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伪科学种种 作者:马丁·加德纳- 第49部分

　　这种所谓“选择”，并不是有意地进行的，而是微妙地、不自觉地进行的。举一个例子，让我们假定在一间教室里对100名学生进行测验，以便决定对哪些学生要进行复验。按照一般几率，这些学生当中大约有50人的成绩在平均数以上，50人的成绩在平均数以下。试验者断定，成绩好的人最可能有超自然能力，所以把他们叫去做进一步的试验。在第二次试验中，成绩低的人再次被淘汰，成绩高的人继续进行试验。最后，剩下一个人，他的成绩在连续6次或7次试验中都超过平均数。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例，这种情况是不大会有的，但是鉴于刚才描绘的选择过程，这样的情况却是意料之中的。


　　一个能干的试验者自然不会象上面说的那样笨拙。这样举例不过是要说明选择的事是多么靠不住的。再举一个更好的例子，我们不妨设想全国有100位心理学教授读了莱因的著作，并决定分别对一个受试者进行试验。50位教授在分别进行的初试中没有发现超感官知觉，他们很可能感到沮丧而放弃试验，但是另外50位教授却受到鼓舞而继续试验下去。这50个人当中，更多的人在第二次试验以后又停止试验，而其余的人则将继续试验，因为他们试出了好的结果。最后，剩下了一位试验者，受试者在他面前连续作了6次或7次试验，获得了很好的成绩。不论试验者还是被试者都不关心里外99次试验的情况，因而双方都有一种强烈的错觉，以为超感官知觉是有作用的。出现这样情况的机缘本来是不大的。但是就全过程来说，这种机缘又是可能的（在爱尔兰抽彩获奖的机会甚至更少，但还是有人抽到了）。于是，试验者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寄给莱因，莱因在他的杂志上把它发表了，读者因而有了强烈的印象。


　　在这一点上，人们不免要问，“如果这位试验者继续在他的受试者身上试验下去，难道他不会失望吗？”回答是会的。不过，莱因又告诉我们，受试者在他们最初取得成功以后，他们的能力几乎总是明显地减退。此外，他写道，“……试验者一次成功之后，也可能会遭到失败。有这样的情况，一些研究工作者在一次或几次试验过程中，发现有超自然能力的证据，而在后来的试验中，即使在同样的试验条件下，也不会那么顺利。这种失败，……是由于丧失原先的好奇心和最初的热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清楚地表明超自然现象是非常难以捉摸的。”人们应该补充一句，从几率来考虑问题，失败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对个人的试验成绩碰巧好或不好时，莱因也有许多“脱身之计”，利用好的成绩来支持超感官知觉，而不是用另外的使它处于不利地位。比如受试者猜中的不是那张牌（称为“靶子”），而是猜了前一张牌。这种现象叫作“前移位”。或者，他可能猜了后一张纸牌，这叫作“后移位”。越感官知觉的这种移位，甚至可能发生在前两三张或后两三张牌上！很明显，如果这些情况都可以算数的话，那么射中其中之一的可能性就会高于平均数。但是，如果算上移位也没有射中，那可能要归因于受试者的精神状态不佳。他可能对测试有顾虑，或者感到厌烦，或是被来访者弄得心烦意乱、对试验者生气、有病、疲倦、对试验有怀疑、智力商数低、神经过敏、或是在闹情绪。甚至试验者本人，如果处于这些令人遗憾的任何一种状态时，也会由于不自觉的心灵感应而干扰受试者。这一切因素都被莱因分别用来作为解释试验结果不佳的原因。据他说，在掷骰子试验中。效果不佳甚至可能是由于一个人“讨厌”某一副骰子（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是在试验前还是在试验后表示他讨厌这副骰子的）。正如莱因所说，“最微妙的影响似乎都能干扰这些超自然能力的发挥。”


　　当然，如果效果好，谁也不会去找“微妙的影响”了。但是如果效果降低，那就要开始寻找原因了。这当然是不难找到的。如果效果继续不佳，试验就会停止。如果效果极差，那就被认为是负的超感官知觉形式，这叫做“避靶性”。本书在前面谈到魔杖的一章里报导过亨利·格罗斯接受莱因试验时的可怜成绩。但是，最近莱因透露说（见1952年3月23日《美国周刊》），亨利根本没有失败！莱因写道，“他只是不自觉地回避。”他还补充说，“仅仅出于巧合他不会有那么多的失误。”


　　“避靶性”甚至在挪骰子的试验中也可能发生。莱因写道．“在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中，转移目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一定条件下会有一种趋势，不仅避靶，而且有时会盯住靠近原来目标的靶子。我们不妨假定受试者想让骰子3点一面朝上。结果不对。但是仔细检查结果时，发现要的是4点的一面。4在某一方面靠近3，因为它是在3之后。同样，2也是靠近的，因为它是在3之前。或者掷出的是6点，这是受试者在前一次试验中想要的数字。这是一种“延迟作用”。自然，预知能力还可能使受试者掷出选作下次试验用的一个数字。有了这一套诀窍，谁还能失败呢？我自己就常常注意到，在芝加哥玩“26点游戏”时，骰子有一种令人发火的倾向，总是在你不希望出现的点子上掷出极高的比数。


　　很明显，除非把所有“移位”的结果都平均计入总结果中去，那就会得到一个失真的统计结果。如果把一次试验公布出来说明受试者“射中了靶子”，而把下一次试验公布出来说明受试者击中了不是所要求的另一个靶子，那就根本不能证明什么。把全部结果合在一起看，失误的数字就接近于成功的数字。下面的话有力地表明了这个道理：“这种脱靶的现象，把成功的比率降低到平均线以下，而如果象在不少实验中常发生的那样比率一直下降，总的负差就会达到不能归因于机遇的一点。”一个赌徒会说得更简单些。他会说，他的手气常常会连着好极了，可是中间常常又会连着糟透了。


　　下面是对一次超感官知觉纸牌试验的描述。“……当一个发牌人瞧纸牌时，移位既有前移也有后移，而当另一个人发牌时，就只有前移的；移一张牌还是移两张牌，这取决于试验的速度。”难怪莱因把超感官知觉说成是“难以置信地不可捉摸”，有一种“易变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因而成为一种“最变化无常的能力”。


　　在评价杜克大学的试验时，除了数据选择之外，还必须注意“记录误差”。近年来在另外几所大学所作的多次试验，还证明了这样一种情况：相信超感官知觉的人容易在记录中出错，而且错误总是对于超感官知觉有利的。例如，在斯坦福大学用1000张超感官知觉纸牌做了一次试验。叫牌是由一个强烈相信超感官知觉的人记录的。根据概率，应该猜对200张牌。最后的成绩表明猜对的有229张。但是，这个人并不知道对这次试验作了正确的记录。当核对记录时，发现有46次猜中是假的。这就把成绩降低到稍微低于概率的水平。当重复这一比验，而这个人知道在做记录时，就只发现了两次错误。


　　在莱因的全部研究工作中充满着记录错误的可能性。他的试验是在上百种极其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对试验条件的描述通常是很含糊的。很少明确说出谁在记录，怎样记录，或担任记录的人相信什么。只是到了后期，莱因才加强了控制，以防止这样的错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控制越严格，越感官知觉发现得就越少。他写道，“……煞费苦心的预防措施造成了损失。在这个领域里长期工作的试验者发现，由于试验搞得复杂、庞大和进行得缓慢，成功率受到了影响。各种预防措施本身往往使人精神不能集中。”


　　总而言之。煞费苦心的预防措施干扰了受试者的超自然能力。只有试验是在漫不经心的情况下进行，而且是在对超自然能力坚信不疑的试验者的监督之下进行，越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才能被发现。虽然莱因发现许多他认为具有高度超自然能力的受试者，但是却找不出一个受试者能够向其他大学的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们证明超感官知觉。当然他对这点也有解释，但是“正统的”心理学迟迟不承认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已得到证实，这难道不令人诧异吗？


　　关于莱因的掷骰子试验，克莱顿·劳森指出（见《斯卡尔恩论骰子》，1945年），要使一个转动着的骰子转到另一面（莱因说过，骰子的大小和重量不影响结果），必须有某种相当大的心灵运动推力。劳森写道，这样一种力量是很容易证明的，办法是在一个真空罐下放一只轻轻保持平衡的箭，受试者可以靠意念力使它旋转。如果说灵媒能够靠心灵运动举起沉重的桌子，那么灵媒肯定也能使这样一种简单的实验装置转动起来。劳森和斯卡尔思想知道，为什么莱因会忽略这样明显的试验，反而去搞掷骰子的试验。这种试验象猜纸牌试验一样，在易陷入统计错误和不自觉的选择这个陷井中去。②


　　还有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芝加哥人多年来喜欢在酒巴间和酒馆里玩“26点游戏”。从一个杯子里把10个骰手摇出来，玩骰子的人打赌，摇13次当中，某一个点子至少会出现26次。疲乏而厌倦的摇骰子姑娘，在每次摇出骰子记数时，显然井不关心摇出的是什么点子。赌钱的人则显然拼命要摇出打赌的点子。为什么年复一年这些记数单表明获胜人数的百分比恰恰是概律所允许的数字呢？人们本来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心灵运动会起很大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写道，有时不可能的事也有发生的可能；或者象查理·钱说的，“奇怪的事情偏偏就是容易发生的事情。”考虑到莱因已监督过几百万次猜纸牌和掷骰子试验，而已绝大多数试验没有采取防止记录错误的适当措施，如果他竟然没有遇上惊人的好手气，那才真是怪事呢。在一些早期的事例中，受试者甚至可能有意作假，因为他们往往是花钱请来的，而只有显示出超自然能力的受试者，才能再次受试（在一副用来试验超感官知觉的纸牌中，只要在3张牌上做点记号，比如用指甲在纸牌边上划一道印，就能使一个猜这副牌的受试者得到7以上的平均成绩）。由于把好手气作为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的证据来看，并且给偶然的和效果差的试验我出似乎合理的借口，莱因是否可能已成为一场自欺欺人的大骗局的受害者了呢？


　　超感官知觉的支持者们指责正统心理学家们忽视超自然现象，对这一指责的回答只能是：那不符合事实。人们已经作了很多认真的试验，结果都是否定的。举一个突出的例子，斯坦福大学的约翰·库弗教授，作了大量经过严格控制的试验。这些试验于1917年详细发表在一本600页的著作《心灵研究试验》中。最近，莱因和其他一些人把库弗的统计表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想找出前移位和后移位等。他们坚持超感官知觉就隐藏在这些数字之中。但是其他统计学家把这看作类似于培根—莎士比亚学者们想要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挖掘出奇妙的密码信息的过程。


　　尽管根据已有的证据远不足以作出结论，但是许多有才华、有声望的现代人物却已接受了超感官知觉。在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中，突出的有威廉·詹姆斯、亨利·小西克威奇、威廉·麦独孤、亨利·柏格森和汉斯·杜里舒。作家当中，可以举出柯南道尔、奥尔德斯·赫胥黎、③杰拉尔德·赫德（他的《祈祷文前言》一书探讨在祈祷中充分实现超感官知觉的作用）、朱尔斯·罗曼斯④、H。　G。　威尔斯、莫里斯·梅特林克、吉尔伯特·默里爵士、厄普顿·辛克莱、阿瑟·凯斯特勒和其他许多人。凯斯特勒在他最近出版的《洞察力与观点》一书中，说莱因的研究掀起了一场新的“哥白尼革命”。


　　听说精神分析学家方面有接受超感官知觉的强烈倾向⑤。这可能使许多人感到意外。弗洛伊德本人曾就这个题词写了几篇文章，指出借传心术作的梦通常会走样的，算命人可能偶尔获悉当事人内心的愿望；一个在睡榻上胡思乱想的病人，可能由于与精神分析家的心灵感应而产生思想混乱。荣格和斯特克是另两位承认传心术的著名精神分析家。一些当代的弗洛伊德学派的人，象纽约市的精神分析家南多尔。福多尔，要把精神分析学与彻底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结果是怪诞绝伦。福多尔1949年出版的《寻找所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本书讨论了一位母亲通过传心术对尚未出世的婴儿身心产生的影响，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