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因连日忙碌，感到身体疲惫，精神疲倦，顾不上别的事情，就给刘少奇打电话，询问了刘少奇的身体状况和代表团的日程安排。因此，10月20日，刘少奇就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讲了中共代表团将同他会谈的内容，包括通报中共中央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些设想，以及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等问题。
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毛泽东同志曾就以下几个问题向您请示。”
可以说，刘少奇的这封信，最早地以文字形式表述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这些内容，实际上是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谈话的进一步具体化。
10月24日，刘少奇、陈毅、饶漱石、王稼祥同斯大林、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等人会谈。
刘少奇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基本上是给斯大林的信中所提出的内容。他说：到“一五计划”完成时，国营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将占90％以上，逐步实行公私合营，到那时可以劝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并给他们分配工作；在农业、手工业领域实行合作化。
同时，刘少奇强调说：“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很显然，刘少奇强调此点，就是说，这一设想还是一个初步的东西，还是一个轮廓和大体的框架，并没有形成最后的决议和路线，不是完整的东西。
斯大林饶有兴趣地听了刘少奇的介绍后，表示了他的态度：“我看了你写的信，认为你们的这些想法是对的。”同时，他又结合苏联的经验教训告诫说：“消灭富农要分步骤来进行。我们过去对富农采取了急剧的办法，把300万富农迁到西伯利亚。他们现在参加了集体农场。东欧各国现在还未消灭富农。苏联十月革命后，经过12年才消灭了富农。”实际上，斯大林强调这一点，就是认为对富农经济要采取谨慎的方式方法，不要采取过激的方法，因为苏联是在十月革命后经过了12年才消灭了富农。
在会谈中，斯大林再次建议中国应当尽快进行全民选举和制定宪法，如果现在没有准备好，可以召开政协，总之还是全民选举为好。这一问题实际上在刘少奇秘密访苏时已经谈过。26日，刘少奇将第一次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在电报中讲了斯大林对中共中央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的态度时说：斯大林对我党中央领导人的上述设想表示赞同，并且提出：“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
刘少奇是斯大林最后一次会见的中国领导人。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突患脑溢血而逝世。刘少奇访苏期间，身体不太好。10月19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中央同意你及稼祥同志在苏休养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王光美、朱仲丽二同志即去莫斯科”，“中央全会可待你们回国后再召开。”因此，在同斯大林及苏共中央会谈后，刘少奇同王稼祥等于11月下旬到苏联的黑海休养。
半个多月后，毛泽东从国内发来电报：
张闻天同志，转刘少奇同志：
中央决定明年二月五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不是代表大会），请你于十二月下旬或一月初回国，以便准备议程。饶漱石、陈毅、刘长胜、李富春、张闻天五同志则请于一月中旬或下旬回国，以便出席会议。
中央
十二月十二日
毛泽东所讲的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实际上推迟到了1955年3月才举行。这中间，主要是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召开一届人大，制定宪法，一是挫败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刘少奇访苏归国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很显然，斯大林对中共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是支持的。因此，毛泽东很快就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
为什么会比预计的要早地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述的一系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是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有了一个比较“有把握”的认识，有了这个底，才敢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在毛泽东这个大战略家眼里，种种因素促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是越快越好，早一日跨入社会主义，早一日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就早一日提高综合国力，加强本国的力量，在应付内外各种突发事件时不至于手足无措。而且，社会主义的方向是确定无疑的，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早一天进入社会主义不是更好吗？早一日向社会主义过渡不是更好吗？
1952年11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
2月27日，毛泽东在书记处会议上讲了他在湖北省视察时同湖北孝感地委负责人谈话的内容。毛泽东说：
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实际上已经比较完整地表述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需要采取逐渐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一步一步地向前过渡，使社会主义因素一年一年地增加，争取用10年到15年以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产阶级全线进攻。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而是在改造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这一进攻。
刘少奇也开始对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在各种场合进行早期的舆论准备。
不久，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认为建国三年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改造。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并超越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仅次于国营经济而居于现代工业的第二位，其利润按照“四马分肥”的比例进行分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家的剥削。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新生产的价值，已是“三分天下”：工人的工资、私方的利润和公方的利润。因此，报告作出结论说：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
但是，毛泽东当时对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比较谨慎的。尽管李维汉、邓子恢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都已经提了出来，但在中央还没有形成最后的决议。
在收到李维汉的报告后，毛泽东亲自打电话对李维汉说：“这个报告将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为什么毛泽东对此还要进行讨论？是因为在前不久展开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党内的认识并不统一，首先要使党的高层领导人对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确定的认识。
这是必须要做的。
在召开政治局会议前，毛泽东写了一份讲话提纲：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后者。
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
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从毛泽东这份提纲看出，他对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并且要求首先是中央领导人都统一到这一认识上来。
6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刘少奇也出席了。
毛泽东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紧接着，毛泽东批评了“左”的和右的认识上的错误，尤其是着重批评了右倾观点，而且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刘少奇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虽然刘少奇也在会议上，但在当时，这种当面的批评还是比较正常的，而且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保留。
毛泽东说：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15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所谓逐步者，共分15年，一年又有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至此，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党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并在一年后，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予以通过。尽管受到了批评，但刘少奇还是努力同毛泽东保持一致。因此，刘少奇就不得不放弃原先坚持的新民主主义蓝图。
1953年下半年，正当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进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刻，建国后第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了。
建国后的第一次党内战争
高岗号毛泽东之“脉”（1）
高岗号毛泽东之“脉”；在工会工作问题上，刘少奇支持了邓子恢，批评了高岗
刘少奇在建国前后有关国家建设问题，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过渡两个问题上，都进行过大量的论述。当然，在许多方面是有失偏颇的。
在天津讲话时，刘少奇也说过“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但这是针对当时民族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有一定的作用而言的，既不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更谈不上向资本家投降。
在东北富农问题上，刘少奇对东北局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存在着过“左”的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刘少奇于1949年5月31日复电东北局，批评东北局的“左”的倾向。
高岗对刘少奇的一系列批评自然不满意。毕竟，他是以“东北王”自居的。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地位显赫，而且他的许多主张都很受毛泽东的看重。
实际上，高岗在建国前夕就曾经试图扳倒刘少奇，只不过未能如愿，他也很快缩回了搞小动作的手脚。
1949年刘少奇秘密访苏前，高岗也是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临行前，高岗同当时在东北参与帮助东北建设的苏联专家柯瓦廖夫谈话，无中生有地造谣说中共内部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企图在苏联同刘少奇之间制造事端。
这种“莫须有”的手法，在后来他向刘少奇发难时也如此这般地使用过。
柯瓦廖夫作为苏联一个专家，正如斯大林所评价的，只懂得技术，不懂得政治。因此，他回国后就向斯大林作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其中汇报了此事。柯瓦廖夫在报告中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反苏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