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德早已对类似的这些文件内容司空见怪。他所在的00处关心的只是背景情况。这些情况，包括最新发明的毒药或武器的情况，处里只对他们三个人或许会有某些益处。全情报局只有他们三人的职责包括暗杀，也就是说他们随时可能接受命令去杀人。
邦德重新翻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送来的那份文件。“每个报务员的细微动作都会影响其发报风格，这种风格必然被他那独具特点的‘发报手’显示出来。这只‘发报手’，或者说发报信息的个人风格，很容易被那些接受过收报训练的人所识别，也可以被非常敏感的机械装置所辨别。例如，1943年，美国监听局依据这一理论追踪到一个设在智利的敌方情报站。这个情报站由一个代号叫‘彼德罗’的德国青年负责。智利警方包围了这个情报站，但是‘彼德罗’逃脱了。一年后，监听专家们准确地发现了一座非法电台的位置，并且可以辨认出发报者仍是‘彼德罗’。为了掩盖他的‘发报手’，他改成左手发报。不过即使这样，他仍没有奏效，他还是被捕获了。”
“北约组织监听研究机构近来正在试验一种‘扰频器’。这种‘扰频器’可以装在发报者的手腕上，精巧地干扰对手部肌肉加以控制的神经中枢。不过。。”
正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邦德的办公桌上安着三部电话。黑色的是外线电话，绿色的是通往总部各部门的公务电话，红色的则是通往局长和参谋长办公室的专线。沉寂的房间里响起的正是红色电话那熟悉的鸣叫声。
通话的是参谋长。
“你可以马上来一趟吗？”听筒里传来参谋长亲切的话音。
“局长有事？”邦德问了一句。
“不错。”
“能不能先给我透点线索？”
“或许是想念你了，想立刻见见你。”
“好的，我就来。”邦德答应了一声，搁下听筒。
他穿好上装，告诉秘书他要去局长那里，不必等他。说完他走出了办公室，沿着走廊朝电梯走去。
等电梯的时候，他想到以前也曾有过这样的事情：在一个无所事事的日子，红色电话突然打破了沉寂，把他带离这个世界，投入另外一个世界中去。
这次自己是为了局长“想念你了”而去的，也许局长见过自己后，又要有一次送行宴会了。去开罗？新加坡？还是南美？嗨，管他的。他耸了耸肩膀。
星期一！也许真能得到他所期望的一切。
电梯在他面前停下。“到十层，”他边说边走了进去。
第二章 非凡的事迹
第二章 非凡的事迹
十层是这幢大楼的最高一层。大部分房间都被通讯部门占据着。房顶平台上耸立着三座天线塔，天线塔下有一台全英国功率最大的无线电发报机。
大楼门厅里有一块醒目的青铜铭牌，提示出本幢大楼有哪些用户。“无线电检测股份有限公司”这个伪称掩盖了楼顶平台上三座天线塔的真实意义。另外还有：“环球出口公司”，“迪拉利·布劳斯股份有限公司（1940）”，“综合公司”和“问讯处（E·特威宁小姐，帝国荣誉军官）”。
特威宁小姐倒是确有其人。四十年前，她干着和现在的劳埃丽娅·波恩松贝小姐一样的工作。眼下她退休了，坐在底层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从事着零零碎碎的工作，比如撕贴通知、帮房客上税、客客气气地打发走推销员和那些想要出口货物或者是修理电器的人等等。十层楼上通常是寂静无声的。
邦德出了电梯就拐向左手边，沿着铺着地毯的走廊朝局长的办公室走去。那办公室的门上也蒙着绿色的粗呢。
他没有敲门，径直推开了那扇绿色的门，顺着门廊走进了倒数第二间屋子。
局长的私人秘书莫妮潘妮小姐正在打字。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冲他淡淡一笑。他们俩相处得不错，她知道邦德欣赏她的长相。她今天的打份与邦德自己的秘书一样，只不过她的衬衣是蓝色条纹而已。“穿新衣服，潘妮？”
她笑出声来，说道，“劳埃丽娅和我光顾了同一家商店。我们俩抽鉴决定颜色，最后我抽中了我现在身上的这件蓝色条纹的。”有人轻轻咳了一声，和邦德年龄相仿的参谋长走了出来。他那张苍白、疲惫的脸上挂着一丝略带调侃意味的笑意。
“别闲扯了，局长在等你。完事以后一起吃午饭怎么样？”“好的。”
邦德答应了一声，转身走进莫妮潘妮小姐旁边的房间，并带上了门。莫妮潘妮小姐抬头瞥了一眼参谋长，他摇了一下头。“我看不会是公事，潘妮，”
参谋长说，“也许局长心血来潮就把他叫来了。”他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忙他的工作去了。邦德推门进屋时，局长正坐在大办公桌前点烟斗。他挥动燃着的火柴，含含糊糊地向一侧的椅子指了指。邦德走过去坐了下来。
局长深深吸了一口烟，然后透过烟雾直直地盯着邦德约半分钟，随后把火柴盒丢在面前铺着红色皮革的桌子上。
“请假出去玩得痛快吧？”他突然问道。
“是的，谢谢您，局长阁下。”
“被太阳晒黑的皮肤还没有褪色，我看得出来，”局长脸上一幅不以为然的神色。他并非真的舍不得给邦德准假，他的不满来自一切领袖人物共有的清教徒和苦行僧精神。
“是这样，局长，”邦德模棱两可地回答着，“只是因为靠近赤道的关系，气候太热了。”
“嗯，”局长哼了一声，又说；“是热，不过这次休养还是值得的。”
局长冷冰冰地鼓起眼睛，“但愿你的黑皮肤早点褪色，皮肤黝黑的人在英国总是令人生疑的。他们要么是闲来荡去无所事事，要么就是在太阳灯底下烤黑的。”他朝一边抖了一下烟斗，甩开了这个话题。
打量了邦德一阵后，局长把烟斗放回口中，心不在焉地吸着。烟斗早已灭了，他又伸出手去拿火柴，慢条斯理地把它重新点燃。
“看起来，我们总算能要得到那批金子了。海牙法庭还有一些非议，不过阿森艾姆是个出色的律师。”
“很好，”邦德应了一声。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局长凝神注视着自己的烟斗。洞开的窗户外面隐隐传来远处伦敦城中车辆的喧嚣声。一只鸽子拍打着翅膀落在窗棂上，不一会儿又振翅飞走了。
邦德极力想从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看出点儿端倪来。他非常熟悉这张面孔，并且对它忠心耿耿。然而那一双灰色的眼睛平静无澜，每逢焦虑紧张便会青筋暴起的太阳穴也只是微微起伏，看不出任何迹象。
忽然，邦德察觉出局长似有难言之隐。他象是不知道该打哪儿说起。邦德想帮这位情报局首领摆脱困境。他挪了一下身子，目光从局长身上移开，打量着自己的手，懒洋洋地抠着指甲。
局长抬起眼睛，清了清嗓子。
“你现在都在负责一些什么工作？有特殊的吗，詹姆斯？”局长不动声色地问道。
“詹姆斯”。这样称呼邦德可是非同寻常的。通常，局长召见他时都是先说话，不叫名字。只有在必要时，才用他的身份编号——007，或者直呼7号。象今天这样叫他的教名还是第一次。
“还不是处理文件，履行日常事务，练习射击课程。”邦德恳切地回答，“你想让我办什么事吗，先生？”
“老实说是这么回事，”局长冲邦德皱了皱眉头，“不过，这件事的确和情报局无关，几乎就等于是桩私事。考虑再三，只有你能够帮我一把。”
“那当然，先生。有事尽管吩咐好了，我尽力而为。”邦德显得十分兴奋。
坚冰终于摧毁，邦德感到一阵轻松。也许是老人家的某一位亲戚遇上了麻烦事，而他又不乐意请苏格兰警察帮忙。讹诈？有可能。要么就是毒品。他很高兴局长会选中他来料理这桩事情。对他来说，这是一项莫大的荣誉。而在局长这一方，他从来都是对政府财产和私人财产之间的区别和界限一丝不苟的。为了一桩私事动用邦德，在他看来和偷窃政府的钱财毫无两样。这或许就是他颇费踌躇，难于开口的原因吧。“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的。”局长的嗓子有些沙哑，“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的，外出一个晚上就足够了。”他停顿了一下，“呃，你听到过有关雨果·德拉克斯爵士这个人的传闻吗？”
“听说过。”局长提到的这个名字使邦德大吃一惊，“差不多每一家报纸都报导些关于他的事情。《星期日快报》正在连载他的生平。好象此人来头不小呢。”
“我知道，”局长简短地说了一句，“告诉我你从报上看到的那些事实。
我很想听听你对他的看法与见解，为我了解此人作参考。”有好一会儿，邦德凝视着窗外，设法理清自己的思绪。局长不爱听杂乱无章的谈话。他最讨厌对方拐弯抹角，哼哼哈哈。他喜欢干脆，一语道的之谈，容不得含糊其词，让他听起来费脑筋。
“是这样的，先生。”邦德终于开口说话了，“这个人首先是位民族英雄，公众一致仰慕他。我觉得他的地位与杰克·霍布斯或戈登·理查兹不相上下。人们是真心地喜爱他，觉得他是个超人。他的外貌十分平平，脸上布满战争留下的伤痕，嘴有些大，甚至有些故作姿态。不过谈到他对国家的贡献时，那又当别论了。如果你想一下他正在掏自己的腰包为国家做的事远远超出了任何一届政府的能力范围，你可能会觉得，就是让他当首相也不过分。”
邦德看见那双冷冰冰的眼睛象是蒙上了一层寒霜，但是他成心不想加以理会。他要痛快淋漓地表达出对德拉克斯成就的羡慕。“总而言之，先生，”
他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看起来这些年来，正是一个四十刚出头的人使我们这个国家免遭战祸。对于他，我有着和大多数人相同的感受。不过，至今为止仍然没有人能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这对大众来说深为遗憾，可我觉得毫不奇怪。虽然他终日寻欢作乐，但看上去倒有点象是孤孤单单。”
局长干巴巴地笑了笑，“你所说的这一切就象是从《星期日快报》上照搬下来的。他无疑是位非凡的人物，不过，他有哪些非凡的业绩，你可能比我知道得更多，不妨都道来我听听。
“好的，先生。不过报上的事实很难站住脚。”他又一次望着窗外，集中精力，理清思路，然后转过身来望着局长。“1944年冬天，德国人从阿尔丹尼突围时，留下了大批游击小分队和破坏小组，并给他们起了个可怕的名字——狼人，让他们大肆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这些狼人擅长伪装，精通各种敌后潜伏的技巧，甚至在我们的部队和盟军攻克阿尔丹尼、横渡莱茵河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中的某些人仍然在活动。有的潜入各地，有的加入联军服役，在野战医院里担任救护工作或充当司机。这些人暗地干了不少坏事，比如暗杀受伤的官兵并消尸灭迹等等。
“在他们的显赫战迹中有一件奇功，就是炸毁了盟军的一个后方联络指挥部。这类指挥部的正式名称是‘增援部队协调部’，是混合单位，由盟军各国的成员组成：美国的信号兵，英国的救护车驾驶员等等，共同组成这个流动单位。‘狼人’们本来打算炸掉食堂，不过爆炸时战地医院也跟着一起遭了殃。死伤一百余人，辨认死伤者的身份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其中就有德拉克斯，他的半边脸被炸飞了。他完全丧失记忆达一年之久。人们到最后还是弄不清楚他究竟是谁，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一共有二十五个身份无法验证的死伤者，我们和美国人都辨认不出来。他们或是肢体不全，或是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明材料。一年以后，当人们在盟军的情报机关的旧档案中查到一个名叫雨果·德拉克斯的无亲无戚的人——一位战前在利物浦码头工作过的孤儿——时，他脸上流露出某种关切之情。此外，名单上的照片和身体特征也或多或少地与他受伤前的情形相吻。从那时起，他的病情开始好转，并开始提到过去记忆中的一些简单事情。医生们很为他骄傲。后来，战时委员会找到了一位曾和这个‘雨果·德拉克斯’在同一突击队里服过役的人，他赶到医院，证实了那个病人就是德拉克斯。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后来报界的宣传也没有引出另一个德拉克斯来。于是1945年底，他终于以这个名字复员，得了一笔复员费，并且终身享受残废军人津贴。”
“不过他还是说不知自己是谁，”局长打断他的话，“他是‘长剑’俱乐部的会员，我时常和他一起玩牌，饭后同他聊天。他说有时他会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感’。常常去利物浦，极力想回忆起他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