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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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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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分强调单独的某一段话是不行的,因为在另外的某段话里又会有着对它的改正或修订。

    总的说来,要理解他的共相论和他的形式与质料的理论,最简易的方法就是首先摆出来他的观点中的常识感学说的那一半,然后再来考虑他对此所进行的柏拉图式的修正。

    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共相论是十分简单的。

    在语言上,这里面有专名词也有形容词。专名词适用于“事物”或“人”

    ,而其中的每一个都只是这个名词所适用的唯一的事物或人。

    太阳、月亮、法国、拿破仑等等,都是唯一无二的;这些名字所能适用的并没有许多的事例。另一方面象“猫”“狗”

    “人”这样的字,则适用于许多不同的事物。共相的问题就是要探讨这些字的意义,以及象“白”

    “硬”

    “圆”等等这些形容词的意义。他说道①:“‘共相’一词在我的意思是指具有可以用于述说许多个主体的这样一种性质的东西,‘个体’一词在我的意思是指不能这样加以述说的东西。”

    一个专名词所指的东西就是“实体”

    ,而一个形容词或类名(例如“人的”或“人”)所指的东西就叫作“共相”。实体是“这个”

    ,而共相则是“这类”——它指事物的种类而不。。

    指实际的特殊事物。共相不是实体,因为它不是“这个”。

    ①《解释篇》,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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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142

    (柏拉图的天上的床,对于那些能够看得见它的人来说,也是一个“这个”

    ;但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所不同意于柏拉图的地方。)亚里士多德说,“任何一个共相的名词要成为一个实体的名词,似乎都是件不可能的事。因为……每个事物的实体都是它所特有的东西,而并不属于任何别的事物;但是共相则是共同的,因为叫做共相的正是那种能属于一个以上的事物的东西”。就此而论,这种说法的要旨就是共相不能自存,而只能存在于特殊的事物。。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表面上是极其平易的。假设我说“有足球赛这样一种东西”

    ,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种说法是明明白白的真理。

    但假如我是指足球赛可以没有足球运动员而存在,我就会很正当地被人认为是说着毫无意义的话了。同样地,人们也会认为有父母之道这样一种东西,但那只是因为有许多的父母;有甜美性这样一种东西,但那只是因为有许多甜美的事物;有红,但那只是因为有许多红的东西。并且这种依存关系被人认为并不是相互的:纵令踢足球的人永远没有踢过足球,但他们还是依然存在的;通常是甜的东西可以变成为酸的;而我的脸通常虽是红的,却也可以变成苍白而仍不失其为我的脸。我们就以这种方式被引到一种结论说,一个形容词其存在乃是有赖于一个专名词所意味的东西的,然而却不能反之亦然。我以为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在这一点上,正象在许多其他之点上一样,他的学说乃是一种常识上的偏见而加以学究式的表现。

    但是要把这种理论弄得很精确,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假定说足球赛没有足球运动员就不能存在,但是它却很可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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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卷一 古代哲学

    有这个或那个足球运动员而照样存在。并且假定说一个人可以不踢足球而存在,然而他却不能不做任何事而存在。红的。。。。

    性质没有某个主体就不能存在,但是它却可以没有这个或那。。

    个主体而存在;同样地一个主体没有某种性质就不能存在,但。。

    是没有这样或那样性质它却能够存在。于是,用以区别事物与性质的那种假设的理由就似乎是虚幻的了。

    事实上,作出这种区别的真正根据乃是语言学上的;它是从语法里面得出来的。

    我们有专名词、形容词和关系字;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翰是聪明的,詹姆士是愚蠢的,约翰比詹姆士更高”。这里,“约翰”和“詹姆士”是专名词,“聪明的”和“愚蠢的”是形容词,而“更高”则是一个关系字。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形而上学家们都是形而上地在解释这些语法上的不同:约翰和詹姆士是实质,聪明和愚蠢则是共相。

    (关系字则被忽略过去了,或者是加以错误的解释。)或许我们若加以充分的注意就可以发见,有些形而上方面的不同是与这些语法上的不同有着某种关系的;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只能是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并须附带创造出一套人造的哲学语言。

    而这种语言将不包含象“约翰”和“詹姆士”这样的名字,以及象“聪明的”和“愚蠢的”这样的形容词;所有日常语言中的用字都必须经过分析,并且须被意义较不复杂的字所代替。一直要到完成了这件工作之后,对个体与共相的问题才可能做出恰如其分地讨论。当我们终于到达了能讨论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见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与我们起初所设想的已经是大大不同了。

    因此,若是我没有能够讲清楚亚里士多德的共相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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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342

    乃是(我坚持认为)因为它本身就不清楚。但它的确是理念论上的一个进步,而且的确是涉及到了一个真正的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

    另有一个名词在亚里士多德和他的经院派的后继者们中间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本质”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和“共相”绝不是同义语。你的“本质”就是“你的本性所规定的你之为你”。可以说,它是你的那样一些属性,你若丧失了那些属性就不成其为你自己了。

    不仅是一个个体事物有本质,而且每种品类也都有本质。一种品类的定义就应该包括它的本质在内。后面我还要谈到“本质”这一概念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关系。目前我只需说,我觉得它是头脑混乱的一种举动,是根本不可能精确的。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另一点,就是“形式”与“质料”的区别。

    (必须了解:与“形式”相对立的那种意义上的“质料”

    ,是不同于与“心灵”相对立的“物质”的。)

    ①

    这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也有一种常识的基础,但是这里柏拉图式的改造却比在共相问题上更为重要。我们可以从一个大理石像着手;在这儿大理石是质料,而雕刻家所塑造的形状便是形式。或者,用亚里士多德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制造了一个铜球,那末铜便是质料,球状便是形式;以平静的海为例,水便是质料,平静便是形式。至此为止,一切全都是简单的。

    他继续说,正是凭借着形式,质料才成为某种确定的东

    ①“质料”

    、“物质”原文均为mater。——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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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卷一 古代哲学

    西,而这便是事物的实质。亚里士多德的意思似乎就是平易的常识:一件“东西”必定是有界限的,而界限便构成了它的形式。例如说,有一定体积的水:用一个瓶子装起来的任何一部分水就能够和其余的水划分开来,于是这一部分就变成为一件“东西”

    ;但是只要这一部分无法和其余的浑然一体的物质划分开来,它就不是一件“东西”。一个雕像是一件“东西”

    ,而它所由以构成的大理石则在某种意义上仍然照旧是一块石头的一部分,或者是一片山石的内容的一部分,而并没有变化。我们不会自然而然地说,是形式才造成了实质。。

    性;但这是因为原子假说已经在我们的想象中根深蒂固的缘故。然而,每一个原子,假如它是一件“东西”的话,则也还是靠了它得以与其他的原子划清界限才成为一件“东西”

    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有一个“形式”。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种新的表述,这种新的表述乍看起来似乎是很困难的。他告诉我们说,灵魂是身体的形式。这里的“形式”并不意味着“形状”

    ,那是很明白的事。后面我还会再谈到灵魂是身体的形式其意义是什么;目前我只要说,在亚里士多德的体系里灵魂就是使身体成为一件东西的东西,。。

    它具有着目的的统一性以及我们认为与“有机体”这个名词相联系的种种特点。眼睛的目的是看,但是脱离开它的身体它就不能够看。事实上,那是灵魂在看。

    因而看起来,似乎“形式”就是把统一性赋予某一部分物质的那种东西,而这种统一性通常(如果不是常常)总是目的论的。但“形式”却要比这多得多,而所多的部分又是非常之难于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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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542

    他告诉我们说,一件事物的形式就是它的本质和它的原始实质。形式是有实质的,虽然共相是没有实质的。当一个人制作一个铜球的时候,质料和形式二者都已经存在了;他所做的全部工作只是把二者结合在一起而已;这个人并不制造形式,正象他并不制造铜一样。并非每件事物都是有质料的:有许多永恒的事物,其中除了那些能在空间中移动的而外,就都没有质料。

    事物由于获得了形式便增加了现实性,没有形式的质料只不过是潜能而已。

    形式是实质,它独立存在于它所由以体现的质料之外,——这种观点似乎把亚里士多德暴露在他自己所用以反对柏拉图理念说的论证之下了。他的形式原意是指某种与共相迥然不同的东西,可是它却又具有许多同样的特点。他告诉我们说形式比质料更加实在;这就使人联想到理念具有唯一的实在性。看起来似乎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形而上学实际上所做的改变,比起他自己所以为的要少得多。策勒尔就采取的是这种见解,他在论到质料与形式的问题时说:①

    “然而,关于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题目上之所以缺乏明晰性,其最后的解释可以从下列的事实里找到,即——我们将会看到——他从柏拉图想把理念加以实体化的倾向之下,只曾把自己解放出来了一半。

    ‘形式’之于他,正如。

    ‘理念’之于柏拉图一样,其本身就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它在规定着一切个别的事物。尽管他是那么样尖锐地在追踪着理念从经验之中生长出来的过程,然而同样真确的是

    ①《亚里士多德》,卷一,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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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理念,尤其是当它们离开经验与直接的知觉最远的时候,终于还是由一种人类思想的逻辑产物转变成了一种超感世界的直接表象,并且在这种意义上还转变成了一种理智直觉的对象“。

    我看不出来亚里士多德对于这一批评怎么能够找到一个答复。

    我所能想象的唯一答案就是,他应该主张没有两件事物可以有同一的形式。

    假如一个人制造了两个铜球,(我们必须。。

    说)每一个就都有它自己特殊的圆性,这一特殊的圆性既是实质的又是个别的,既是一般“圆性”的例子,但又并不等同于一般的“圆性”。

    我并不以为上面我所引的各段话很能支持这种解说。而且它还可能受到一种反驳,即特殊的圆性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里应该是不可知的;然而他的形而上学在本质上却又是说,随着形式的愈来愈多和质料的愈来愈少,事物也就逐渐地越来越可知。

    这若要和他的其它观点能相符合,那就必须让形式能体现在许多的个体事物之中。如果他要说有多少个球形的事物就有多少种形式(这些形式是球性的事例)

    ,那末他就必须对他的哲学做出根本的修改。例如,他的那种每一形式即等同于它的本质的观点,就和上面所提示的这条出路无法相容。

    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质料与形式的学说,是和潜能与现实的区别相联系着的。

    单单质料就被想成是形式的一种潜能;某一事物在变化以后要比在变化以前具有更多的形式,在这种意义上一切变化就都是我们会称之为“演化”

    的那种东西。

    凡是具有更多的形式的,则被认为是更“现实的”。神是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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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纯现实;因此神就不能有变化。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学说乃是乐观主义的与目的论的:在这种学说里,整个宇宙以及宇宙中的万物都在朝向某种不断地变得比过去更为美好的事物而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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