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拨款。1930年12月7日，他在出席华洋义赈会引泾工程开工典礼上说：“刚才听各位先生说，引泾开渠，因兄弟赞助，方能够有今日的开工。这话在兄弟觉得非常惭愧。因兴办陕西水利，是陕西省政府应负的责任。
现省政府没力量，转请华洋义赈会办理，真有一点说不过去。在过去陕西不是没有人，不过那些督军、主席，或者注意不到此点，或者竟忘了此点。兄弟是陕西人，对故乡是休戚与共的。过去在关外常谈到此点，总以力量未能及，引为憾事。现在回到了陕西，诸事便不能诿之别人，所以便尽力地来兴办，为同胞谋利益。”⑧从此，他与陕西的水利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 杨虎城为了建设和发展陕西的水利，他聘请了李仪祉等一些水利专家，在靖国军水利规划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勘测、计算、研究，为陕西的水利建设制定了一个全面的规划。李仪祉当时任中央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委员、公务处处长，还兼任浙江建设厅顾问。开始蒋介石并不同意李回陕西工作，杨虎城几经努力才将其邀请回到陕西担任建设厅长。
李先生回陕，一方面是被杨虎城对陕西水利建设的热诚所感动。他对跟他工作的工程师李靖等人说：我于1922年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时，即将渭北水利工程勘测设计竣事，后因战乱频仍无力兴修，几任省长都答应过，但都因不够重视而落空。这次，杨主席已决定先拨50万大洋兴修这项工程，并说必要时，再派一师军队去作工。他很想给地方上做些事，态度热情诚恳，这在军人中是极少见的，也是很难得的。这可是多年难遇的机会啊！错过这个机会就再难逢了。希望你们组织人力，赶快出发，加倍努力，千万不要辜负杨主席大力支持的美意。另一方面，他也是陕西蒲城人，愿意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家乡人民。
在李仪祉主持下泾惠渠于1931年开始大规模建设，1932年6月20日举行放水典礼。泾惠渠建成后，灌溉了55万亩农田，后经扩建，达到了近70万亩农田。水利工程对农民如雪中送炭，百姓广受其益。当时有的农村老太太请人写了杨虎城、李仪祉的牌位当菩萨一样供奉在家中。泾惠渠第一期工程建成发水，仅用了15个月的时间。这在旧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932年冬，杨虎城又决定要建设引洛水利工程。他听完技术人员的汇报后很是高兴，决定要和测绘人员一同去踏勘线路。
1933年2月，杨虎城和测绘人员一起沿澄城永丰镇南所勘测的渠线，翻岭越沟、披荆斩棘、艰难行进。当他登上铁镰山望见引洛灌区时特别兴奋，情不自禁地高声喊出：“好大的同朝平原啊！”遂决定加快测量进度，争取早日动工。1933年7月，引洛灌区地形图测绘完成，翌年开始施工，在开凿铁镰山5号隧洞时，遇到了流沙，工程进度因而受阻，杨虎城焦虑万分，多次亲到施工现场与技术人员探讨解决的方法。惠渠是继泾惠渠建成之后，续建的第二个水利工程。在设计规划中还有梅惠、沂惠、胥惠、襄惠、汉惠等渠。在泾惠渠建成后百姓看到了效果，得到了实惠，因而上上下下的人，特别是广大农民都希望政府能把计划了的水利工程继续建设下去。
不幸的是，就在1934年春季，洛惠渠刚刚开建之时，杨虎城被免去了省主席之职，只担任西安绥靖主任，不能直接领导陕西的经济建设了。但他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改善陕西民众的生活，对水利建设依然热情不减，在水利建设经费不足时，不惜从自己掌握的军费中拨款补充，并从部队中调拨士兵参与工程建设。对水利建设进展，他非常关心，经常到工地视察，就一些不懂的问题向工程技术人员学习讨教。他不但自己去还经常带着儿子去，杨拯民回忆说：时任省主席的邵力子先生，看到群众对水利建设的渴望，看到我父亲对水利事业的执着热情，以及群众对他的拥戴信任，所以也不掣肘干预，让父亲继续抓下去。遗憾的是“西安事变”后，父亲被免职逼迫出国，加之全面抗战爆发，使他与李仪祉先生的陕西水利建设宏大计划，未能完全得以实现。但当时已建成的泾惠渠和1937年完工的洛惠渠第一期（灌溉50万亩），使陕西人民受惠至今。
兴修水利 发展农业（2）
1932年6月20日《西安日报》全文刊登杨虎城在泾惠渠放水典礼大会上的书面讲话，在讲话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建设思想。他说：“我们半殖民地的中国，环伺着如狼似虎的帝国主义，用各种方法侵略，时时有亡国之可能。在事实的表现，人们所容易察觉者，如东三省之丧失，上海的血战，已经到存亡的关头；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危机，每为人们所忽疏的，就是从社会经济上看，已呈国本动摇的现象。“我们知道，中国是工业落后的国家，是以农业为国本的国家，85％的人民从事于农业，而我们看看各地方的农村经济，业已完全破产；江浙为产米之区，而所食的米，是由美洲、安南、暹罗等处运来的洋米；北方为产麦之区，而所食的面，是美国的面粉；其余农业副产物，触目多是舶来品。以农立国的国家，而民食操于外人之手，岂非国本动摇？！“所以欲巩固国本，必先恢复农村经济，发展农业，欲发展农业，舍兴办水利，其道莫由。陕西素称沃野千里，而现在则不然，已变成亢旱三载六料不收的赤地千里了。
这是不是土质有变化呢？不是，而水利失修，有以致之。西北因地势高，森林少的关系，雨量恒感缺乏，从历史上看，每数十年总有‘秦大饥’等等字眼的记载，差不多成了周期的旱灾恐惶。尤其在最近大灾中，死亡二百余万，有十余县的农村，不仅破产，简直十室十空，其惨状有难以言语形容者。其原因虽甚复杂，而其最大者，厥维水利失修，有以使之。“分析整个国家尤其陕西的社会经济是如此，同时再根据先总理给我们的遗教，在《建国方略》内，特别提出力谋农业之发展，北方各省建造森林等等，都是要从水利入手。同时当十九年我们奉命来陕的时候，蒋主席谆谆告诫，特别关心陕西的灾情，教我们力谋农业之发展及振兴水利等事。就是党国各先进，亦无不以陕灾为念。所以在财政极困难的时候，无一次会议，不以拯救陕灾列入议事日程。
但谋救灾，必须有两个条件，就是交通、水利。交通方便，可运输粮食，使人民不致饿死，然欲求根本解决，仍需兴办水利。根据以上情形，所以我们到陕以后，军事政治一切尚无头绪的时候，就在兴办水利的原则下，先提出引泾的问题。但是在大灾之后，财政状况，已陷于山穷水尽，实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幸赖华洋义赈会、南洋侨胞以及大慈善家朱子桥先生，竭力赞助，塔德、安立森诸先生详细计划，用人力财力的帮助，结果共费去一百余万的金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到今日始告成功。“现在我们说到泾惠渠的本身。引泾溉田，在秦朝的时候，已有溉田45万顷的郑国渠。汉朝时的白公渠，尚可溉田4500顷。厥后历代失修，到前清乾隆时仅可溉700顷，到清末只能溉200顷。民国以来，陕西士绅之提倡修渠者甚多。到民十时，华洋义赈会吴工程师曾测勘一次。十一年李宜之先生充水利局长时，曾有详细的计划，当时分甲、乙两种办法。正和华洋义赈会商议办法的时候，因国内政变关系，遂寝其事。所以直至我们到陕后，才和华洋义赈会决定用乙种办法，用钱少而成功速。
当时决定由华洋义赈会捐40万，檀香山华侨捐15万，朱子桥先生捐洋灰二万袋，省政府担任40万。其初省政府因财政困难，议决在泾阳、三原、高陵、礼泉、临潼等五县，发行50万水利公债。其后因灾荒之后，人民无力负担，改由省库支出。到现在计算，省库已经支出47万，将来各支渠的花销，尚不能详细预定。共计花去不到120万。而所溉的田，按一月一次计算，至少可灌溉到100万亩。每亩旱地与水田的比较：每亩每年可增加收入10元，全渠每年可增加1000万，也就是每年直接可有100万人不受天旱的影响。在五县之内，每年忽然增加到一千余万的收入，农村经济，不只可以恢复，实在可以发展。泾惠渠之完成，是我们兴办水利的开步走，是我们走向经济建设的第一声，也是我们挽救农业危机，繁荣陕西，巩固国本的开端。我们要依据我们的建设计划，努力完成其的水利工作，如 水、渭水、黑水、洛水等。凡在陕西境内的水，就要使它成了发展农业的要素。”“政治上，在泾惠渠的流域，我们要划成一个实行地方自治的模范区，用经济的力量，推动政治。将来全陕水利有了成绩，同时政治也就建筑了新的基础。”⑨
兴修水利 发展农业（3）
渭河是陕西关中地区最大的水道，东西贯穿800里秦川。为了利用好这一资源，杨虎城多次到宝鸡峡实地考察，谋划兴建一个大型水利工程，造福于更多的百姓。在他的领导与支持下，1933年开始了渭惠渠的勘测设计，1935年开工，1936年12月第一期工程完工，次年12月全部工程完工。渭惠渠长140公里，灌溉西安以西地区农田约50万亩。在杨虎城主持陕政时，对梅惠渠工程进行了勘测设计，1936年开工，1938年建成，灌溉了岐山、眉县农田约30万亩。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使受灌地区的农业产量大幅提高，在没有化肥的时代，小麦亩产可达300余斤，棉花亩产皮棉60多斤。农民过上了殷实的日子，关中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除上述水利工程外，杨虎城还领导了关中地区黑惠、涝惠等渠的测量与规划；主持了陕北织女、绥德等渠的筹建、开工，陕南褒惠、湑惠、汉惠、冷惠等渠的规划；还组织力量对黄河防洪、航运、灌溉、发电都提出了规划。奠定了陕西近代水利事业的基础。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杨虎城还规划和建立了秦岭造林苗圃、植棉试验场、蚕桑试验场、渭滨保安林、草滩垦殖畜牧场、陕北垦殖区等一批农业科技园地。在担任其省主席期间，决定将西安城北郊关庙等四村渭河老岸以北760余亩滩地，筹办垦殖牧畜场。为了办好这个农业示范区，他曾三次与应召回陕改良农业的陈兆骝恳谈并聚餐，倾听陈兆骝关于农场建设的意见。陈兆骝告诉杨虎城主席，“他拟于本周内先考察西安北郊草滩地质，再组织草滩农场办事处，农场约分农艺、园艺、畜牧三部，农艺改良棉花、麦子、高粱之种植方法，园艺为各种农事副业及蔬菜之实际试验，畜牧即养蜂等事项。”在杨虎城的支持下，草滩垦殖畜牧场办了起来。而且陆续有外国专家在那里从事农业科技工作。解放后，西安市民所喝的牛奶都是由该畜牧场供应的。杨虎城认为，陕西连年荒旱，最大原因是因为森林缺乏，以致气候干燥，晴雨不调，故每到一处即面令各县长切实引导人民多植树木，期成茂林，以调雨量而防旱灾。在其被解除省主席后依然关注植树造林工作。
为了继续推动此工作，1934年3月他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名义决定：在西安城西关外大操场附近由部队植树5。5万株。关于树苗，除省建设厅补助1万株外，尚余之4。5万株已令炮兵团团长孔从洲从速购办。之后；他亲临西关视察兵工植树状况。面告各部队长官督饬士兵各按规定努力工作，并勤加浇水俾树苗成活，完成兵工植树造林计划。
发展交通 促进发展
杨虎城说：“但谋救灾，必须有两个条件，就是交通、水利。交通方便，可运输粮食，使人民不致饿死。”因此，他在大抓水利建设的同时还注重了陕西的交通建设。他将交通建设列为了陕西省民国二十年施政大纲的第一条。计划修建西潼汽车路、西长汽车路、西凤汽车路、西榆汽车路、西榆汽车路北段、凤汉汽车路、西商汽车路；加设长途电话。并在省政府下设立了公路局，由王若僖（德国留学生，江苏人）为局长。为推进他曾下令西安至潼关沿途各县分段修理汽车大道，并严令载重大车（铁轮）在汽车大道行驶，以免轧坏汽车大道。
为了加速公路建设的速度和减少开支，他曾调动数千部队，参加了西安—兰州、西安—汉中的公路建设。为加快陕西与外界的交流，在他的要求下，欧亚航空公司开设了西北、西南及京沪直达线，如西安至新疆、至成都，又由上海至西安等航线。他派部队架设沟通全省的长途电话线，为此1931年5月曾致电大荔、渭南、咸阳、兴平、三原、泾阳县政府：“本部即日派员架设大荔至渭南、咸阳至兴平、三原至泾阳间长途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