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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产业统制法》实施不久，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进一步推行所谓“日满一体化”的战时统制经济体制，把伪满经济完全纳入到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经济轨道之中。以1938年2月伪满公布的《国家总动员法》为总纲，在经济的各个领域实行全面统制。在外贸方面，1937年10月和12月，伪满修改和制定了《外汇管理法》和《贸易统制法》，以与日本颁布的《外汇管理及输出入品临时措施法》相配套。在金融方面，1938年9月发布了《临时资金统制法》，规定对5万元以上的贷款和会社的新设、增资等实行许可制。此前伪满于1937年6月修改了《产金收买法》，加强了对货币基础的统制。此外，1941年3月伪满还推出了共同融资制度，使普通银行与中央银行联系更为紧密，以加强金融统制。总之，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经济统制愈加强化，在从生产、流通、消费等经济运行的各领域和工业、农业等各产业部门，颁布了大量的统制经济法规，使伪满经济完全从属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经济。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所谓“三大国策”（4）
二“百万户移民计划”
移民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政策之一。早在20世纪10年代，日本就在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进行了农民移民。20年代末还制订了500户移民计划。但到“九·一八”事变前，其实际数量很少，总共移民74户。《伪满洲国史》第340页。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向东北移民是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1932年1月，关东军的东宫铁男、日本法西斯农本主义分子加藤完治和法西斯官僚石黑忠笃等人相勾结，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满蒙移民事业计划书》；通过移民，使日本人取得“满蒙新国家”的支配地位。伪满建立后，日伪遂将移民政策作为国策之一加以推行。8月，日本国会通过决议，决定实施“满洲试验移民”。至1936年6月，共有5次9批移民进入东北，数量为2700余户，7000余人。这些移民大都移住到北满东北抗日武装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以配合日伪的军事围剿，因此称为武装移民。这一阶段的移民，大都是由关东军直接操纵进行的，带有试验和准备性质。由此开始了关东军直接进行的“东方圈地运动”。由于关东军采取以武力强行侵占中国农民土地的办法，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1934年3月爆发了土龙山事件，中国农民以武装斗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给关东军的武力移民政策以沉重打击。迫使关东军改变策略；将伪满政权推到前台，推行新的移民政策。此后日伪两方面积极展开推行新移民政策的组织准备。伪满设立了专管移民事务的拓政司，日本组成了“海外拓务委员会”和“满洲移民协会”，作为具体实施机关成立了“满洲拓殖株式会社”和“满鲜拓殖株式会社”。
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日本军部法西斯政权确立，加快了移民侵略步伐。4月关东军召开第二次移民会议，讨论了关东军制定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原文参见《满洲开拓论》第156～160页。。5月最后定案，7月关东军将该案上报日本政府审批。后来通过。至此，“20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正式确定为日本政府的方案。8月广田内阁将移民政策宣布为七大国策之一。
百万户移民计划的主要内容是：20年内日本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使日本人在东北的人口比率达到1/10。这样，既可以在东北建立起以日本人为“指导核心”的经济秩序，又可以缓解日本国内的社会矛盾。计划以每5年为一期，第1期为10万户，第2期20万户，第3期30万户，第4期40万户。关于移民种类，区分为“甲种移民”和“乙种移民”。前者由政府经办，给予优厚补助；后者由民间组织，政府给予一定补助。关于移民占地，规定每户为10公顷，共计划占地1000万公顷。其中80％在北满。这主要是因为北满土地肥沃，地价低廉，因而投资较少；更重要的是从军事和政治原因考虑，北满是抗日武装斗争较活跃的地区，对苏进攻的前沿阵地。
1937年5月，日本拓务省制定了第1期《移民实施要领》对移民的组成、规模、移住地建设和农业经营方针等做了明确规定。8月，日伪又对移民机构进行了调整，将“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改组扩大为“日满”合办的“满洲拓殖公社”，以作为移民活动的政府代行机关。同时又成立了“满洲拓殖委员会”，以关东军参谋长为委员长。形成了在“满洲拓殖委员会”督导下，由“满洲拓殖公社”组织实施的移民体制。日本国内也相应成立了“满洲移住协会”等组织，从事移民活动。
随着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日伪不断调整移民政策，使之为侵略战争服务。1939年12月，日伪制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作为推行移民政策的最高纲领。《要纲》规定：“满洲开拓政策是日满两国为一体的重要国策……以培养和确立道义的新大陆政策之据点为目的。”《满洲开拓政策关系法规》。这充分表明了移民政策是日本法西斯称霸亚洲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后，日伪又制定了一系列“开拓”法规，主要有被称为“开拓三法”的《开拓团法》、《开拓农业协同组合法》和《开拓农场法》。《要纲》和“三法”成为日本推行新移民政策的根本大纲和行动指南。其实质是，为保证把东北作为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稳固的战略基地，通过移民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确保法西斯殖民统治的稳定。
从移民计划的执行情况看，第1期计划的10万户，因预算关系调整为8万余户，至1941年第1期结束时，5年实际移民45万户，加上原有移民，共有日本移民8万多户移住东北。1941年日本政府又制定了《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决定不仅要完成第2期20万户的计划指标，还要补齐第1期未完成部分。计划到1946年3年间移民21万余户和义勇队13万人。《满洲开拓年鉴》；1944，第86～87页。但是，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第2期也未能完成。据推断，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移民总数为10万户，30万人左右。《伪满洲国史》第345页。
从移民的分布看，可以分为三个地带。第一线地带，从伪间岛省到牡丹江、东安、三江、黑河、兴安南省等，与苏联接壤地区。这一地带是所谓“对苏战备”的前沿地带，关东军在这里建设有“国境阵地”。移住这里的移民，其目的就是配合关东军的对苏战备。其数量约占总数的40％。第二线地带，主要分布于伪通化、吉林、滨江、北安、龙江等省。即沿长白山、哈尔巴岭、老爷岭、小兴安岭、大兴安岭的内侧及松辽平原外侧。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切断抗日联军与江北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巩固日伪统治。其数量占移民总数的一半。第三线地带，是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和河流沿岸，其目的主要是加强经济掠夺和防护重要设施，其数量约占总数的10％。这表明移民的军事性质。
第七部分：关东军与伪满经济所谓“三大国策”（5）
日本移民的军事性还突出地表现在青少年义勇队移民组织上。“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战争不断扩大，其军队兵员也不断膨胀，大批青壮年农民被征入伍或进入工厂，农业劳动力日趋紧缺。为了确保移民劳动力，日本对移民政策进行调整，提出组建青少年义勇队。
1937年7月，在关东军的主持下，日伪制定了《青年农民训练所创建纲要》，决定从日本国内募集青少年农民移民东北。12月，日本确定了《满洲青年移民实施要纲》，1938年1月，日本拓务省拟定了《满洲开拓青少军义勇队募集要纲》。到1939年12月日伪制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提出把青少年义勇队“作为民族协和之核心”，以“培养和训练各种开拓民特别是开拓农民的基本资质”，并对募集、训练、管理等有关事项做了明确规定。青少年义务队基本上是16～19岁贫农家庭中无经营农业继承权的次子三子等。他们在日本进行三个月左右的集训后，进入东北的大训练所，经过一年训练再转入小训练所训练两年。训练按照军队编制，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首先是对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教育，在业务上主要进行军事、农业及其他技能的训练。其目的就是把训练生培养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工具。
“募集要纲”公布后，日本动用各种宣传工具，鼓动青年农民去开拓“满洲新天地”，不到半年就募集录取14万余人。《满洲开拓史》；第250页。到1941年5月，在中国东北的青年移民训练所达到93所。《满洲开拓史》，第278～281页。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此种移民人数达8万多人，约占移民总数的30％。由训练生组成的开拓团共5批，计279个团。《满洲开拓史》，第325～333页。青少年义勇队开拓团，不仅是一般移民的后备力量，更重要的是关东军的后备兵源，绝大部分布在边境和重要军事地区，成为协助关东军守卫铁路，军事设施和镇压中国人民的别动队。1945年8月苏军发起进攻后，关东军命令青少年义勇队全部加入战斗部队，企图负隅顽抗。另一方面，这些青年又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政策的牺牲品，成为侵略战争的炮灰，在日本战败的时候，又被日本统治者抛弃，成为法西斯战争的殉葬品。
三北边振兴计划
所谓“北边振兴计划”是1939年日伪正式提出的以进行“国防建设”为主体的综合性备战计划，是日伪整个法西斯主义战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东军占领东北后，将其作为侵略战争的战略基地，在积极向中国关内进行侵略的同时，也把战争的矛头指向了苏联。1932年8月军部制订了《1933年度对苏作战计划》，准备在必要时向苏联滨海地区和后贝加尔地区发动进攻。《大本营陆军部》（1），第338～340页。为此，从1933年开始，着手在“满苏”边境建立所谓“国境阵地”系统。1936年8月军部中央又制订了《对苏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规定以1941年为期限，完成对苏战争准备。《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186～191页。据此，关东军于1937年7月制定了《昭和十二年度至十六年度满洲国战争准备指导计划》。在其基本方针中指出“满洲国政治，经济各领域，要以近似战争状态进行组织运行”。在其要领中提出，改革行政机构加强各种“国防设施”的建设，完成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加强“日满一体化”等《满洲国史·总论》中文本，第688页。；旨在把伪满纳入日本法西斯战争体制。从上述日本对苏战备出发，关东军分析认为，从“国防”上看，目前苏联正在不断加强在远东的军事力量，日苏兵力对比有较大差距，从战略上考虑，必须加强守势战略。“七·七”事变后，关东军进一步决定将所谓“防卫线”推进到“满苏”边境，在大、小兴安岭外侧建立防卫地带。从政治上看，伪满在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的统治力有所增强，但对边境地区的行政指导力较弱，不利于对苏战备。从经济上看，要在边境地区加强对苏战备，就要有可靠的军需保证，必须增强交通力，实现自给自足。就是说，关东军从总体战认识出发，认为必须增强在北满的综合实力。这是北边振兴计划出台的重要背景。
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军部法西斯的侵略更为疯狂。在攻陷南京之后，军部狂妄地认为中国很快就会投降。遂企图向北展开对苏攻势。
1938年7月，日军侦察到位于中朝苏边境的张鼓峰有苏军活动，担任这一地区防卫任务的第19师团长尾高龟藏认为，“必须趁此机会给苏军一次打击，使它尝到日本军的威力”，确保所谓“边境”安全。《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中文本，第80页。这一事件使关东军感到在与苏联的对抗中，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十分薄弱，必须大力加强边境地区的“国防建设”。1938年12月，关东军以“内部指导”的形式，向伪满提出了《关于国境方面国防建设的要求事项》，要求伪满依据“日满”共同防卫原则，作为对苏作战准备，加强北满的综合性开发。其要点是：第一，在伪牡丹江、黑河、间岛、兴安北、三江省等边境各省，设定“国防建设”重点地区，到1941年达到完成对苏战备的军事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