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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的大小官员，很多是两榜进士出身，祖秉圭是否是科场出身，查无凭据。但是毕竟和老一辈的满洲贵胄一刀一枪博得的功名不同，应该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祖秉圭也好，其他官员也好，就是对外洋国家的国情不感兴趣。那些行商们，虽然能操熟练的洋泾浜英语，和外洋大班的私交很好。人之常情谓之好奇，肯定了解了一肚皮欧洲国家的情形，可惜他们一不是知识分子，二没有功名地位，皇上那里，没有任何话语权。
这是非常脱节的一种情形：一方面对外贸易进行得热火朝天，过程繁复之极，中外之间沟通得非常好；另一方面，上至朝廷，下到海关监督和地方官员，对外洋诸国丝毫不感兴趣，因此对于欧洲的国情，基本上是无知无识。对外洋来船，除了以旗色加之区别外，向来视为一体；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是红毛远夷，不予细加区别。
再者，朝廷从来也没有把其他国家，置于和中国对等的地位：外洋船到港，仍然要搞这劳什子的丈量仪式，好像都还是来朝贡一样；瑞典国外洋船到，祖秉圭接见货真价实的“瑞典国王特命全权大使”，根本也是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他，好生让这满心要和中华帝国建立友好外交关系的国家失望。
雍正乾隆年间，广州民间和瑞典人的交往很多，既有和瑞典人交朋友的，也有生意往来十分密切的，在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证据。洋货行的行商对瑞典的认识应该已经比较清楚，签订合同的时候，明白地写作“（口）瑞国”。乾隆四年，坎贝尔帮广顺行的陈寿观把一些丝绸带到欧洲卖掉，再帮他买好呢绒布带回来，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GUB，SOKA，H22∶3C，第55页。可见双方互相信任，关系亲密；坎贝尔回去之后，就托其他的外洋船给陈寿观带礼物，包括几瓶洋酒和一箱葡萄牙鼻烟。美国詹姆士•；贝尔基金会图书馆，明尼阿波利斯（JFBL），查尔斯•；爱尔温档案，1740年2月10日，编号1740～31a。
民间交流这么多，但是官方对瑞典的情况，可谓一无所知。在瑞典船的故事发生将近一百年之后，中文典籍当中，才第一次出现关于瑞典的简单介绍。双目失明的通译谢清高，在朋友的帮助下写了一本《海录》，里面有关于瑞典的语焉不详的几段话，这本书写作的年代大概在一八二零年。可惜的是，瑞典船的故事中，祖秉圭没有这番心思，而对欧洲各国比如瑞典已经有了相当了解的行商们，也没有能够留下片言只语，否则，我们今天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语焉不详”和“无从考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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