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路过山上，那里也有小屋子、小妇人。可是她们不常笑，至少对我们是这样，男人们都好奇地看着我们，年轻的人又在喊着那四个可恨的字。后面跟着那四个乘黄包车的警察，马夫高高地坐在前面。上山的时候，马辛苦地拖着车，而下山的时候，马夫就要下车防止车子向下直冲。
于是我们望到使馆的房子了，在红砖头砌成的围墙上部，高高耸起一座洋房，这就是使馆房屋的主要部分。在我看来，这房子倒很像监狱。因为在围墙的开门的地方，有铁栅栏门，铁条的顶部还是尖的，像防人攻打的牢门一样森严。
一个警察从黄包车上跳下，替我们把铁门拉开，铁门已经很锈了，好像一座坟墓的门，早已没有人用也没有人照管了。被警察拉开的时候，铁门“叽叽格格”地发着声音。于是马夫牵着马进门，走上了曲曲折折的小路，那是通到使馆前面小山的。
多么凄凉的一个地方啊！战争发生的时候，前任大使逃了，现在院里各处都长满了荒草，几乎和我身材一样高，就更使这地方像监狱了。如果我们走下马车，走一段路的话，就不难在杂草中找到风雨侵蚀的石块。我们就这样乘在车上一面察看着每件东西，一面计划着如何修理。
我最喜欢花园、花草、树木和那些到这来做窠的小鸟，所以我在想象当我们把这园子重新整理好以后，这将是怎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在贴近围墙的里面，大门的左边，有许多小屋是给随员、秘书和他们的家属住的，从这些小屋的门口到使馆大门口全是一片杂草，把道路都遮没了；但我仍旧想象着当园丁把这里整理过后，这将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大门的前面是一块大草坪，那或许是一个花园，中央有一棵松树，松树的周围种满了各色的花。如果把草坪周围小路上的杂草除去，那么这地方又会恢复成以前那样的仙境了。
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脑子里充满着各种计划，那都是在园里的时候一边走一边讨论的种种设想。这种讨论都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当我们看到一处地方值得讨论而开始讨论的时候，已走到了另一个地方，发现另外一些需要讨论的东西。所以第一次参观的结果只是各处看看，闻了些气味，讨论了一些没有结论的计划。
我们打开屋子的门（前任大使逃走的时候并没有把门锁好），一股霉气立刻向我们扑来。这是一种难闻的气味，潮湿而霉烂。我们走进屋里，依次到每一个房间里去看看。这使馆以前曾是一个很华丽的地方，以后或许仍会成为一个华丽的地方。最先是一个大厅，充满着霉烂的气味。旧衣服满地放着，鞋子东一只西一只地躺在地上，桌子、椅子都翻倒了。这光景说明日本人已到这里来过，捉不到人，就把怒气发泄在这留下的东西上。
各种东西上都堆满了灰尘，屏风上，凳架上，到处都是。地板上的灰尘中留着细微的鼠爪的影子，但是没有人足的影子，除了我们自己留下的。真是一个宽大的场所，这是一幢豪华的二层建筑物，这是为太后派往外国的使者而建造的。
有一个房间中有吃剩的饭菜。残羹留在碟子中，小茶罐中留着黑色的茶叶残渣，杯中也留着这种可怕的黑渣，霉烂的剩余物看了令人作呕，可见当时中国人逃得很仓促。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颓废而令人沮丧的东西，就像这未修复的中国的使馆。这地方就像那闻名的少年皇帝的最后的防线——禁宫的一部分，当基督教的军队和他们开战时，他就急急地离去了，以致连早点也留下了。这些东西留在那里发了霉，一直到今天。甚至那些饼干包也是如此，对这些包着的饼干，当宣战令到达时，它似乎正在做一次难得的餐点。
别的房间中的东西都被毁坏了，褥子也被丢得凌乱不堪，潮湿、霉烂和污秽……各处都是杂乱无章，整个世界似乎在与扰乱这些地方的老鼠轻快的足音和那些害怕自己不能及时逃出者惊慌的呼声共鸣。再走下去，另外可见三个小房间位于这复杂的建筑物的后部，这些也是给那些公使馆里的人住的。
这样看来，我们似乎有一件重要的工作要做了，我们必须从头做起，把这些房间收拾干净。这也是一种象征的意思，因为太后曾布置给父亲许多类似的工作：把在日本的中国房子整理出来，重新在两国间建立起诚信，对于那时时萦绕在他耳边的四个可厌的字——“辫子，光头”，当然也须有一番表示。
从帝国饭店到中国使馆的旅程中，还有一件事我忘记说了：当我们走近皇宫时向里面张望了一下，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它远不及中国的禁宫，虽然它似乎也是模仿中国宫殿的式样而造的。不但不壮丽，而且色彩也显得单调无味。红色，这是在中国建筑上到处可见的，这里却完全没有。
看起来好像那位建筑师只匆匆地到中国最宏伟的建筑物那边去看了一看，没有十分留意，更没有任何记录，接着回到日本把所见的记下来，也许在模仿之外更掺杂了些其他传统的观念。然而在大体上，他已得到了不少那些传统的观念，因为他的工作正是要显出日本皇帝威严的神态，不过这种表现出来的神态在这里就像肩上披了一件借来的外套一般很不协调。然而这种模仿的方法却带来了严肃。我还记得老师告诉过我关于中国的一个支族航海迷路而成为现在日本人的祖宗的故事，现在看来似乎很合理，因为日本的建筑师必须要仿效中国的式样——他们真正的发源地，所不同的只是这一族生活得更严密罢了，些微颜色的和谐，建筑的技艺，正表示他们的历史还不很长。
我们就这样有了一个开始，父亲决定一直继续做下去。他微笑着决定，将他自己的屋宇整理好，将中国的屋宇整理好，用两国的友谊来弥补一切裂痕，为他自己和中国树立起友谊的旗帜来。至于以后如何，那就要看父亲怎样作为了。
礼仪之邦语言隔膜的笑话（1）
我们在帝国饭店暂住两星期，等候使馆装修工作的完成。我们差遣了一大批日本的木工在那宏伟的建筑物中工作，希望两星期后就能搬进去。
父亲必须一一造访日本的官员和其他外国的使者，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不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仅有的一个能翻译的翻译官又给他带了去。这样，给我们与外界沟通造成了许多可怕的隔膜，我们不能说那里通行的语言。在帝国饭店的两星期真好像没有尽头的黑夜一般。
在那时候，只有极少数的日本人能够说英语，然而在今天，每一个人至少都在尝试用各种不确切的问题去麻烦侨民，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借此练习英语，并不是故意让人讨厌。现在，日本人普遍地使用英语反倒使侨民们讨厌起来，然而那时候要这样该多么好呢。我们那时的生活实在是太沉闷无味了。日本旅馆中的侍从们不懂英语，虽然当我们和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也能点头或摇头，但是他们却连最最简单的字，如“来”、“去”、“这儿”等等都不明白，我们在这里就好像俘虏一样的不自由。
父亲天天出去，回来时便给我们讲述他所经历的事。有时我们也到使馆那儿去看看工程进行得怎样了。其中有一次探望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我们要把一个房间分隔开来，想叫一个日本的木匠依照我们的意思去做，便叫一个我们认为有能力的翻译官同他讲。
下面就是翻译官同那木匠的谈话：
“格！格！”（这个！这个！）翻译官舞动着双臂在向那日本人做着各种表示，他说他已用手势做出了如何分隔那房间的样子，并且把所有我们叮嘱的话都告诉了他。我很惊异怎么这样一大堆的话用一个简单的日本字就可以交代清楚，因为不管我们对翻译官说什么，他总是用“格”字翻译给日本木匠听。
“格！格！”翻译官说。
“哈矣！哈矣！”（是！是！）那木匠回答着并谦恭地躬着腰，装出一副难看的笑脸。
“隔墙必须有这么高，”母亲说，“而且须和这儿交成直角。”
“格！格！”翻译官又同木匠说。
“哈矣！哈矣！”木匠回答着。
“各件事都说妥了，”翻译官对我们说，“墙立刻就要装好了！”
当我们第二次再去时，发现隔墙果然装好了，但并不像我们所叮嘱的高度，并且也没有交成直角，粗陋地放在那儿，更没有油漆过，而且还放错了房间！
回到旅店中，当我们向侍从们要冰水时，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做手势给他看，得到的只是深深的鞠躬，接着飞快地冲出去给我们捧了一些西瓜来。假使我们要西瓜，所得到的却是冰的茶或酒。我们要酒时，他们急急地为我们铺床，并且对我们白天要睡觉觉得很奇怪。我们令他们送饭来时，他们却送上了账单，以为我们要离开了。这两个星期现在想想真是有趣极了，然而那时我们却是有苦说不出。
此外，可笑的事还多着呢，这些都是父亲在依次拜访各长官后回家说起的，甚至到今天，我还能确切地说出一部分官员的姓名来。
比利时的使官叫做第•；安纳西，他是一个男爵，他的身材异乎寻常的矮，又是异乎寻常的胖，年纪已很老，他的妻子却很瘦很高，所以两人在一起的时候相形之下更觉有趣了。
英国大使欧纳斯托•；萨都男爵是个很高贵严肃的人，但是他有一种普通英国人所没有的幽默。后来我父亲和他成为很好的朋友。他还没有结婚。他生得又高又瘦，他的短髭盖住了一部分嘴唇，使他显得和平常人不同。他是一个大学问家，日本话说得像自己的国语一样流利，是一个标准的绅士。
哈孟先生是法国大使。他有一嘴粗硬的胡须，父亲常说他的样子像个屠夫。他很骄傲自己除了法语之外什么语言都不懂，并且他说即使他懂也不愿意讲。他的妻子是典型的法国南部胖女子，又黑又壮，她穿的衣服是属于粗俗的一类。我记得我那时候最喜欢看她，因为她的上身非常胖，而且在衣服上装饰满了花边。她的样子好像一个老式的针毡。他们有一个女儿叫做安娜丹，年纪大约十六岁，她是一个思想顽固的孩子，她的梦想是将来能嫁给一个有钱的男子，那些家财在百万以下的男子她是不加考虑的。
赫特洛夫公子是俄国大使。他是个漂亮而文雅的人，对我很好，我常常想念他。他有一个成年的儿子，长得比他还要漂亮。大使是一个语言学家，并且是女人心目中的美男子。俄国使馆是所有使馆中最豪华最舒适的一个。大使父子原是在世界最美丽的沙皇宫殿里长大的。
康托奥腓尼是意大利大使，又矮又胖，而且是秃顶，只在后脑勺有一撮头发。他尽量地用木梳把这些头发梳到前面来盖住他的秃顶，可他骗不过谁，连他自己也骗不过。
列斯保先生是巴西大使。他是中等身材，有一副不平凡的相貌。他能说漂亮的英语、法语和其他我所不懂的语言，据说是一个优秀的语言学家。列斯保夫人是她丈夫很恰当的配偶，她忠于她丈夫并为她丈夫的事业感到骄傲。她的打扮很适合一个大使夫人的身份。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已成年。两个女儿都长得很美，并且是语言学家兼音乐家。儿子也长得很端正，能跳极好的交际舞。
在西班牙大使馆里，我只记得卡瑟先生，他是大使的秘书，至于大使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他的容貌也因为时间长久而忘了。我特别记得卡瑟先生，因为他的女儿卡门是我极好的朋友。卡瑟先生后来还在北京做过巴西大使呢。
特弗来托先生是葡萄牙大使，后来也在北京做过大使，特弗来托太太是个绝顶漂亮的女子，她的服装总是巴黎最时兴的。她在交际场中是最受欢迎的人。
另外还有许多人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特别记得德国大使赫尔•；克契米托，因为我父亲第一次去拜访他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这是父亲回来后告诉我们的。我父亲总带着翻译，除非他能确知对方是懂得英语或法语的，不过这一回，德国大使说翻译不必要，因为他会说中国话。
礼仪之邦语言隔膜的笑话（2）
那位德国大使请我父亲进去，让座以后，立刻用十二分亲热的态度招呼我父亲道：
“我的想你喜欢止于日本一边，你的来或许是一块辛苦的旅行中国一边这边？”
我父亲惊奇地对他望着，不知怎样来打破这僵局。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