥照料着。叔父和婶娘们都避开了。仿佛祖父也到了别处去。

第二天十九日是母亲和我的生日，但这时候我们已经忘掉了这事情。

从此我们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地板下面的银元自然取了出来。井里的却不知给谁拿去了，父亲叫泥水匠来淘了两次井，都没有用。

赵尔丰被革命党抓住杀头的消息使龙先生非常高兴，同时在我们的家里生出种种不同的影响。在以后许多天里我们都听见人们在谈论赵尔丰怎样被杀头的事情。

共和革命是成功了。

二叔三叔头上的假辫子取了下来。再没有人嘲笑他们的秃头了。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仆人姜福（他不知从哪里刚学会了一点剪发的手艺），找了一把剪发的刀子，把我和三哥的小辫子剪掉。我们觉得非常快活。

接着我们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仆人中有一二个不肯剪的，却不留心在街上给警察强迫剪去了。

变动是很多的。

我们家里开始做新的国旗。照例是父亲管这些事情。他拿一大块白洋布摊在方桌上面，先用一个极大的碗，把墨汁涂了碗口，印了一个大圆形在布上，然后用一个杯子在大圆形周围印了十八个小圈。在大圆形里面写了一个汉字，十八个小圈是代表当时的十八剩我对于做国旗的事情也感到一点兴味。但是不久中华民国成立，我们家里又收起了它，另外做了五色旗。

祖父因了革命感到大的悲哀。父亲没有表示过什么意见。

二叔断送了他的四品的官。三叔却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大概因为他是个诗人的缘故罢。祖父也是个诗人。父亲和二叔却不大做诗。

至于我们这一辈，虽然大半都是小孩子，但对于满清政府的灭亡，却没有一个会觉得不快活的。

满清倒了。我们依旧在龙先生的教导下面读书。但不久大哥就进了中学。

这些时候我在家里的生活过得很愉快，但是两年半以后，母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死在民国三年七月的一个夜里。

母亲病了二十多天。她在病中是十分苦痛的。一直到最后的一天她还有着知觉，但是人已经不能够动弹了。

我和三哥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每次我走到病床前去看她，她总要流眼泪。

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母亲最爱我，然而我丝毫不能够安慰她。

母亲十分关心她的儿女。在她临死前五天叫大哥到一个姨母处去借了一对金手镯来，她嫌样子不好，过了两天她又叫大哥拿去还了，另外在二伯母那里去借了一副来。这是为大哥将来订婚用的。她在那种痛苦的病痛中还想这些事情。

我和三哥都没有看见母亲死。那晚上因为母亲的病加重，父亲很早就叫女佣照料我们睡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棺材已经进门了。

我眼里含着泪，心里想着我是母亲最爱的孩子。

棺材放在签押房里。闭殓的时候，别人手里执着红绫预备放下去。许多人围着棺材哭喊。我呆呆地望着母亲的没有血色的脸。我恨不能把以后数十年的眼光都用来在这时候饱看她。

红绫终于放了下去，掩盖了棺材，漆匠再用木钉把它钉牢。几个人就抬了棺盖压上去。

二姐和三姐不肯走开，她们伤心地哭着，把头在棺材上面撞。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听见两个姐姐在签押房里面哀哀地哭着。我不能够闭上眼睛。我的眼泪也淌了出来。我怜悯我的两个姐姐。我也怜悯我自己。

早晨我也会被她们的哭声惊醒。我就在床上含了眼泪祷告着母亲保佑我的两个姐姐。

白天我常常望着签押房里灵帷前的母亲的画像。我心里疑惑地想着这时候母亲在什么地方。

家祭的一夜我们三弟兄匍匐地跪在灵前蒲团上，听着一个表哥诵读父亲替我们做好的一篇祭文。

“……吾母竟弃不孝等而长逝矣……不孝等今竟为无母之人矣……”。

那诵读的声音是很滑稽的，我虽然还是一个孩子，却也不想笑。我细嚼着这两句话的滋味。我的眼泪滴在蒲团上了。

这以后的第二天灵柩就抬了出去，先寄殡在城外一个寺院里面，后来安葬在磨盘山。父亲在一个坟墓里做了两个洞穴。左边的一个是留给他自己用的。三年后他果然就进了那个洞穴。

灵柩抬出去以后，家里的一切就恢复了原状。母亲房里的陈设和母亲在时并没有两样，只多了壁上的一张母亲的放大的半身照像。

常常我走进父亲房间，看不见母亲，仿佛以为她是在后房里，便温和地叫了一声“妈”。过后才猛省着我的母亲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我如今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和有着母亲的堂兄弟们比较起来，我深深地感到了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

也许是为了填补这个缺陷的缘故罢。父亲后来就为我们讨了一个更年青的母亲来。

这个新母亲待我们也很好。但是她却不能够医好我的心上的那个伤痕。她不能够给我像那个死去的母亲所给我的那么多。我也不能够像爱那个母亲那样地爱她。

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这只因为两个以前本来是彼此不了解的陌生的人。

母亲死后四个多月光景二姐也跟着死了。

二姐患的是所谓“女儿痨”的玻我们回到成都不久她就患了玻有一次她几乎死掉，还是靠着“四圣祠医院”的一个英国女医生来救活了的。

因了医好二姐的病，母亲特别叫人买了刀叉做了西餐请了四圣祠医院的几个“洋太太”到我们家里来玩。这是我们第一次和西洋人接触。她们会说中国话，曾经拉着我问了好些事情。我并不惧怕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