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防毒面罩已经成了例行公事，而不是救命的必需。我知道，用不了几分钟，就有人会宣布一切安全。我在想每次发出“毒气”警报的是不是同一个家伙，他不停地叫“毒气”，是不是只为了寻乐打趣儿。
敌方士兵正在转移到飞行指挥塔里去。这时他们的两名指挥官开始争执起来，他们指着对方的脸，示意对方是敌军，即我们的部队。我敢肯定其中有一个打算与我们作殊死搏斗，然后英勇牺牲。而另一个却不想负隅顽抗，也不想不明不白地死去。他们俩开始扭打起来，一旁的士兵立即上前拉开了他们。
我请示允许我开枪射击。指挥塔里的敌军是最完美的目标。塔上的窗户全都已经被炸飞，那些士兵都直挺挺地站在里面。我知道自己可以直接击中其中一个人的脑袋，约翰尼已经给出了射击需要的准确信息，并且他认为我可以连续射中两个人：一个是那个想继续作战的指挥官，另一个是他手下的一名少尉。他认为只要我除掉了那个指挥官，塔里的其他敌军都会投降，并且那个指挥官手下的其他人都会投降，有可能还是基地里的整个防守部队。
这时无线电通信设备里传来F连上尉的声音，不许开枪，塞拉探戈一号――信号中断。不允许开枪射击――信号中断。如果他们身边的同伙――信号中断――被子弹射中头部――信号中断――他们不会投降，收到请回答。
我回答说，收到，收到。其实我想说，操你的，长官，收到。
我知道上尉的反对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是你坐在那座塔里，而你身边的人脑袋上突然被射出一个鲜血淋漓的大洞，而这个伤口正好会成为你把背包里投降的白旗和劝降的宣传手册扔掉的动力。
但我不得不认为，某些指挥官，而且还是连级指挥官，他们并不想让我们参与作战。因为他们明白，两个手执着两支全世界最厉害的步枪，并且带有几百发子弹的狙击手，将迅速给敌人造成严重的、毁灭性的灾难，使整个基地的敌人在短时间内投降。可上尉们需要打仗，他们肯定知道，一旦让我们上场，他们露脸的机会就会微乎其微。他们和我们一样急切地盼望着能与敌人干上一仗。同样，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不想发生战争。但战争已经开始，所以当你是一名上尉，指挥着一整连的人马，但是两名狙击手却想轻轻松松地发射几枪解决问题，结束一天的战斗，你当然要对他们说不。因为你是个上尉，手里掌握着一个步兵连的兵力，你需要在自己的《军事生涯史》里写上辉煌的一笔。
两个工兵在飞机场东边的铁丝网上炸开了两个缺口。石油燃烧的烟雾越来越浓，虽然还只是下午五点，天空却如午夜般的漆黑。步兵攻击连冲进了飞机场。我们在一旁观战，看着那些普通士兵像骡子一样向前移动，看着空中的浓烟，听着通信设备里传来的被干扰的信号。越来越多的
火箭与炮弹朝步兵部队飞去，那声音听上去好像是几个普通士兵互相射中了对方，好像是一个火力小组绕进了一座建筑物的角落里，朝自己的同伴开了枪。因为烟雾太浓，他们看不清楚，无法听出正在向前移动的是他们自己排里的人。又有人喊出了“毒气”警报，我们再次戴上防毒面罩，不过我们根本不相信有什么毒气的攻击。
离我们最近的铁丝网边出现了一个排的伊拉克士兵。他们正摇晃着白色毛巾，冲我们的人微笑。那里没有人来接受他们的投降。这些士兵便自己冲出了铁丝网，好像是一群足球流氓从一场足球比赛的现场冲出来。可这些男人身后没有足球比赛，也没有他们想要寻找的东西。所以他们坐下来，在沙子里尽情地舒展。似乎战争已经结束，他们现在正在度假。
好几个小时都没有人与我和约翰尼联系。进攻空军基地的行动继续进行着。冲出铁丝网投降的那一排伊拉克士兵还在那儿。有些人在悠闲地抽着烟，吃着罐头食品。因为我为自己被遗忘、被忽视而感到十分生气，非常沮丧，所以我对约翰尼说我想开枪射死其中一个。我用了半个小时让步枪瞄准镜上的十字瞄准线从一颗脑袋跳到另一颗脑袋，冲着那些伊拉克士兵大喊：乒，乒，你他妈是个死了的伊拉克佬。
然后，我们从电波里听到撤退的命令。迫击炮部队已经被召集来增援其他部队。又过了几个小时，进攻结束了。我从头到尾都只是个观众。
我们营里和排里的其他人在当晚十点抵达了安全的飞机场。油井大火的火势已经减小，能见度提高。我们的夜视设备也派不上用场了。指挥官们已经聪明地认识到，看不清东西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是无法进行战斗的，或者他们会找错作战的对象，和自己的人打起来。而且这种事发生得已经够多的了。我们在自己人和敌军不时发起的炮火袭击中睡着了。夜里又传来了更多的“毒气”警报。第一次传来警报时，真正令人刺激的事儿发生了。当时，科蒂斯那个狙击小组正在他们的
悍马汽车里玩扑克牌。科蒂斯找不着自己的防毒面罩，于是他从车里跳起来，绕着圈来回奔跑，尖叫着说他就要死了。我们让他别再跑下去，并且停止尖叫，尤其是不要乱吸气，那样他就可以和别人共用一个面罩，直到大家找到他自己的面罩为止。最后，迪克森抓住了他，硬是把自己的防毒面罩戴在了科蒂斯脸上。不这样做是没法让科蒂斯安静下来的。威尔蒂找到了科蒂斯的面罩，面罩掉到了车厢里，就在科蒂斯玩扑克时坐的位置前面。也许科蒂斯已经做了好些天的噩梦，在梦游的时候把防毒面罩戴了又取，取了又戴。所以突然被吵醒时，被最近的这一次“毒气”警报给吓了一大跳，被搞得不知所措。他曾多次在训练以及站岗时都睡着过，所以没道理他不会把战争也睡过去。
整个晚上一直传来“毒气”警报。因为我们找不到更好的事儿做，所以我们只好不断地戴上并取下防毒面罩。
虽然我们已经打败了敌人，或是准许他们成群结队地前来投降，可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科威特城。指挥官们认为攻打这座城市的战斗将是漫长而残酷的。长时间的巷战会造成数千名士兵伤亡，导致亲人们巨大的悲痛，让美国国内无数的女人沦为寡妇与悲伤的母亲。
在飞机场宿营的第二天早上，我和约翰尼便坐着悍马汽车被派到一个掩体里。我们的位置是在飞机场（以及营里其他人）以北20公里的一个纵向狭隘地带里，在布尔甘油田往西10公里处。在我们南边10公里处部署着另一个狙击小组。我们的任务是召集火力攻击我们所在区域的敌军装甲或步兵部队，并且利用合适的机会狙击敌军的长官。我们花了整整一天才收到全战区频率。从电波里，我们听到锅盖头们和陆军部队的士兵们正在其他不同的地区同敌人展开小规模作战。大多数交战要么发生在装甲部队之间，要么就是空军对装甲部队，或是我军的炮兵和轰炸机向偶尔还在顽固抵抗的敌军步兵部队投下了炸弹。我和约翰尼讨论是什么让那些
伊拉克士兵继续战斗下去。最后两人都认为也许他们同样具备了让我们继续战斗下去的一切事物――自豪、英勇、愚蠢、恐惧。我们俩闲聊了一整天，听着无线电通信设备里传来的各处战斗打响的消息，观察着美军部队越过沙漠里几小时前还掌握在伊拉克军队手中的大片区域。我们想战争快要结束了，我们坐在那里，看着，听着。当我们偶尔停顿下来，四周一片安静时，我没觉得自己是一个勇敢、自豪又愚蠢的男人。我只是个幸运的男人。还是个男孩儿的时候就出现在战争里，接受过足够的训练可以让自己超越战斗，有足够的判断力可以让自己置身于战争之外。因为这是一场需要我去作战的战争，而不是一场我要打赢或是打败的战争。我知道胜利的果实不会掉到我跟前来，在战场上，对于奋力战斗的士兵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奖励可言――胜利只会在首都华盛顿、利雅得、休斯顿、曼哈顿、纽约125号南大街（south of 125th Street）以及科威特城这样的地方开花结果。
而战士得到的只是一点点纪念品――奖章、勋表、军功章、晋级、战斗津贴、免税、到空降学校学习的委派令――这些全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和油烟的价值差不多。
我和约翰尼听着电波里嗡嗡叫着的关于战争的声讯，直到我们的电池全被耗尽为止。
我们本应该在第二天早上坐着悍马汽车离开，可车子根本就没来。七点钟的时候，我们开始徒步前往应该是营部新设的指挥所的地方。我们为护送组没有来接我们而感到费解。就在我们确认营部里已经发生了一场血腥屠杀时，敌军的一个坦克班出现在地平线上。我们跪在沙子里，对方向北缓慢移动着。此时除了静观其变，我们什么也不敢做。
我想象出一种可能出现的恐怖场面――当我们在空旷的沙漠上轮流睡觉或站岗时，敌军投降部队倒戈，对我们的部队实施了残忍的屠杀。等我和约翰尼赶回去时，看到的将只是大面积的死亡，而我们俩就成了一千号人的军营里仅仅幸存的两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现在还有谁能够高举着营里的战旗？约翰尼露出害怕的神情。几个晚上前，当我们在沙丘上爬行，准备与那些朝我们发射
火箭的敌人交战时，他也露出过同样的表情。
他对我说：“斯沃夫，我可不喜欢这样。我从没有错过来接我的车子，邓恩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他一定会跑出来，用他那瘦骨嶙峋的肩膀把我们扛回去。”
“也许他们把地图和指南针交给了科蒂斯。”
“就算是科蒂斯也能够找到咱们，快到了，把枪上好膛，准备战斗。咱们倒要看看到底是他妈怎么一回事。”
约翰尼组装好他的M203榴弹发射器，我准备好M16步枪，我们都用背带把狙击步枪牢牢地系在身上。
我们采用作战前进模式向假设的营部所在地的坐标方位进发。两个人只用手势进行交流――停止，向右看，减速，加速，向右移动，向左移动，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们又一次处在枪口之下，又一次失去了后援。就像两只柔弱的、没有价值的山雀在狂风中抖动着翅膀，独自飘荡在这片宽广的、黑暗的大地上。我想象着营里的场景，想象所有的战友肯定已经死去，或者还在垂死挣扎之中。我想象着我和约翰尼即将得到的模糊称号，我们将是最后举起军旗的人：海军陆战队第七远征旅第二营的人全都牺牲了。把这个噩耗报告给指挥官吧。发生了如此暴行后，我们的部队将被解散，海军陆战队队员们将被禁止提起我们这个全是幽灵的第二营。
我们用了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走完到营部宿营地最后的200米距离。十点钟时，他们应该已经在赶赴下一场战役的途中，或至少已经打了行装，准备转移。但我们在巡逻的途中没有碰到他们。我们再也不会遇见他们了。我们俩把背包和狙击步枪扔到沙丘底下，趴在地上往沙丘顶上爬。在我眼前的只有沙子与天空，还有油田大火的烟雾。但比我几周前看到的烟雾显得更蓝一些。沙子暖暖地粘在我身上。约翰尼突然停下，在榴弹发射器的后膛里上了一颗手榴弹。我准备结束这次巡逻。我的手指还放在扳机上，汗水流下来，淌在了扳机上面。
只差一步就可以爬到沙丘顶上了。这时我们听见了音乐和欢呼声。约翰尼认为这肯定是个骗局，是个精心设计的圈套。我们接着慢慢地往上爬，心里面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好要搞个突袭，或是亲眼目睹一场大洗劫后的惨象。我们爬到沙丘顶上，看到了这样的场面：海军陆战队第七远征旅第二营后勤保障连的人表现得就像是已经获得了自由。士兵们赤身裸体躺在睡垫上，沐浴在穿过灰色的烟雾射进来的阳光之中。大家的武器、背包和制服全都散落在营地周围。有两个人在互投着橄榄球。有人正在兴致勃勃地玩着扑克，临时牌桌周围站满了下赌注的人，每打完一圈后，输了钱的人都会不甘心地大声嚷嚷。营地旁边的金属栏杆上还挂着两个防毒面罩，刚好正对着我和约翰尼――啊，多么像恐怖却又神秘的死人头骨！
我和约翰尼坐在沙丘顶上，看着连里生龙活虎的战友们。就在两天前、两小时前、两分钟前，他们已经在我们疯狂危险的幻想中死去了。我们俩都没法动弹，因为我们的双腿牢牢地定在下面，好像上面压着千斤的重量。我们必须继续进行最后一点战争――我们知道这样的喧闹意味着什么。知道为什么马丁内斯军士长正在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