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王的随从已经吓糊涂了，怂恿庆王接受这条件，在德皇的宝座下卑贱地叩头。庆王年纪还轻，他望着他的顾问，希望能得到一个解决办法，顾问就说了这样的话（这是人家告诉父亲，父亲后来告诉我的）：
“中国统治者的王爷除了自己的皇帝外，对任何一国的皇帝都是不叩头的！我诚意地应了你们皇帝的要求而来谢罪，直到现在，我还是准备着谢罪，可是决不叩头！”
“德皇会把我们捉去杀掉的！”庆王的随员哀号着。
“由他好了！”那勇敢的顾问代替庆王答复道，“王爷不能叩头！”
报纸对这件事大肆渲染，世界各地都为庆王和德皇一样强硬而议论纷纷，庆王打电报给我父亲，征求他的意见，父亲的答复简短而坚决：
“不！这不是德国规矩，这是中国规矩。叩头是为你自己的皇帝，不是为别人！”
于是法国的新闻记者都聚集到我父亲的使馆里来，急切地要探访这件事。
“我向罗伯特呈递国书的时候有没有叩头？我们的代表到英国去，有没有向英王叩头？庆王宁可不完成使命而回中国去，可是他决不会叩头！”
“不管他叩头不叩头，”新闻记者们说，“我们要有一些记载。你能不能把你的秘书们请到这里来互相叩头。让我们来照一个相？”
父亲笑了笑：
“虽然是褊狭的中国人，可也不愿意这样地耍猴戏，让报纸作为趣闻登载，让大家惊异地看到一位中国大使对自己的秘书叩头。绝对不可以！”
虽然这样，这些新闻记者仍旧有充分的“记载”。巴黎新闻报纸的第一版上用大字登载着那些新闻记者们想象出来的资料。
父亲与我父亲的病
我们在义和团运动前后遭遇到的种种灾难和辛苦，造成我父亲健康失常，医生嘱咐他不可以再为他的职务操心，最好能出去旅行一个时期，一切事情都交给秘书。父亲身体变坏是必然的。在祖国，没有人了解他，却是接二连三地受到弹劾；北京的财产都被义和团抢尽了，亲戚朋友都遭了殃；人家对他的误解，完全由于他想改革中国，这在他看来正是中国当时最需要的。财产的损失对他的打击并不是最重的，不过他觉得他该赶快回中国去料理一下。当然，我们北京的七十三只箱子中藏着祖传的宝物，其中许多是跟着第一个满洲皇帝到中国来的，现在都被洗劫一空。
财产的损失对于他唯一的影响，不过是他死后没有东西可以供养他的家庭罢了，却不至于使他颓丧到这地步。
还有，在第一次义和团运动后，法国，或者说法国的一部分百姓，就对他十分仇视，并且对他进行过无数次的恐吓，他觉得这些都是为了效劳祖国才得的厄运，而祖国对他竟是那么无情地不理解。
医生催促着父亲，叫他改换装束，作一次全欧旅行。这对父亲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他一直是穿中式衣服的。但是他尽力把巴黎的一切事务安排妥当便出发到马德里去。这次旅行准备得那样仓促，所以当时的情形，在我记忆中只是像万花筒一般很快地一转，于是一切都变了：新鲜的面孔，陌生的语言。在每个城市里我们停留的时间极短促，因为这次没有公事在麻烦我们，而单是为了自己的游览。我们在马德里只住了六个星期。
当然，我们也有朋友来访，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很清静的。我曾要求父亲求见西班牙国王，但是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再替自己增加任何公事上的麻烦。
到罗马去的时候，我们稍稍改变了一下行程，因为著名的拳击家非维尔先生会为我施洗礼，引我们去见教皇，教皇赐给我父亲一个勋章。那时候的教皇是立俄十三。他拍着我的头，叫我将来要做一个伟大的女人。他是个伟大的人物，但并不是一个受神灵指使的先知！现在，我还保存着他赐给我父亲的勋章。
在罗马待了两星期后，我们又到意大利其他各处去玩，这样又用了两个月时间。离开了意大利我们又到德国，在柏林住了一个月。德国的中国大使是我父亲小时候的挚友，彼此都不愿意错过这个重叙旧情的机会。我相信在柏林这短短的一个月中，有关慈禧太后的谣传恐怕暂时被遗忘了。
离开了柏林，我们就到了圣彼得堡，对那里，我只有一个极淡薄的记忆了。
后来我们便回到了巴黎。父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旅行对他不见得有什么好处。但是这距离我们被召回国的时间已经不远了。父亲希望能在命令到达之前回到巴黎。
回到巴黎，召他回国的诏书已在等他了。
他的继任人孙宝琪大使来了，他不得不赶紧动身。
在离开巴黎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事，这件事我现在想起来多少有些激动，但在当时倒并没有什么印象。
那是我们姊妹俩和一位美国女子司克特莫在一家首饰店里。当然在巴黎的时候，我们姊妹都说法语，可是司克特莫小姐却说英语。她是著名的作家，最近才去世。当我们在讲价钱的时候，有三个女子进来站在我们旁边。当她们听到司克特莫小姐讲英语，就用英语招呼她：
“请你告诉我，这些小姑娘是什么人？”“她们”是指我们姊妹俩。“她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她们是中国驻法大使的女儿，”司克特莫小姐急急地说，“她们懂得法语和英语，你们要不要和她们认识一下？”
那几位女子很愿意。当我听到她们是伊丽莎白公主、某某公主和某某公主的时候，我相信我的眼睛瞪得非常大，当然这些都是大人物。
究竟这三人是怎样的伟大，我不知道。
可是现在，那时候的伊丽莎白公主已成了比利时的女皇了！可我却是在巴黎的首饰店里碰到她！
新大使已经来了，他对父亲非常仇视。使馆人员中有一部分，像秘书、翻译等要留在法国帮助他。他甚至于在父亲没有离开法国的时候就开始训诫他们了。我们的一等翻译把他训诫的要点告诉我父亲。这里就是孙宝琪的命令：
“我每一件事都要做得和裕庚相反，他是个叛徒！他要出卖中国，可是我要救中国！”
父亲为了要看到中国列入世界强国的地位，像这一类教训已受得不少了，所以对这位新大使的态度也并不在意。
“伊丽莎白（这是我的教名），”他说，“我们不久要回国了。到了中国，你的一切自由的行动都要被约束起来，而遵守中国的旧礼教。我必须到北京去料理我的事情，虽然我很愿意到华盛顿去，照向来的规定，我下一次的职务应该是在那里；但是我必须到中国去，除非我的健康能恢复，这看来希望很小，或许我永远不能再离开中国了！
“因为你的自由不久就要失去，所以我想，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有一次社交的集会。你自己设计一切，请你喜欢的人，照你自己的意思做，越华贵越好，因为我想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尽力了。”
母亲反对这件事，因为她说我年纪太轻，但是父亲很坚持。于是我就第一次踏进了社会，自己准备着每一样东西。回忆起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之一，虽然还笼罩了一些对父亲的疾病的忧虑。我从不相信他的预言，“永远不能再离开中国”。我很自信地等待着到华盛顿去，在那里父亲将担任中国的驻美大使，而且我可以在那里完成我的学业。这终于成为一个不能实现的梦。
于是我们离开了巴黎，带着许多美丽的记忆，夹杂着一些又苦又甜的感觉，至少是为着父亲。
我不知道，甚至于没有想到，当我们回到中国之后，生活就完全改变了，我做了太后的侍官，差不多有三年工夫。我的天地完全换了样子，我自己也得到了太后所赐的“公主”的称号。
在罗伯特总统接见瑞典国王奥斯加的时候，我们也被邀请了。我见到了瑞典国王，他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你是我所碰到的第一个中国姑娘！”
于是拉着我的手对我鞠躬，用法语说道：
“我向你致敬！”
这是一次盛大的接见，我特别记得那丝绒的绳子，那是用来阻止普通人混进来的。可是那些普通人尽可能地靠近我们，张大了嘴惊奇地看着我们。这不能怪他们，因为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盛大的典礼啊！所有的外国外交家都穿着他们自己国家的公服，差不多世界各国的外交家都参加了这个典礼。美丽的妇人穿着高贵的服装，装饰着发光的珠宝；公务员都穿着制服。整个情景美得无法描写。我特别记得一个澳大利亚公务员穿着的玫瑰色丝绒镶金边的制服，我觉得他很可爱，虽然我和他不相识，可是他竟变成我孩提时代所爱的人之一。
这一切都使我想起在武昌的时候，张之洞送给太后的一对钟上的小人，那些小人在打钟的时候出来，机械地跳着小步舞。
当那些机械化的小人的表演结束，帷幕落下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只留下那无用的装饰物。
父亲与我父亲与我（1）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在我们离开巴黎之前发生的。
一天早晨，我们的仆役长非常激动地进来说有一位中国先生要见我父亲。
“拿他的名片来！”父亲说。
“他没有名片，”仆役长回答，“他说他有极重要的事，一定要见你，只要占用你一分钟时间。”
我非常诧异，觉得这事有些神秘，但是等我知道真相时，那神秘的客人已经走了。不过我始终不知道父亲和他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父亲和那陌生人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不是在使馆的办公室里）只谈了几分钟，陌生人离开后，母亲和父亲就走进一间房里锁上了门，在里面讨论这件事。
“那是谁？”当我有机会和父亲说话的时候，我就问。
“他是慈禧太后通缉要带回中国严办的人，是全世界的人中太后最恨的一个人！是所有中国在外的大使都接到命令要捉的人，也是我从前的朋友：孙逸仙！要是他走进使馆办公室，只要经过几重门，我就有责任捉住他！但他是到我家里来的。我告诉他千万不要再来见我，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在别的地方见他。”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关于那神秘的客人孙逸仙在巴黎找我父亲的事。以前，在巴黎的四年中，我也不记得他和我父亲有什么接触。
在今天的新中国，孙逸仙的名字多么令人尊敬。父亲完全可以害了他，但是相反地却做了他的朋友。父亲也并不因此觉得对太后不忠。
我们在巴黎的使命已经完了，马上要回中国了。不过我得承认，我从没有真正地把中国当做家，因为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国，在外国受教育，是以四海为家的人。
我们终于回国了。对我和我的妹妹，整个世界都变了。
我已经在《清宫二年记》一书中描写了我的宫廷生活。我在那里驻留了大概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是在那里，太后赐了我“公主”的尊号，这尊号我一直保持到这一朝代灭亡。直到现在，这尊号对我仍旧是很有价值的，因为那是从太后笔下写出来的。
但我是怎样不服从她的呢？
当我进宫的时候，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当时中国姑娘在这样的年龄早已结婚了。我多么不愿意离开父亲，他猜想自己不会再康复了，而且他的猜想是正确的。他要求太后准他退休，太后没有答应，却给他六个月的假期休养，并且带走了他的两个女儿。这与他病体的恶化，不无关系。
“我为你担心，”父亲说过许多次，“因为你和其他中国女孩子不一样，你是个满洲人，而且被人家看做外国人。这些中国人都不会了解你。假使你和自己国里的人结婚，你一定不会满足。你将来总有一天要结婚的。我怕想起这件事，恐怕没有一个国内的人是你所满意的！”
但是对于我，前途并不黑暗。我虽然已经十八岁了，可是实际还是像从前在日本对自己小人国里的人物讲话的时候一样，对父亲的顾虑觉得好笑。
但是进了宫后，人家对我们是多么的不同了啊！以前的敌人，现在变成了谀媚的朋友。媒婆们不让我父亲有一刻安静，一天几次地来和我父亲谈，可是父亲的答复总是：
“不！”
“但是你不能永远守着你的女儿呀！”她们反驳着。
“我要让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