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是当时依兰县土龙山区六保六甲甲长，其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套，院套四角有4个炮台。
许多逃难的人纷纷躲进大院。3月12日刚过晌午，满载日本兵的3辆汽车，后面是马队，在屠杀完别的村屯后，又杀气腾腾地向韩家大院开来。手无寸铁的逃难的人们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有的忙着套车逃跑。韩国文看此情形对慌乱的人群喊：“大家不要慌，我这院套的4个炮台里，有快枪、洋炮、母猪炮等10多根，鬼子来到跟前还能抵挡一阵子，一时半会儿是进不来的。”说着就拿起大枪上了东南炮台。马龙江是这次洗劫的幸存者，他回忆道：
那时我在东北炮台里，眼见日军的汽车越来越近，只离里把地时，炮台里的小伙子们沉不住气了，洋炮、抬杆子呼通！呼通！一齐向日本人开了火。怎奈离得太远，没有打中，但日本人也不敢再往前进。他们停下汽车，从车上抬下机关枪，对着逃难的大车扫射起来。这时，几十辆大小不等的马车，长蛇似的从韩国文门前大道向西奔逃，跑到前头的不知是谁家的马车的辕马“打压子”，道路堵住了，所有车辆都堵在横垄地。这一来，日本人的机关机更得把了，哒哒爆豆似的响着，马被击中倒下了，车上的人在一声声惨叫声中都倒了下去。
韩国文从炮台里撤出来往西北跑去。这时，我看到有两个便衣特务领着两个日本人指着韩国文说些什么，只见一个日本兵跪在地上端枪瞄准，一声枪响，韩国文才跑一里多地，就一头栽倒在高粱椽上。住在院外的老左家3口人，除一个小子逃出去了，其余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这时，日军从望远镜里看见王乃花屯方向来了大排队，才匆匆撤走。
日军对韩国文院套洗劫不到半小时，从韩国文门前到西沟子，这6里地的大道上，死尸横躺竖卧，遍地是血。有的老太太和儿媳妇死在一起；有不懂事的小孩，还趴在死去妈妈的怀里找奶吃；有的还剩一口气，呻吟着。日军在此次血洗韩家院套中，各村屯来逃难的村民，惨遭杀害的有60余户的216人。
日军这次不到10个小时的烧杀，血洗了北半截河子一带的8个村屯。杀害无辜百姓440余人，烧毁大小房屋200余间，烧毁粮食20余万斤；牲畜约180头。
（2）烧杀五保地区。
徐万福、尚春岐、阚运章是亲眼看到日军对个地区的烧杀的。有的亲人在这场日军的暴行中丧生。他们分别口述了日军的野蛮行为。
徐万福说：
日本人派往白家沟收敛饭等人尸体的河野部队，于1934年3月15日在徐爽屯（现在四合村东二华里）附近，遭到了民众抗日救国军冯丙辰部的阻击。冯部撤走后，日本兵兽性大发，向屯子里猛烈射击。孟大骡子屯（现在的小四合村）的张人贵，正走在路上，被一枪打死。我的父亲徐振明在屋里坐着，也被机枪打死。日本兵一进屯就烧房子，点柴垛。赵延禄的3间房和王学忠的两间房全给烧了。屯子里火光冲天，哭声一片。后来一连下了好几天雪，足有4尺多深。被打死的十几口人，四、五天以后，才抬出去埋了。
尚春岐说：
日军烧完徐爽屯，汽车绕道来到我们四合屯，一进屯个个拿着火把烧房子。李义、鲁学贤、宣洋、王子杨、孔宪礼、老钱家和我家的房子，全给点着了。整个屯子浓烟滚滚，一片火海。全屯共烧掉70多间房屋，大人孩子都吓跑了。衣服、家具、粮食全烧光了。
阚运章说：
日本兵烧了四合屯，往西直奔白家沟。路过梁喜春院套时，遭到抗日救国军20余人的阻击，打了不到一小时，救国军撤走后，日本兵就砸开院门，进院就开枪把梁振东等3位老人打死，然后放火烧了15间房屋和院内的一切东西。
（3）血洗九里六。
当时九里六，分上九里六和下九里六。上九里六是现在桦南县八浪乡九里六屯，下九里六是现桦南县阎家乡老街基南2里多的地方。下九里六东西长3华里、南北宽2华里，有好几条大街。正街两旁有油坊、粉坊、杂货铺、成衣铺、饭店、皮铺、大车店、磨房、铁匠炉等工商业门市，当时也是一个热闹的集市。日军血洗九里六后，这里成了一片废墟。当时的惨景使许多当地老户记忆犹新。
梁文秀老人当年只是个三、四岁的孩子，其父当年是土龙山地区三保五甲甲长。他在世的时候经常对孩子们及其他人讲日军血洗九里六的罪行。
1934年3月10日，九里六的老乡听说日军在北半截河子一带一天就血洗了8个村屯，还要对土龙山全区进行血洗，人们都提心吊胆。后来，一连下了几天大雪，积雪一米多深，道路堵塞，车马难行，人们的心才稍稍放下。可是刚通车的3月19日早8时许，有3辆日军军车从阎家方面开来。看样子是日军的侦察车。当时屯里有驻守的抗日武装，他们把日军停在屯里的两辆汽车打坏了。屯边的那辆车跑回湖南营报信去了。当日下午2时许，日军又开来四、五十辆汽车，对九里六进行了大反扑。抗日民众救国军带领部分老百姓撤出九里六。日军见屯里枪声不响了，乘半夜冲进屯子，他们手拿汽油火把，见房就点，连下屋、猪圈、狗窝、柴草垛都不放过。整个屯子火光冲天，日本兵借着火光，见人就杀，没死的就补捅一刺刀，钻进炕洞的人都被揪出来，用刺刀捅死，躲在草垛里的人被活活烧死。
大半夜的血洗，九里六的房子全部烧毁，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10）
许庆老人说：
我今年67岁，日军血洗九里六时，我13岁，住在下九里六南2里多地的山坡上的姑姑家。3月19日上午天还挺晴，过午就下起雪来了。大约两点多我听到汽车声，爬上土墙一看，日军来了48辆汽车，车上架着机关枪、大炮，大约有千把人，不大一会儿，双方就接火了，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从下午一直打到半夜。后来抗日军撤走了，日军闯进屯子开始烧房子，当时大人哭、小孩叫、猪叫狗咬，牛马在圈里烧得乱叫乱撞，真是令人心惊、惨不忍睹。
天刚放亮时，日军开始了大搜查、大追捕，对逃难的群众尾追不放。他们追上逃到东南山根下的28名群众，用草绳子把人一个个捆起来，叫并排跪在地上，然后用机枪都给打死了。接着日本兵又把东山坡的老王家围了起来，老王家是3间大草房，80来名群众躲在里面，危急时刻，一个老头走出屋，想向日军为大家说情，没等开口，就被日军开枪打死了。屋里人谁也不敢再出来，日军就把门窗封严，用机枪往屋里扫射，然后放火烧了这所房子。事后，房框里只见一大堆烧焦的人骨露着白碴，横躺竖卧，好不凄惨。
李福申老人说：
我今年已76岁，下九里六经过那次大难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了。那年我25岁，家住在下九里六屯东头山根底下，日本兵是从西头进来的，听到炮响， 我们全家就从东头跑到上九里六，幸未遭杀害。北山根下的老麻家，听到炮响，大人小孩都往外跑，日本兵发现后，用枪把他们都打死了。事后我到现场，看见他家十几岁的小女孩死后手还捂着眼睛，可见，是在恐惧状态中被日军枪杀的。老人被挑死在炕上，女人抱着孩子被挑死在炕下，男人挑死在门前，一家12口横躺竖卧在血泊之中。康希久一家7口人，躲进猪圈，也未能逃脱敌人的魔掌，全部被枪杀。梁俊峰一家12口人，也被日军用刀都挑死在屋里，两个20来岁的大姑娘，被他们祸害后也被枪杀。余永录一家躲在萝卜窖里，敌人发现后，用机枪都给突突（扫射）死了。其余人家，除了不在家的没遭到杀害外，没有一个幸免。
日军撤走的第二天，我们回去收尸，当时看到遍地是死尸，到处是血腥味，尸首能认出来的就单埋了，认不出的一起埋掉。那时人死得太多了，究竟谁死了，谁伤了是说不清的。但能在敌人屠刀下活过来的人，据我知道只有4个，一个是老徐头，嘴巴被子弹从左边穿到右边，算是幸存者；另一个是王贞，他的大腿被打个眼子，当时昏死在血泊中，日军走后，他醒过来逃到河地高家街；再就是老金家娘俩，在炮轰时，她们躲在一条土墙下，尘土把娘俩身上盖了一层，没被日军发现，算是拣了两条性命。
日军在九里六的暴行，据桦南县政协文史办根据当地老户提供的情况和县志记载统计，被日军杀害的群众有600多人，全家灭绝的近一半。烧毁房屋700多间，死伤牲畜100多头（匹），毁掉粮食20多万斤。
土龙山农民暴动是日本侵略者野蛮推行移民政策促成的。在镇压这场暴动中，关东军出动的飞机使“土龙山附近十七个村庄被炸平，五千多农民被炸死”。从3月12日起，日军的疯狂报复和野蛮屠杀就开始了。据桦南县政协文史办的调查材料，土龙山惨案中，日军先后血洗村屯12个，烧毁70余万斤粮食，死伤牲畜290余头。日军用机枪扫射、刺刀捅、战刀砍头，以及火烧、水溺、严刑拷打等多种手段杀害我同胞。那一幕幕的惨景使幸存者不能忘怀。这次大惨案的幸存者和见闻者的回忆，使我们仿佛又看见了当年日军的残暴，土龙山无辜百姓的惨死，历史怎能忘记？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矫正院 万人坑 无人区（1）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除推行“三光政策”这一较为突出的表现形式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本节通过矫正院、万人坑、无人区三个较为典型的表现形式，揭露以关东军为首的日本法西斯在统治东北期间的罪行。
一矫正院
矫正院，全称矫正辅导院，有的叫做“保护监察所”、“更生训练所”等，虽然名称各异，其实质是一样的。1943年9月，日伪当局公布了《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标志着日本法西斯在东北推行矫正制度的法律基础的确立。
矫正制度是日本法西斯为维护其殖民统治和进行侵略战争的产物。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所谓“日满一体”的体制进一步加强。为了确保“大东亚圣战”，日本法西斯不断加强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和掠夺资源。对于关东军来说，维持伪满统治的稳定，加紧掠夺东北资源，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关于维持伪满统治稳定问题，虽然在关东军的强大武力围剿之下，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有所减缓，但由于日本法西斯的残酷统治，人民生活更加困难，各种问题不断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仍在增长，因此关东军认为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治安对策。关于掠夺资源问题，日本占领东北后，就将东北作为侵略战争的战略基地。在关东军的控制下，伪满当局制定了两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北边振兴计划”等战争计划，以确保侵略战争的需要。为此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加以保证。虽然日伪当局在“七·七”事变后就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和《劳动统制法》（1938。12），推行强制的战时劳动体制，但仍无法满足劳动力需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问题更为突出。于是日伪当局决定，在强化政治统治的同时，通过各种刑法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也是《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出笼的一个重要背景。
为了达到巩固伪满政权，获取充足劳动力以保证掠夺的需要，两个“矫正法”别出心裁地打着预防犯罪的名义，提出通过“保安矫正”、“预防拘禁”等措施，“以资达到治安保持之目的”。为此，对于“有犯罪之虞”者，必须进行矫正。所谓“有犯罪之虞”者，包括“浮浪”、“劳动嫌忌者”和“可能犯有政治罪者”等。这里提到的“浮浪”和“劳动嫌忌者”，表面上是指无业者和流浪者，实际上是为搜刮劳动力找借口。总之，只要被认为“有犯罪之虞”者，都会被押送到矫正院，接受无限期的“精神训练”，即长期服苦役。这个“大东亚圣战决战下的行刑及保安拘留制度”，既是日本法西斯镇压中国人民的残酷手段，又可以获得大量无偿的劳动力，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
为实行矫正制度，日伪当局在原伪司法部刑事司的基础上设立了司法矫正总局，任命原刑事司长中井久二任局长。该局除接管原刑事司所掌管的伪满监狱（刑务所）行政外，主要是推行矫正制度。其主要工作就是在东北各地设立矫正辅导院。最初一批矫正院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