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特别肃正”
所谓“西南地区”，是指伪满疆域西南部的伪热河省和奉天省西部（后改为锦州省）地区，这里以长城为界限，形成了所谓“西南国境地带”。
“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特别是地处“满华”交界的冀热地区，其抗日烽火越烧越旺。根据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红军可出一部于冀东，以雾山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建议《聂荣回忆录》中册，第398页。，据此，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冀热边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1938年春，晋察冀军区从第一军分区和120师抽调部分干部和部队，组成了八路军第11支队（邓华任司令员兼政委）和第12支队（宋时轮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又将两支队合并为八路军第4纵队，深入冀东、热南、察东北，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
6月，第4纵队出长城进入热南地区，攻克兴隆县城，连战告捷。在八路军挺进热河攻势的推动下，中共冀热边特委组织领导了冀热边人民武装大起义。从7月中旬开始，冀热边人民相继组织起抗日武装，举行反日大起义。至7月下旬起义达到高潮，在冀东、热南22个县，有20多万群众参加起义，有组织的武装达10万人，其中由中共直接组织和领导的武装有7万余人。起义队伍先后攻克了玉田、乐亭、卢龙、蓟县等7座县城，解放了数以百计的集镇，在长城内外的广大农村掀起了抗日武装斗争的新高潮。
八路军挺进冀热边区，以及冀热边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日伪统治者的极度恐慌，惊呼“延安触角伸进满洲，扰乱了满洲的秩序”。于是，关东军及日伪当局不断加强对八路军和抗日武装的讨伐。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在长城内外展开了。
自1936年春开始，关东军为彻底围剿东北的各抗日武装，将伪满境划分为6个防卫地区，在各野战军司令官的指挥下，由各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担任地区治安防卫司令官，指挥日伪军围剿抗日武装。1939年8月，关东军又调整所谓“防卫体制”，将伪满全境划分为“作战地区”和“防卫管区”。“作战地区”主要指北满和东满与苏联国境邻近的地区。“防卫管区”则包括伪满全境。西南地区在关东军1936年防卫体制中属于第1 独立守备队管辖的南部防卫地区，在1939年体制中属于第9独立守备队管辖的西南防卫地区。
由于西南地区地处所谓“满华”交界，从日本侵略者统治范围看，长城关外属于关东军的“防卫”范围，而关内冀东地区属于华北方面军管辖，所以关东军在进行“西南地区肃正”时，往往与华北方面军相互配合，共同行动。但同时也存在着指挥和行动难于统一的问题。因此，八路军也经常利用日军管辖区域间隙，与敌周旋，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热察挺进军，进一步加强和扩大根据地建设。1939年2月，挺进军以第4纵队为基础，于平西野三坡正式成立，由萧克任司令员兼政委，程世才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主力部队第11和第12支队，以及冀东抗日联军部队。9月，又将抗联部队及游击队改编为挺进军第13支队，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委，曾克林任参谋长，刘诚光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对冀东地委等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实现了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冀热边根据地出现了重新高涨的局面。至1940的年春，根据地的建设由原来的小股游击队和小块游击区，转变为大股游击队和大块根据地。八路军和中共各地党组织抽调精干力量，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使得伪满的“西南地区”不得安宁。
关东军和伪满当局，为了消灭八路军，铲除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以后，将西南地区作为军事围剿的一个重点地区，逐步加强了所谓“西南地区治安肃正”。
1938年9月，关东军制订了《西南防卫地区治安肃正计划》（“西南防作命第65号附件”），1939年1月和6月，又对这一计划做了调整和补充。规定：“为今秋（1939年秋）前根绝在热河省内残匪，西部、西南部及南部国境方面，仍集中日、满军和警务机关的综合力量，进行讨伐”，“其主力集结于铁路沿线，转入驻屯态势”。并提出“必要时可以越境到邻近满洲的地区”，与驻华北日军协力，共同围剿冀热边抗日武装。关东军根据以往的讨伐经验，还提出了“精选少数人员编成挺进队、便衣队，坚持追击，或通过潜入虎穴等办法”，消灭八路军。在“治本”方面，提出与武力讨伐并行，“迅速完善警备道路和通讯网，调查户口，收缴武器，分离匪民，宣传宣抚等工作”。《东北“大讨伐”》；第597～599页。
根据这一计划，关东军成立了以西南地区防卫司令官为首的防卫委员会，统一日伪军警宪特各镇压机构，实行所谓一元化彻底肃正。肃正的重点地域主要是铁路沿线和所谓边境地区。为此，关东军抽调一部分军队，并增调伪军和铁路警备队，在所谓边境地区建立了100多个哨所，加强对铁路周边和“国境”地带的军事围剿。仅1940年上半年，就进行讨伐290次，屠杀抗日军民2900多人。《历史的毒瘤》，第265页。
面对日伪的疯狂围剿，八路军和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40年春冀热察挺进军开赴冀东、热南和热西等地。第10团和第7团一部进军至热河省西部的丰宁、滦东地区，创建了丰滦密抗日根据地，犹如一把尖刀插入伪满“西南国境”。对此，日伪当局极为恐慌，纠集4000多日伪军，采取多头并进，合围聚歼方式，进行大讨伐，企图消灭八路军。挺进军第10团在当地武装的配合下，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转移至外线作战与敌周旋。1940年11月，10团在冯家峪歼灭日军哲田中队70余人。1941年2月在滦平县马营西山歼灭敌“道田讨伐队”117人。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围剿抗日武装第4期（2）
在热南、冀热边区，包森支队以五指山为中心，相继创建了迁道兴、迁青平、平密兴等3块抗日游击根据地。使抗日根据地不断向长城以外扩展。至1941年夏，在热河境内已有抗日根据地的8个行政区，在我方控制的基本村，建立了抗日政权（一面政权），在敌伪力量稍强的地区，则采取“两面政权”政策，表面上保持着日伪的行政组织形式，实际上进行抗日活动。至1940年底，在游击队活动地区，两面政权已达半数以上。《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中），第469页。
越烧越旺的抗日烽火，极大地震动了日伪的“西南边境”。于是，从1941年春开始，日伪进一步加强了“西南地区肃正工作”。从5月开始，关东军与华北日军进行了联合大讨伐。各抽调1个旅团，并纠集伪满军和华北伪治安军6万余人，企图一举摧毁冀热边抗日根据地。冀热察挺进军和根据地军民，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扫荡斗争。但由于敌众我寡，挺进军第13团受到重创，第12团在苦斗中，陈群团长不幸牺牲，根据地遭到重大破坏。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部企图实施“北进战略”，举行了“关东军特别演习”，准备发动侵苏战争。为配合这一战略；关东军从9月开始进行了“时局应急西南特别肃正”，以达到“歼灭在国境附近地区逐渐恢复匪势的各匪团，铲除国内治安的祸根”的目的。《东北“大讨伐”第199～600页》。但是，关东军的屡屡讨伐，始终未能根除所谓“匪患”，“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攻势日趋顽强”。《满洲国史·分论》（上），中文版，第515页。为彻底解决所谓“西南地区治安”问题，关东军于1941年12月提出了以3年为期的《西南肃正大钢》，并根据所谓“西南边境”的特殊性，决定将“西南肃正工作”长期化、系统化。①强化镇压机构的一元化体制，即在“西南防卫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由日伪军警宪特各机构协同配合进行“肃正”。②加强“治标工作”的力度，一是增调军警力量，将伪通化省的所谓“讨伐功绩”显著的班子及警察队调至热河；二是加大了讨伐规模，仅1942年参加讨伐的兵力即达66816人次，扫荡次数366次。《历史的毒瘤》第266页。三是加强与华北日军的协同讨伐。③在“治本”工作方面，一是关东军实施所谓“匪民分离”策略，在长城沿线建立“集团部落”和制造无人区（详见暴行节）。二是建立所谓“国境防卫组织”，即在所谓“国境”沿线，以日伪军中、小队（连、排）的“防卫据点”为核心，并与“集团部落”的行政据点相结合，形成所谓“军警民”联防体系。《东北“大讨伐”》，第601～603页。三是加强道路交通、通讯设施等建设，以保证“肃正”的硬件基础。
关东军进行的“西南地区肃正”是日伪期间最后一次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大讨伐、大逮捕、大镇压。日本侵略者在这里实行非人道的“集团部落”，推行 “三光政策”，犯下了滔天罪行。
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是日本侵略者在讨伐中最常用的手段。
我们从日本战犯植松犹薮的交代，便可见一斑。《东北“大讨伐”》，第655～663页。屠杀：1943年3月19日，日本承德宪兵队在兴隆县进行讨伐时，将未及躲避的留在村中的病老者及儿童39人全部屠杀，并焚尸灭迹。焚烧：1942年4月17日，植松所在宪兵队在兴隆县西南讨伐时，以该地区为八路军宿营地为由，放火烧毁民房约70余户。1943年9～11月，植松以扫荡分队长身份参加讨伐，在七沟村附近，烧毁抗日民众房屋200余户。抢掠：1944年3月，植松率领宪兵，以搜捕八路军为由，在下板城村，将从事耕牛贸易的农民强行赶走，掠夺了全部耕牛，私下委托伪村长将牛卖掉，榨取钱财。
进行大逮捕。镇压抗日军民和爱国人士，这是日本侵略者的又一疯狂暴行。据关东宪兵队档案，仅1942年上半年，光是日本宪兵所进行的所谓“一齐检举”就达154次，逮捕人数1292人。1943年9～12月，日伪又在西南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逮捕行动，总计逮捕人数达1250人，其中被起诉者524人，判处死刑38人，无期徒刑30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305人，10年以下有期徒刑251人。
第四部分：刺刀下的“新国家”围剿抗日武装第4期（3）
据不完全统计，在日寇进行大讨伐受害最大的兴隆、青龙、宽城、承德、丰宁、滦平、隆化等县，共有33万多间房屋被烧毁，16万多头耕畜受损，近40万亩土地荒芜，75万人丧生，近3万人被捕。承德党史办《暴行与血泪》第169页。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虽然关东军法西斯的暴行疯狂至极，但并没有使中国人民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和抗日军民同敌人展开了英勇不屈的反扫荡斗争。1941年秋至1942年秋，关东军进行“西南肃正”较为疯狂的阶段，在春夏秋季连续发动了讨伐攻势。同时华北日军发动了第3～5期“治安强化运动”，企图扑灭冀热边的抗日斗争。针对敌人兵力强，来势猛的形势，我军采取避强就弱的方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离开长城沿线，转移到长城以外与敌周旋。冀东军分区第12、第13团，转移到热河兴隆、青龙以及承德以南地区，与当地游击队相配合，开展破袭战、游击战。1942年4月，我主力部队抓住时机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战役出击，在热河南部及锦承路周围破铁路，拔据点，给日伪统治以沉重打击。
针对日伪大搞“集家并村”，企图割断中共和八路军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共冀热边党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展开了英勇的反“集家并村”斗争。在凌青绥地区，我党发动群众拒修围子，或采取敌人白天强迫修，我方夜间破毁的办法，与敌顽强斗争。许多优秀党员在这一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如青龙五总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海瑞祥等，在反“集村”斗争中被敌包围，为掩护同志突围，吸引敌人，光荣牺牲。《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第391页。
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使日伪的“集家并村”计划接连受挫，于是敌人把讨伐的矛头指向以中共凌青绥工委所在地——青龙县花厂峪为中心的地区。1943年，日伪军5000余人合围花厂峪地区，到处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