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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哈拉努里的前一天晚上，“薛姐”来给韩起科送行。韩起科备了一点酒菜，（特地买了红葡萄酒和专门用来喝葡萄酒的大肚子酒杯，）还点了两根白蜡烛，穿了件天蓝色的新衬衣。
第五部分无法接受这种“清醒”
“薛姐”爽朗地笑道：“干吗呢，要跟我搞诀别仪式呢？”他笑笑，没多说话。“薛姐”一边喝，一边大口大口地嚼着她特别爱吃的那种蒜泥醋汁芥末凉拌海蜇皮，一边语重心长地说了不少嘱咐的话。他却仍只是笑笑，不说话。吃完，喝完，说完，满脸布满红扑扑酒晕的“ 薛姐”，喘着长气，先把鞋蹬掉了，再往床上一倒，慢慢地解开自己的衣扣，然后像个大白猫似的，慵懒地蜷曲起身子，冲韩起科招招手，让他过去帮她扒衣服。韩起科收拾了碗筷，在毛巾上把手上的水迹油迹擦净了，去坐到她身旁，握着她胖胖的凉凉的小手，低头坐了会儿，然后探过身去，抚平她散乱的短发，又替她把衣扣一粒一粒地慢慢扣起，说了声：“挺晚的了，回吧。”“薛姐”一愣，侧过脸来，考询似的打量了韩起科一眼，一声不吭，就从床上坐起，穿上鞋，拿起自己的那件纯毛风衣和名牌手包，板着脸向门外走去了，但走到楼道口却又站住了。省新华书店库房后头的这幢小楼，其实只是幢简易楼。房门外的走廊是敞开式的。楼梯也是敞开式的，直接挂靠在楼体外侧的山墙上。站在楼道口，越过那一片片高矮不一新旧不等的屋顶，就能看到老人民广场上那一丛丛浓重的树影和新省委大楼广场上璀璨的灯光。韩起科料到她会生气，也料到她会拿起风衣和手包，啥话也不说，转身就走，但就是没料到她居然好像受了千万重委屈的小丫头似的，眼眶里闪烁着泪光，在急火火冲下楼梯的那一刹那间，收住了脚步。于是他在她身后也静静地站了下来，一动不动地站着，听她粗粗地喘息。他知道只要他再往前移动半步，柔柔地贴住她后身，再把两只手从她腰后抄到她身前，或轻，或重地把她围抱住，甚至都不用说什么道歉的话，一切不愉快都会“灰飞烟灭”，一切又都会变得跟从前似的那么“简单”“明了”。她会立即尽释前嫌，返转身来，倒在你怀里，赐你一千个一万个“大嘴巴亲吻”。他知道，“薛姐”是真喜欢他，真需要他。但现在他已经同样很清楚，她不可能让他进入（或占据）她生活的全部。在这方面，她是那样的清醒，就像在装修布置一套新房似的，哪个家具哪件装饰品该陈放在哪个位置上，该占多大的一个地盘，该动用多大一笔预算，该在某个局部达到一种什么效果发挥一种什么作用 ……她心里绝对有数，都安排得恰如其分，不会发生任何一点错位、越位、不到位现象。而他，也就是她心中这幢“新屋子”里众多她“心爱”的“必要”的“家具”“装饰品”中的一件，永远只能是“其中之一”。他不责备她的这种“清醒”。但却无法接受这种“清醒”，也不能接受这种“清醒”。在要返回哈拉努里的前夕，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在她生活中的“ 身价”和“位置”。其实，韩起科，你进一步想过这个问题吗？在现代社会中，谁又能占着谁的“全部”？想占全部，可能吗？应该吗？ “再也不跟我见面了？”她突然转过身来怔怔地问。
“……”面对这样一种伤心的逼问，他多少有些难堪，内疚，躲过她灼灼的目光，只说了句：“时间不早了。要不……要不，我叫个出租送送你？”
“不用。”她很生硬地一口回绝了，噔噔噔噔地快步跑下木质楼梯板，然后连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深秋夜晚那种特有的雾霭和悲凉之中……
第五部分具有重大含意的“预兆”
韩起科的事，也许打根儿上起，就不该由我来说，更不该由我来说得那么多。我真的怀疑我自己能不能客观准确地向你们描述这个“狗屁孩子”所经历的一切，尤其是他内心在这些经历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和层层回澜。但是我总想说说他。即便过了这么些年，也仍然控制不住自己这方面的冲动，也无法忘记了他……前边我说到，那天我从“灰鸭嘴村”回到家里，责怪马桂花，这么长时间一直对我“隐瞒”“封锁”韩起科返回哈拉努里的消息，而马桂花居然也“稀里糊涂”地接受了我这通责怪。其实，事后我细细一回想，在此前，我曾见过韩起科一面，而且那一面还是马桂花“引见”的。为了她的这个“引见”，我还嘲弄过她，生过一丝妒意。只是那回的事情，发生得十分仓促，跟韩起科的那一面见得也有些“没头没尾”，时间又很短促，就像大地震前某一个村子的某一个麦垛背后突然闪过的一道白光，总是难以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只有在事后，大祸发生了，人们才会捶胸顿足地后悔，如果当时能重视这道白光的启示，可能就会减少多少多少损失。但谁会把某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一个更不起眼的烂麦垛背后闪过的那一道微不足道的光，跟一场天崩地裂、山呼海啸的大地震联系起来呢？几百万年来，伴随着人的生生息息，大大小小的地震已发生过多少回了？但有多少人重视过这一道游走在地平线上、高岗背后、丛林中间、洼地底部的白光？人们在攫取眼前实利的忙碌中，总是轻视了那些具有重大含意的“预兆”……在掂量“眼前实利”和“预兆”的天平上，人们总是会不自觉地倾向前者。虽历遭惩戒，也一再表示“接受教训”，但还是“坚决不改”。这又能怪谁呢？那天的事情是这么发生的。当天，我约了马桂花回家来“谈话”。谈我俩的关系。到家已是午夜时分。那时，在农科所工作的马桂花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在家住了。我父母经我说服，前年总算同意搬离畜医站，进城来生活。但他们住的是我原先在市政府大院里使用的那套两室一厅的老房子。老两口不愿跟我们住一块儿的主要原因，就是不想看到我和马桂花老这么“别别扭扭”。他俩“心烦”。他俩怎么也想不通，像马桂花这样，长得又好，又懂事，又肯干的媳妇天下少有，我怎么就不能跟她处好关系？他们总觉得是我在“欺负”她，有“ 陈世美”之嫌，又不忍心跟我“打嘴仗”，便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政策，搬走，另住。
……前一段时间，我跟马桂花也长谈过几回。我告诉她，我对她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不想你去拿文凭，不想你实现啥“自我价值”，更不希望你跟别的那些夫人似的，装出一副“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样子，帮我去争狗屁面子。我没这个要求。我甚至都不要求你有多么温柔，多么体贴。我只要求你一个“本色”。你别“自卑”。即便像我们头一次见面时那样，你只穿着那双有破洞的布袜，但依然无所顾忌地露着你那个时而粉红、时而苍白的大脚拇趾，踩着嘎吱作响的地板，无所顾忌地来回走动。我需要你那样一种自信。因为有自信就会有活力，有活力就会有魅力。我一次又一次地向她描述，八九年前的那一天，你和韩起科从那个沙黑里克驻点站，把我接回冈古拉，那一路上的种种情景，当时你那么兴奋，甚至也很张狂。
“但来到我身边后，你还这么‘疯’过没有？没有了。你为什么不‘疯’了呢？你可以‘疯 ’啊……我的小桂花……”
我问过她“为什么”，“为什么会生活得那么别扭？”她惶惶地看着我，她说“不知道”。
她说她“没觉着别扭”。我忍了又忍，终于问了一个积压在我心头多年的问题：“你心里是不是有别人了？或者说，你一直丢不下你过去喜欢过的什么人？”“没有！没有的事！”她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污辱似的，叫了起来。“那我们……我们……”我喘着粗气，斟酌着下面所要说的每一个字，极艰难地跟她谈了自己思考多时才想出来的一个权宜之计：“我们暂时分开过一段日子。行吗？两个人都冷静地想一想，这些年，咱俩到底是哪儿错位了，并且对双方今后的生活，也都仔细掂量一下。”她当时一下怔住了，脸色立即苍白了，眼睛却干热干热的，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口接一口地倒吸着冷气。这时，我真希望她能大叫，能扑过来厮打，或者扑过来抱着我，或大声或小声地求饶……但她没有。她只是愣怔着，一口一口倒吸冷气，足足沉默了十来分钟，说了四个字：“好吧。随你。”就这样，我们“暂时”地分开过了。我让农科所的那位所长在单位附近给她找了一间房。我告诉那位所长：“别上外头乱说去。她只是想一个人有更多的时间读点书，熟悉熟悉业务。没别的事。”那位所长是我提拔的，自然是个明白人，连连点头答应，让我尽管放心。分开住后，我当然隔三差五地还经常去看她。她不时地也像那天那样，回来看看这个对她来说本来就一直是“陌生”的、现在应该说更“陌生”了的家……我们再没有亲热过，更没过过夫妻生活，不仅在心理上，在生理上好像都有了一层真正意义上的隔膜。
第五部分内心朦胧的一种冲动和向往
有一回，也像那天似的，她回来看我，在“家”里待得很晚。她还做了我爱吃的揪片子，煮了白水羊头，切了一大盘香菜末，熬了满满一小碗花椒红油，捣了一碟蒜泥，当然也没少了她拿手的“拔丝土豆”和“（洋）葱爆回锅肉”。还开了一瓶当时在这一带卖得挺好的奎屯大曲。很少喝酒的她，那晚还特意陪我喝了两盅，陪我玩了一会儿“老虎、杠子、鸡”。我也许是喝得有点儿高了，颤颤地放下玻璃酒杯，直愣愣地瞧着她，心里感到无比的委屈，酸涩。在我看来，她依然是那么的秀丽，那么的健壮，那么的纯真，我轻轻地吻过她……纵情地抚摸过她……期待过她……也真正地得到过她 ……我知道，她是尊重我的，敬重我的，感激我的，她曾经为我展开过她的一切，我像一阵狂暴的热风从这片紫花苜蓿地上“劫掠”过。我向自己郑重做过承诺，我要做个最负责任的男人，要尽心呵护我的“小桂花”。即便在与她分开过的一段日子里，有过那么多的女子，（说“多”，也许有一点夸张了，说“很有几位”，却不含一点自负的意思，）向我表示要到我空关着的家里来“看望”我这位“领导同志”，替我收拾那个“可怜”的家。有一两位甚至明确暗示，她们在我这儿并不期待什么“结果”，只是希望能照顾一下“可怜兮兮”的我。对此“善意”，我都婉转地却决绝地“谢绝”了。我无意把自己塑造得那么“崇高”“ 圣洁”。但这的确是我那段时间里的真实写照。那天喝完酒，小桂花进厨房去洗碗了。她说已经太晚了，她得赶紧走了。我摇摇晃晃地跟着她走进厨房，嘴里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连我自己都听不清的话，大意总是：留下吧，别走了，何必呢，等等等等。她以为我在跟她开玩笑，也就没怎么搭理我，只是背着身，在水池子跟前洗她的碗。她一心一意地洗着。她做任何事都是那么一心一意。干净利索。而她一心一意的时候，正是她最吸引人的时候。早就过了换季的时候了，人都只穿单衣单裤了，她却还穿着毛衣。（估计下边还穿着毛裤哩。）大概也是因为从小就在荒原上生活的缘故吧。荒原上基本没有春秋天之说。往往脱掉棉袄皮袄，过个三五天六七天，就得“光膀子的干活”了。所以，她（们）对季节的感觉，远不如这边的人那么敏感。在衣服的换季方面，也远不如这边的人勤快。（当然，这边的人又远不能跟口里的人相比。）毛衣还是结婚时我给她买的。后来我说再替你买一件吧。她死活不要。现在看来，毛衣已经嫌小了。是的，这些年，她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