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66-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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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6-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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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一次'1910年'见到新来的教授就对他有很深的印象,他是个不修边幅的年轻人'31岁',他的裤子太短,手里拿着一张名片似的小纸片。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上面写着他讲课的要点。他没说上几句就牢牢地抓住了我们的心。他鼓励我们在听课的时候向他提问。课间休息时,他常常像老朋友那样挽着同学们的胳膊和他们讨论问题。我们每周都要聚一次,从晚上八点到十点,由学生们提供讨论的题目。结束的时候他就会说,“谁想去泰拉斯咖啡馆?”于是我们就去咖啡馆继续高谈阔论。有一次,我们在那儿一直聊到关门。当我们离开咖啡馆的时候,爱因斯坦说,“有没有人想跟我一起回家?今天早上,我收到'马克斯?'普兰克的文章,那里面肯定有个错误。”进了他的房间,他就把普兰克的小册子拿给我们,“看你们能不能在我煮咖啡的时候找到那个错误。”当他看我们没能找到时,就告诉我们那个错误在哪里,还说,“我们给他写信时不要说他的文章里有错误。他的答案是正确的,但是验证有问题。我们只需告诉他应该如何进行正确的验证。重要的是内容,而不是数学运算。你可以用数学来验证任何东西。”    
    阿道夫?菲什,爱因斯坦的学生    
    他对所有的人都用同样的语气说话,不论是大学的主要负责人、食品杂货商,还是实验室里的清洁女工。    
    海曼?利维,爱因斯坦的学生,后来成为数学教授。    
    1912年到1914年期间,我在哥廷根学习,当时那地方是个了不起的科研活动中心。我记得爱因斯坦来哥廷根做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他说他要把变化看成是带根本性的规律,他的基本概念将是一种叫作空间…时间的概念,即空间和时间的特殊结合。他的观点使那些在场的工程学教授们大惊失色。对他们来说,现实就是机器中的轮子,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而这个演讲者却在玩弄一些抽象的术语,抽象得令人摸不着头脑。有一位教授愤怒地离开了会场,我听到他说,“完全是一派胡言。”他的话确实反映了大多数工程界学者的态度。其他的人则认为演讲者不过是个聪明的数学家,从数学家嘴里什么样的古怪想法都可以听到!    
    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林德曼。在1911年的索尔维研讨会上,林德曼是沃尔瑟?能斯脱的秘书。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了温斯顿?丘吉尔的科学顾问。    
    爱因斯坦已经发表了许多杰出的论文,'但是'没有一条理论实际上被验证过,人们倾向于将他的理论看成了不起的杰作而不是对科学知识的可靠的无可辩驳的贡献。但是,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观察者都能清楚地看到他在当代十二位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中的突出地位。我清楚地记得M?德布罗意'索尔维研讨会秘书长,物理学家路易?德布罗意的哥哥'在谈到出席该研讨会的科学家们'包括亨德里克?洛伦茨、欧内斯特?拉瑟福德、保罗?兰格文、玛丽?居里、卡默林?奥内斯、詹姆斯?琼斯、琼?佩林'时,把爱因斯坦和普安卡雷单独分为一类。爱因斯坦还是个年轻人'32岁',看上去格外单纯、友好、朴实无华。我当时只是个年青的大学生,但他很愿意和像我这样的人讨论物理学方面的问题。不论他后来得到了多少足以使任何人晕头转向的奉承和赞扬,他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本色。    
    罗曼?罗兰,法国作家、和平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因斯坦在瑞士的沃韦和他长谈过一次。此后,罗兰于1915年9月6日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以下这段文字。    
    爱因斯坦的法语说得结结巴巴,间或夹杂着德语。他是个非常活跃、非常爱笑的人。他常常情不自禁地拿最严肃的思想开点儿风趣的玩笑。谈到他生活的德国,爱因斯坦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坦率。要是换了另一个人,他很可能在过去那可怕的一年里饱受孤独的煎熬,可是他却在笑。他发现,在战争年代里他也能写出最重要的科学论文。我问他有没有对他的德国朋友说过或讨论过自己的想法。他说没有。他只是像帕拉图那样向他们提问,向他们的妄自尊大发起挑战。他说,这样做是不讨人喜欢的。'罗兰的结论是'在普遍的奴颜婢膝中,他是少数几个能够保持精神自由的人之一。    
    伊尔丝?罗森塔尔…施耐德,大学生,有时和爱因斯坦一起乘电车从柏林大学回各自的家。    
    他一有机会就和我开玩笑。他知道我喜欢读康德的书,于是他就把康德的直觉比作皇帝的衣服。有一次,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辩论康德的某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我们提到了不同哲学流派的康德信徒们对这些问题所作的各种各样截然不同的解释。在讲德语的国家里,差不多每一所大学都有一个流派,有的大学还同时拥有几个不同的流派。爱因斯坦是这样表达他的观点的:“康德好比是一条有着很多里程碑的公路。于是所有的小狗都跑了过来,每只小狗都爬到其中的一块里程碑上拉屎撒尿,这就是它们的贡献。”我假装愤愤不平:”这算什么比较!”爱因斯坦大笑起来:“可是你的康德仍旧是个里程碑啊,那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I?I?拉比,美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物理学家    
    我听过他1921年在城市学院所作的四次演讲中的一次。担任翻译的是莫里斯?科恩。就在我即将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时,伟大的爱因斯坦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次他谈的是当代物理学,特别是量子理论。作为演讲者,他是清晰明了的典范,而且富有幽默感。他给人一种在政治上非常天真幼稚、在科学问题上又非常固执的印象。不过我不认为他真的如此天真,他是个非常高明非常复杂的人。他只是看上去比较单纯,因为他直截了当地深入问题的本质。如果你没有接受这种从本质上探讨问题的方式,你就会觉得他太单纯。他无疑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在所有杰出的科学家中,他无疑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上,他的影响永远不会消失。他不喜欢愚蠢的人,但是他并不嫌弃他们。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2)

    费利克斯?埃伦哈夫特,维也纳大学实验物理系主任。1921年,爱因斯坦应邀去维也纳作公开演讲。当他被告知演讲被安排在一个巨大的会议厅里,估计将有三千人前来出席时,他感到很不安。他要埃伦哈夫特陪他一起去,还要他坐在自己身边。埃伦哈夫特同意了。    
    爱因斯坦来维也纳时就住在我家,他带了两件外套、两条裤子、两件白衬衫,可是只带了一个白领子。当我太太问他有没有把什么东西忘在家里了,他说“没有”。可是她在他的行李中找不到拖鞋,也找不到盥洗用品。于是她为他提供了所有这些东西,包括那不可缺少的领子。可是第二天早上当她在客厅里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光着脚呢。她问他是否需要拖鞋,他说,“不需要。它们是没有用的累赘。”他穿的裤子皱得一塌糊涂,于是我太太就把他的第二条裤子熨平了,整整齐齐地放在那里,希望他在演讲时穿得整洁点。第二天,当他走上演讲台的时候,她惊恐地发现,他还是穿着那条没有熨过的裤子。    
    赫迪?博恩,剧作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马克斯?博恩的妻子    
    当我在他身患重病的时候去看他时,他说:“我觉得自己是众生中的一员,我一点儿也不担心个人在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    
    雅诺什?普莱施,爱因斯坦的医生。他将自己的书《心脏和血管的生理学和病理学》献给爱因斯坦。    
    我走遍天下也找不到像他这样好的病人。爱因斯坦很听话,他信赖医生,对医生怀着感激之情。有次他解释说,他意识到,“对于人体这样复杂的装置,我们那些原始的思想肯定是不适用的。唯一合适的态度是耐心和接受现实,再加上一点幽默,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自己的存在。”不论我要他做什么,他都十分乐意地照着我的指示去做。与此同时,他注意自己病情的变化,并仔细观察我对他的治疗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他能够在被大多数人视为绝对悲剧的情况中看到有趣的一面,我指的并不是那些只对别人来说是绝对悲剧的情况。即使在他自己感到不幸的时候,他也能笑。他认为人生是如此短暂,不值得为不顺心的事浪费时间,因为有太多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如果你对他重复同样的笑话,他不会打断你,他会耐心地听你说,然后和你一起笑。他喜欢说话风趣的人,他对自己的俏皮话像孩子一样洋洋自得,不过他有时也会脱口说出一句辛辣的嘲讽。他肯定不是一个拘谨的人。虽然他像大多数善于思考的人一样拒绝纯粹的脏话,但是如果话里有真正的风趣和智慧,他是不会拒绝的。    
    爱因斯坦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任何痛苦和悲伤的场面都会激起他渴望帮助别人的欲望。他会把自己有限的余钱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L?L?怀特,英国科学哲学协会前任会长    
    爱因斯坦给我写了一封特别令人愉快的信,他说,“我从我的朋友埃米尔?路德维格那儿听说我们两人有同样的爱好。我一向喜欢和兴趣相同的人交谈。请给我打电话,到我家来坐坐。别担心弗罗?爱因斯坦'埃尔莎'。她只是在保护我。”    
    在我第一次和爱因斯坦交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开始我感到非常紧张和害羞,我们谈了大约二十分钟后,一位女佣走进来,端来一大碗汤。我想这大概是暗示我应该离开了。可是当那个女孩走出房间的时候,爱因斯坦悄悄对我说,“这是个小花招。如果我厌倦了和某个人的谈话,我就不会在女佣进来时把这碗汤推开,那姑娘就会把客人领走,这样一来我就自由了。”爱因斯坦把那碗汤推开了,我很高兴,甚至有点儿受宠若惊的感觉,在后来的谈话中,我就觉得自在多了。当我看到像爱因斯坦这样享有国际声誉的伟人也会成为反犹主义的攻击目标时,我感到非常难过。我觉得他留在柏林大学是非常危险的。我和柏林大学的一些资深人物讨论过这件事,他们说,在当时(1928年…1929年),爱因斯坦肯定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已是德国反犹主义者的头号目标,因此,他的处境一定很不好。    
    富尔顿?奥斯勒,作家。三十年代初,爱因斯坦的美国朋友,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安排让富尔顿?奥斯勒在爱因斯坦访问美国期间采访他。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事后不久,爱因斯坦给奥斯勒发了份电报,不同意让他发表那次访谈。电报中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奥斯勒猜想,爱因斯坦可能改变了他对希特勒和犹太人处境的看法。奥斯勒在爱因斯坦逝世九年后,即1964年,在一本名为《梦想者》的书里发表了那次访谈。    
    奥斯勒:我住在纽约市,那儿有三百万犹太人。他们对希特勒、他对犹太人的态度以及德国犹太人的命运都非常关心。您知道在德国人们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希望能告诉纽约的犹太人那里可能会发生什么。    
    爱因斯坦:我认为不会发生什么大事情。时世艰难的时候往往是这样的,少数族群的感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非洲也是这样。你在这里'加利福尼亚'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菲律宾人和墨西哥人身上。在艰难的日子里,在人们情绪激动、对危险感到恐惧的时候,很容易煽起这种对少数族群的仇恨。希特勒是个非常普通的人,他充其量不过是有条三寸不烂之舌而已——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他只有在人群中煽动情绪的本事。他是乌合之众的头目。他是个煽风点火的家伙。    
    奥斯勒:您想把他比作墨索里尼吗?    
    爱因斯坦:不。墨索里尼比他聪明,墨索里尼对如何组织他的人民有自己的想法。    
    奥斯勒:您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希特勒为什么要反对犹太人?    
    爱因斯坦:不。我无法解释。他在利用人们的偏见。据称这和种族有关。可是你知道,德国人是个高度混杂的民族,种族区分根本就不存在。关于种族的说法是十分荒唐的,但是人们相信这一套,而且有人编造出一套种族理论来证明这类偏见是有道理的。    
    奥斯勒:您是否知道,德国皇帝把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归咎于银行家和其他国家对德国的偏见?    
    爱因斯坦: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不过他是个非常愚蠢的人。皇帝不一定有聪明的头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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