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盛宴- 第219部分

　　　　这些理论性的东西，叶家和方家不可能不懂。其实，这也可能和个人的兴趣和能力有关系。反正不管怎么说，叶家和方家这些年在经济方面人才济济，但是在政治上的人才却少的可怜。

　　　　叶家的人脉在南粤、上海两地。叶家老大叶浩然现任红叶集团的董事长，总部在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叶家老二叶孟然现为政治局委员，在南粤省任书。记，这也是叶家暂时还能跻身于一流大家族的唯一支柱。

　　　　自己这次去南粤阳城，其实还是因为叶孟然的提议。现在很多人手里拎着刀子，正磨刀霍霍。叶家也不能不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正式发出了邀请，请赵家人进入南粤压阵。

　　　　而方家现在的情况也不必叶家好到哪里。方素馨的大哥方文山现任能源部部长，没有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方素馨的侄女方玉珠现在济海省任组织部部长，已经算的上是方家第三代最能拿得出手的人物。

　　　　现在赵家是够强势，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话是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的。

　　　　第三代中，大哥生了三个儿子，赵国栋、赵国梁、赵国基，也就只有大哥的那个儿子赵国栋算是在军界混出了点名堂。

　　　　二哥的三个儿子国富、国强、国刚，哥仨里面就只有赵国强现在混了个副厅级，还是在中央部委里面混日子，含金量要不下面的副市长市长低很多。

　　　　赵国梁和赵国基那哥俩一个做了大学教授，一个却成了画家，在赵家这样的政治家庭，说起来简直算得上是个奇迹。

　　　　但他们这哥俩还算是好的，国富和国刚那哥俩可就另类的很了，一个自甘堕落，靠着赵家的名头整天混吃骗喝成了捐客。

　　　　提起来简直丢死人，所谓的“捐客”，也称“居间人”“牵线人”。在销售、物流、货代、人事、咨询、投资、证券、商铺等行业中都有这样的从业人员。

　　　　这些人本来应该是一名优秀的机械工程师、计算机专家、冶金工程师、建筑师、或化工专家等，但他们凭着专业所学到的百分之一的知识，奋不顾身投入到捐客的行列，因为暴利只有捐客有机会得到，只要跑得勤，嘴巴会吹、会骗，就能轻松得到几倍于勤恳老实工作的人。

　　　　而另一个则捣鼓了一家娱乐公司，成天和一些戏子、演员混迹一处，弄得乌烟瘴气，让人提起来就气不打一处来。

　　　　而自己的那个宝贝儿子赵国豪，现在还在上研究生，就已经和赵国刚那小子厮混在一起，每天都和个小演员打得火热，真是让自己的颜面尽失。

　　　　现在女儿又找了这么一个绣花枕头，这不是在打自己的脸么？

　　　　这小子模样倒长得不错，可这一副维诺的样子，可怎么能让人放心把女儿交到他的手上？

　　　　他这个县长也不知道是怎么干上的，难不成还真像素馨说的那样，是靠了静静的关系？

　　　　就在赵振邦大失所望，人不住就要站起来骂娘的时候，刘洋终于开口说话了。

　　　　“伯父，您这个问题牵连到了现行的国家政策，我只是一个小县长，实在是难于回答。不过，您既然已经这么问了，我也只能从我个人的理解程度，以后生晚辈的身份，在这个家里试着来说一说……”

　　　　这小子什么意思？

　　　　什么从个人角度，什么以后生晚辈的身份，还只是在家里说一说？你小子不就是说你估妄说之，我们姑妄听之，对不对的别当回事儿？

　　　　你想说什么？这么急慌着把退路先找好了？这是打定了主意出门不认账是不是？

　　　　不过，这小子能够这么说，证明他还不是个榆木疙瘩……呵呵，敢在这个家里面，当着老大的面这么说话的人还真没有呢。

　　　　就连一些省的书。记、省长，进了这个门能保持这么镇定的也是少数，这小子有这份胆色，就已经算得上是难能可贵。

　　　　“刚才伯父说的这些问题的确是事实存在的，要想搞好农业，就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而要想搞清楚自己的问题，就应该先了解别人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国外农业的成功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米国模式，以米国、加、澳等发达国家为代表，走的是规模化的路子。对于这种规模化的农业，国内一直有二种观点：主张借鉴的和反对借鉴的都有之。”

　　　　“那些主张搞‘土地流转’、‘合作社’的，包括过去的‘人民公社’，其实都是因为看见了米国农业规模的好处后，想在国内仿效。而反对借鉴的则认为我国地少人多，国情不适合大规模机械化。其实，这二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是没有真正了解‘米国模式’的实质的必然结果……”

　　　　“……所以，比较中米两国农业的不同，关键不在技术、设备、规模而在生产方式。所以，我们农业的出路不在机械化、规模化、科技化，而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上面。前面提到的主张和反对‘借鉴’米国模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二种观点都只注重米国模式的‘规模’表像，而未发现米国模式的内在核心其实是——工业化的生产方式。”

　　　　“第二是东瀛模式。这是一种小农模式，以日、韩、台国家或地区等地方为代表。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的人口密集，耕地少。尤其东瀛岛国，1。3亿人口才6300万亩耕地，人均才半亩，连我们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可是，2007年该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就已经是548万日元，高于其全国平均水平403。8万日元。是我们农村人口人均收入的100多倍！（以上数据来自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2007年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搜看看，别说我是崇洋媚外。）

　　　　说到这里，刘洋抬眼看了看神情不变的赵振中，深吸了一口气说道：“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该国的农业不仅和我们一样也是小农模式，甚至它们的农村生产关系也与我们一样，土地为‘农民个体私有制’。”

　　　　“那为什么该国的农民会比居民富，我们的农民就比居民穷得多呢？这需要我们从深层去找原因。东瀛岛国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它们在农业上并没有搞资本主义。主要标志是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并没有掌握在少数地主资本家手里，而是掌握在劳动者（也就是农民）手里。所以该国的农业生产关系与工业不同，不是‘资本家私有制’而是‘劳动者私有制’，这其实正是马克思倡导的公有制的一种形式。”

　　　　“另一方面，该国的农业生产，尤其是农产品的经营完全是有组织的，只是这种组织完全是自发的、民间的。正是这二点，导致了两国农民的收入不同……”

　　　　刘洋刚说到这里，赵振中就插言道：“你的意思，人家是自发的、民间的组织，所以能做成大事，而咱们是国家主导的，所以就不行是不是？”

　　　　一边说着，他眼睛里面的神情变得更加凌厉，一双虽然老迈，但却有神的眼珠一眨不眨的看着刘洋。

　　　　只不过，事实的结果让他失望了。刘洋依然还是那么的从容，那么的淡定，这个结果，让赵振中都不由得暗暗怀疑，这小家伙的心脏是不是别人的大了一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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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七章　高谈阔论

　　　　其实，他在这个时候插言，主要目的还不是因为刘阳说了什么“自发的、民间的”这个原因，触动了国内农业模式的根本问题，而是存心搅局。

　　　　人在说话的时候，如果说的顺利，这个和人的大脑就会一直沿着这个模式思考下去，说出来的话也会越来越流利，条理越清晰。

　　　　但是，如果在说的正顺畅的时候，突然被人打断的话，这个人的思维就会陷入停顿，再接着说的时候，一般就会和原来说的话搭不上界，或者说是似是而非。

　　　　更何况，打断刘洋说话的人还是他这么一尊大神。这小子要是还能够说的顺溜，那可真是个奇迹。

　　　　他哪知道，刘洋原本上学的时候就是学的社会管理专业，这个专业涉及的知识面相当的广泛，社会的、政治的、金融的等等方面，刘洋均有涉猎。

　　　　再加上他到了湖陵县之后，面对着这样一个土地肥沃的农业高产贫困县，这些问题更是不知道琢磨了多少次了。

　　　　为什么湖陵县的农业高产不增收？为什么农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等等等等，刘洋一直都在思考。

　　　　要想把湖陵县的经济搞起来，不注重农业发展是绝对不行的。

　　　　今天赵振中询问的这个问题，恰好就是刘洋这段时间都在思索、探讨，渐至于成型的东西。只是现在湖陵县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他只是停留在预想当中，还没有实施罢了。

　　　　今天就算是赵振中不问，只要是机会合适，刘洋自己都会像这位大伯请教的。赵振中主动问起来，实在是骚到了刘洋的痒处，你现在不让他说都不行。

　　　　“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你先听我说完……”刘洋这个时候好像已经我那个机了赵振中的身份似得，语气稍微一顿，又接着说道：“第三，是以色列模式的特点，实际就是高科技农业模式，以新加坡、香港、以色列为代表。几乎没什么耕地的以色列，靠科技种地的，因为成本高，所以要靠补贴生存，算是“补贴模式”。对我国实在没什么借鉴意义，这里我就不说了。

　　　　“我重点要说的，我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着一些错误，而又基于这些错误的认识，导致我们出台了一系列错误的农业政策，延误了我们农业的发展。并且，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得到纠正……”

　　　　一个小县长，居然就敢当着大哥的面批评国家政策有错误？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听到这里，就连赵振邦都不由得为这小子捏了一把汗。

　　　　心说你小子够胆啊，你这不光是在批评现一届的领导班子，只怕连我们家老爷子在位时候都扫进去了。

　　　　无怪他一开始就强调说这是长辈和后辈之间的闲聊呢，原来这小子早就知道，他自己说的话太过骇人！

　　　　为了提醒他口下“留情”，赵振邦起身，拿起了水壶，居然给刘洋倒了一杯水放在了面前的茶几上面。

　　　　可谁知道，这小子居然说迷症了，根本就刹不住车。

　　　　“谢谢！”刘洋伸手虚挡了一下，任凭赵振邦把茶杯放在面前，口中的声音不停，继续说道：“六十多年来，我国农业的生产关系经历了多次反复：农村最重要地生产资料——土地，从封建地主所有，转变为农民所有，然后又转变为国家（人民公社）所有，现在又回到农民集体手中（家庭联产承包）。而我国农业的发展，正是随着生产关系的这些‘反复’而‘反复’的。但是，无论如何千变万化，有一个事实一直没变：土地只有掌握在农民手中的时候，农业才会发展，反之亦然……”

　　　　“问题是，马克思早就充分阐述了私有制的腐朽和万恶，预言其一定会被公有制代替，可为什么在我们的实践中，‘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反而不如‘私有制的联产承包’？是马克思错了，还是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错了？”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对马克思倡导的‘公有制’一直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我们以为只有‘全民所有’才是公有制，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不把‘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看成是马克思的公有制。甚至‘联产承包’明明是通过改变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我们却误以为是通过调整分配方案解放了生产力……”

　　　　“除此之外，我们还出了哪些问题呢？”刘洋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连赵振邦给他使眼色都没有看到。

　　　　“一、我们的农业目前还是‘计划经济’的，但是却自以为是‘市场经济’了。充其量，我们的农业模式只能算得上是‘有计划的小农经济模式’。因为我国农业从根本上说是计划经济的，但生产方式是小农式的。问题是，我们至今不承认这个事实，导致我们出台的大多数政策不符合农业的实际。”

　　　　“众所周知，一个行业是否市场化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而且缺一不可：一是生产资料必须能够自由交易。比如，工厂的设备甚至工厂都应该能自由买卖；二是产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国家还必须打击垄断市场价格的行为；三是生产者生产什么，应该由生产者决定，而不是由国家计划决定。”

　　　　“可是，我国农业的实际情况却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耕地’是不能自由交易的；最主要的农产品（粮食）是国家定价的；国家严厉执行‘以粮为纲’的基本国策，70％以上的农田被国家指定为‘粮食主产区’只能种植粮食，甚至连玉米都不让种。连上海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