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30日，军事法庭宣读了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判决书。判决书认定了起诉书中列举的各项罪状，陈述了日本进行细菌研究和细菌战的罪恶历史，确认日军“在进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恶实验时杀害过成千数的中国公民和苏联公民”，而其用意在于“把人类卷入新灾祸的苦海”。《审判材料》；第578页。判决书确定了各被告的罪状。判决山田乙三等12名战犯全部“禁闭在劳动感化营内”，其刑期分别为：山田乙三、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各25年，柄泽十三夫、佐藤俊二各20年，西俊英18年，三友一男15年，尾上正男12年，平樱全作10年，久留岛司3年，菊地则光2年。《审判材料》；第581～583页。
伯力审判做了东京审判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它第一次使日军进行细菌实验和细菌战的罪恶行径昭示天下，代表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对日军细菌战犯进行了严正的声讨和惩罚。1950年，苏联在莫斯科公开出版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这一惊人材料的公布在全世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并成为查证日军进行细菌战活动罪恶史的重要开端。
伯力审判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伯力审判尚未全部“弄清731部队进行过多次活体解剖的真相”。这是因为受审的731队员隐瞒了部分事实，他们貌似坦白，对已经暴露的犯罪事实反复作证，而“对没有问到的事情只字不提”。然而这只不过是掩盖一时，如今这种种罪行早已大白于天下。还有，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细菌战元凶未被推上被告席，也是伯力审判的一大缺憾，但这并非它本身的过错。
1950年2月1日，苏联政府因在伯力审判中证明日本天皇裕仁和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侑次郎、笠原幸雄等5人是准备和实施细菌战这一“反对人类的滔天罪恶”的主要战犯，特照会中、美、英3国政府。建议成立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上述5名战犯。中国政府于2月8日复照苏联政府，表示完全同意苏联的提议。然而，美、英政府却避而不答。苏联政府为此又于1950年5月30日、12月15日先后两次照会美、英两国政府，同时将照会副本送交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会员国代表。但是，美、英两国最终拒绝了苏联的建议，对日本细菌战首要战犯的追究也就此被搁置起来。不过，苏联的照会本身就是对日本细菌战犯的揭露和声讨，并在国际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
3国民党政府的审判
1944年5月，联合国战争犯罪审查委员会伦敦总会通过决议，在中国设立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并由中国政府担任分会主席。11月，分会正式成立，邀请美、英、法、澳、荷、印度等10余国代表参加。1945年12月，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与分会组成战犯处理委员会，制定了审理与执法的规定，并在南京、广州、武汉、沈阳、太原等地设立了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从1945年底至1947年底，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已判决的318件，不起诉的661件。判处死刑的110件，其中罪行严重者，如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田中军吉、向井敏明等，均被判处死刑。判处徒刑的208件，宣告无罪的283件。国民党东北行辕军事法庭也逮捕了322名日本战犯，判处原抚顺煤矿矿长久保孚、原抚顺县副县长山下满男等23人死刑；判处原康德新闻社社长染谷保藏、原锦州高等检察厅次长坂井又七郎等106人无期徒刑和15年以上有期徒刑。
国民党政府组织的军事法庭，审判了一批日本战犯，使一些罪大恶极的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由于国民党出于利用日军残余力量进行反共内战的需要，对日本战犯的惩治并不彻底。如被中国共产党列为首要战犯的冈村宁次，蒋介石却让他作秘密军事顾问，策划向解放区进攻。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对其进行审判，但结果却宣判他无罪，引起全国舆论大哗。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竟不顾人民的反对，将冈村宁次及已判刑的260名日本战犯释放回国，遭到了广大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严厉谴责。
第八部分：关东军的灭亡余论历史没有结束（4）
4新中国的审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彻底清算日本法西斯的侵华罪行，也为了改造日本战犯，教育人民，中国人民政府决定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1950年7月，苏联将969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伪满战犯移交给中国。中国政府将这批战犯关押在抚顺监狱。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进行了长期侦讯、调查，为审判进行了充分准备。同时，通过教育战犯们对自己所犯罪行也有了不同程度的认识。审判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
195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确定了处理战犯的原则。根据这一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了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重要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法庭分设于沈阳和太原，于1956年6月开始公开审判。
在沈阳法庭，6月9～19日审理了铃木启久等8名战犯的犯罪事实。根据近2000人的控诉、检举和证词，确凿证实上述罪犯犯有屠杀罪、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等罪行，分别判处13～20年有期徒刑。7月1～20日，法庭再次开庭，审理了武部六藏等28名伪满军政界的战犯。公诉人当庭出示了各种罪证，包括档案等文件315件，证人证词360件，被害人及亲属的控诉书642件，以及被告本人的证词，陈述了各被告的犯罪事实，指控他们犯有侵略中国战争罪，制造伪满洲国侵略中国主权罪、残害和屠杀抗日志士及平民的屠杀罪和违反人道罪等罪行。各被告对所列罪行均表示认罪，有的竟情不自禁地跪地低头，请求法庭给予严惩。《中国归来的战犯》；群众出版社；1984；第172页。最后法庭宣布了对武部等28名被告的判决，分别判处12～20年有期徒刑。太原军事法庭对富永顺太郎等8名被告进行了审判，调查证实上述罪犯在侵华战争期间进行间谍特务活动，残害中国人民，以及抗战后破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各种罪行，宣布判决8名战犯8～20年有期徒刑。
新中国所判决的45名日本战犯，只是在押战犯中的一小部分。对于大多数在押战犯，中国人民政府根据他们认罪和悔罪的表现，实行了从宽处理。1956年6～8月，分3批将101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即行释放，陆续回国。对已判刑的日本战犯，也根据其表现，实行了减刑处理。到1964年4月，最后一批日本战犯也被提前释放回国。
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是新中国代表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清算和惩罚，是对日本侵略罪行的严正声讨。特别是沈阳法庭对伪满日本战犯的审判，对侵略者在东北的种种罪行进行了彻底地揭露和声讨，为受尽苦难的人们申了冤雪了恨。同时，可以看出新中国的审判与东京审判有着明显不同。在东京审判中，日本战犯气焰嚣张，拒不认罪，甚至公开进行军国主义宣传。而在新中国的法庭上，全部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这是中国人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实行教育、改造政策的结果，也是新中国法律制度的胜利。当然，我们对千余名日本战犯实行了宽大处理，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民原谅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而是显示了新中国的伟大气魄和长远眼光。中国是提倡礼仪仁慈之邦，不念旧恶，与人为善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对日本战犯的宽大处理，表明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宽大胸怀和友好意愿，对远东及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被宽大处理或提前释放的日本战犯，受到了深深的感化，成为中日友好的积极推动者。如由他们组成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多年来一直为追究日本侵略战争和促进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不懈地努力工作。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对于反人类，反进步，反和平的倒行逆施，终将得到历史的审判。当今日本一小撮右翼势力极力否认侵略战争，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不过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不可动摇的历史法则。
二关东军的遗毒
关东军被消灭了，法西斯战犯受到了审判。但是关东军的遗毒仍然存在。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庇护，在东京审判中关东军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的罪恶未被追究，以石井四郎为首的细菌战罪魁逍遥法外，继续为非作歹。一方面关东军在败亡之际，不甘心最后的失败，播撒了大量细菌，遗留了大量化学武器，继续给中国人民造成危害，造成东北自然资源的破坏。
1关东军的余孽
前文已述，东京审判对日本法西斯重大战犯进行了审判，但仍有相当的战争罪犯逃脱了法网。他们潜伏暗藏下来，伺机作恶。特别是以石井四郎为首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罪犯，改头换面继续干着残害人类扰乱社会的勾当。
在日本东京有个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1989年7月，在该所新址建筑工地挖掘出近百具神秘的人骨，立即震惊了全日本。由于当地是关东军第731部队的用地，所以人们普遍怀疑这些人骨是进行人体实验受害者的尸骨。虽然后来未有定论，但人们认为战后第731部队的余孽仍在继续作恶。据日本舆论界披露，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先后有7任所长，其中有5人与石井四郎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第6任所长福见，曾从病猴体内取出大肠杆菌和赤痢菌，给襁褓中的婴儿注入体内，致使婴儿惨死。第4任所长北岛正见，曾使用伤寒菌对监狱里的日本犯人进行活体实验。在日本医学界，有关血液或传染病的行业，几乎被原第731部队人员所独占。如日本血库的发起人和主要骨干，基本上是石井的旧属。有份秘密档案曾对这些“旧属”的活动做了详细记载。其中有前第731部队专门进行细菌炸弹研制的二木秀夫博士，前第731部队实验专家笠原四郎博士等人。
第八部分：关东军的灭亡余论历史没有结束（5）
这些战争罪犯，战后摇身一变。挂上了某研究所或某公司的重要职务，继续作恶。如前南京“荣”字部队材料课长山之内忠重，当上了日本兴和化学公司东京研究所的所长，继续从事“药剂师”的工作。前第731部队第2任部队长北野政次，出任日本曙村潼制药公司东京研究所所长，专门从事病毒过滤器械的研究。原第100部队长若松次郎，主持日本的有关细菌研究与培养的机关。伪满洲国大陆科学院马疫处处长北野政藏，管理日本制造伤寒霍乱等细菌疫苗的工厂。此外还有任国立三岛遗传研究所所长的小熊旱，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副所长的小岛三郎，在东京“帝国兴信社”任职的乙津一彦等人，战后都与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石井的指挥下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石井四郎更是成为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掌上明珠”。在麦克阿瑟的庇护下，1947年1月石井被委任为东京警察的高级顾问，即与美军开始合作，将从中国带回的罪证及实验资料，交给了美军司令部。美军协助石井在东京附近建立了细菌研究所。石井借此将其原部下召集起来，继续进行细菌战研究。不过这次是为美国主子效劳。这样，石井所主持的研究所已经成为“美国设在日本的细菌武器研究的中心机构”，积极参与了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恶。
1950年美国纠合15个仆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并对中国进行狂轰滥炸。对于美国的疯狂侵略，中国人民组成志愿军奔赴朝鲜，与朝鲜人民一起共同抗击侵略者。美国在侵略战争中连遭失败，便公然违背国际公约，丧心病狂地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朝军民。仅据部分统计，在1952年1月至2月底的一个多月内，美机在朝鲜北部散布昆虫的地域达70多个郡、市，散布次数为804次。在中国东北地区，从1952年2月底至3月下旬，不到1个月所散布的地方达40多个市、县。《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第344页。
在美国进行的细菌战中，石井四郎等一批战犯助纣为虐，再次犯下了重大罪行。美国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细菌武器，无论是细菌种类，还是媒介物，以及播撒的手段和方法，都是由石井等细菌战犯提供的。也就是说，美军进行细菌战完全吸收了石井多年来进行细菌战实验的所有成果，采用了石井式细菌武器及其技术。不仅如此，石井等还直接参与美国对中朝进行的细菌战争。最突出的就是以志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