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读完毕，全屋鸦雀无声，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宣读的干部说：王学泰，如果你没意见就签字罢。他看我迟迟不肯签字，就说：“你对这个再审判决有意见吗？”我说：“我不同意这个判决。”许多人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
我说：“你们这个判决书中用语有矛盾。前面你们说我的所说，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后面又说我‘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谁才损害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呢？是‘四人帮’。你说我‘针对四人帮’，那我就是维护了主席形象；你说我损害了主席形象，就不能说我针对‘四人帮’的。”
当时宣传上都这样说，实际上它是个悖论，然而，谁也不敢说它错。而“市中法”认为我只要抓住你过去话中的瑕疵，你就不能说那时抓你毫无道理。其实这反映了刚刚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时人们的心态。一些执行的干部对这宗工作的意义和中央的意图是不理解的。其实当时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有两个想法是讨论得不充分、宣传得也不够的。一是创造一个与极“左”路线完全不同的新的政治局面。一是今后不再以思想言论治罪，创造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政治文明。
执行者对这些不理解，就表现在，他们总想抓住一些被平反者的只言片语，以证明过去的工作不是完全错了。这是很荒唐的。例如在我的问题上，他们抓住我说过一些老帅被整是由于他们“功高震主”。“市中法”的说，你把毛主席比作皇帝，你这还不是损害“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我们在这句话上辩论了几个回合，那位“中法”审判员很不高兴。我又挑出“判决书”中的另“一个错误”。我说“既然如你们说我的错误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那为什么写到判决书中去呢？照列宁所说只有两种人没有错误，一是没有生出来的人，一是死去的人。8亿中国人谁敢说一点错误没有呢？如果照你们的做法是不是要给每个人都发一张判决书呢？”这个质问使得审判员容忍不下去了。他说：“王学泰，你想一想，你感谢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吧，否则你还得在监狱待上十年。”我判十三年，刚待了三年多。
听了这些我也很不满意：“当然，我感谢；不过你们也得感谢，否则你们将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这句话好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因为那时很少有犯人敢直接顶撞审判员的，何况这次又当着这么多的听众。我想站在平等立场上，与他们作有来有往的讨论，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只能引起冲突。
他一拍桌子：“王学泰，你不要以为放了你，你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你的审判记录还在案！”一听这话，我也生气了：“是啊。我又没让你们放我，既然你们还有底案，认为我还有罪，还可以送我回去啊！我的囚服还没换。”那天我还穿着印有“监01”黑色囚服。
此语一出，偌大的屋子里，悄无人声，空气仿佛凝住了。我也有点后悔，火气太盛，太不给人留面子了。但一转念，与其糊里糊涂出去，不如弄得明明白白再走。这时监狱的管教科某科长，平时与我较熟。他站起来有些打圆场似地对我说：“王学泰，不要赌气嘛！人家法院放了你，我们也不能留你啊？这地方也不是谁想来住就可以住的。再说你们单位和家属都来了，他们准备高高兴兴接你回家呢！”
这几句很实际、又富于人情味的话还是打动了我。我已经入狱三年半了，年近七十的老母亲为我操碎了心。她所在的单位就在“一监”东面，相去的直线距离不过数十米。每天上班都要从监狱东墙经过。别人的冷面白眼、闲言碎语，几乎天天都都会遇到，她的难堪与悲哀，可以想见。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那时出了问题，朋友远去，老婆离婚，儿女划清界限，惟有老母，儿子还是她的儿子，不仅心里想着，接见日还要来看，哪怕经历千山万水。于是，那种不苟且离开监狱的想法动摇了，我有些犹豫。管教科长把那份判决书拿了过来，要我签字。我又看了一遍，说：“我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说法，怎么能签字呢？”本来缓和下来的气氛又有些紧张。“市中法”的来人也很为难地说：“你不签字，我们回去如何交账呢？”
双方就有些僵持了。我不说话，“中法”的人也不说话。时间过得很快，大约有四点多钟了，本来只是走走形式，发了“再审判决书”就完事的，不想拖了这么长时间。仲秋的北京，下午四点，太阳就平西了，斜阳穿过老槐树的枝叶，照进这间屋子。
“市中法”的来人显然有些着急。管教科长再一次走到我身边说：“王学泰，你要考虑，‘中法’的同志还要解决其他人的问题呢！”我突然想起，我那位“同案”还有待于解决呢。这时科长说：“我看这样吧。你签个字，表示你收到这份判决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两全之计，答应了。这时那份“再审判决书”又推到我面前。我在指定的位置上签上了名，并写道“收到判决书一份。”后又补充一句“但不同意”。法院审判员看了看，又互相看了一下，表示可以了。
签了字，平反一事告终。来人各自散去，出门的手续早已办好。这时有两人过来与我握手，表示祝贺。他们是房山文教局的，也就是我所在单位的。并说你可以先回家休息一些日子，单位通知你再上班。管教科的把我们送出大门，门外我的妹妹、弟弟还有一些朋友在等着我。大门外，停着文教局的212吉普。正是这辆车把我送进监狱的。今天它又接我出狱了。
王学泰·我的平反路北京市高等法院接待站
出狱了，家中是一片欢腾。母亲对于无罪判决是极满意的。只要“无罪”就可以了。至于“错误”不“错误”不是快七十的母亲所关心的。
对我来说。弄清以前的问题是必要的，因为这不仅是事关是非曲直，而且还影响单位的工作。那时权威机关的一纸公文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决定性。于是，我在三天之内就写好了“上诉书”，到了北京高等法院接待站。
那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北京还是方兴未艾，但北京市“高法”接待工作还是很积极的。他们派出许多老干部、领导干部作接待人员。我到接待站一看，白发者很多。
接待我的是位年过六旬的女同志。她慈眉善目，说话口吻特别和蔼。她很注意倾听我的申述。当我向她陈述我对“有损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这个判断的意见时，她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的话，更没有反驳。大约近半个小时，我才说完。她听完，沉默不语，我关注着她的表情的变化，琢磨着她会如何驳斥我、或如何敷衍我。她思考一阵然后很诚恳地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大家都从那个时代过来，谁敢说自己没说过错话呢！”她这句话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弄得我倒无话可答。此前和此后我多次与具有人事管辖权的单位和领导打过交道。“高法”这位同志是我遇到的惟一的一位不袒护本单位错误的领导同志。她的真诚和毫无官派作风的做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今日，我想到这件事都不由得激动。我觉得她的这种态度是有代表性的，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物质还很困难，但那时的人们都有一股心气，人和人之间多的是关爱，少的是互相妨碍。
1979年年初，我收到“市中法”一个“再审判决书”。从表面上看，它与第一份没有什么区别。细看一下，那句“其中虽有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的错误言论，但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这段话，强调了当时的言论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下署1978年10月19日。有了这个结论，我经过考试，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调动的最后一关是政审。那时所里有七位正副所长和党委书记。七位都同意我调进，可是人事处的一位领导说，他的历史太复杂，怎么能进社会科学院呢？一位所领导说，他有什么复杂呢？连三青团都没入过，解放时才六七岁，还不是你把他搞复杂了。后来那位人事处领导也赞成了。
所领导的这句话给我留的印象很深。这几十年，把多少本来是十分简单单纯的人改造成为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做了许多欲益反损的无用功。
1980年5 月我调入文学所。一两个月后，一天，人事处一位年长的同志笑着给我一封“市中法”的来信。打开一看，又是一张“再审判决书”。这次有较大的变化，有两点：一，把“主要是针对‘四人帮’的”改为“都是针对‘四人帮’的”；二，是把原“定反革命罪不妥”，改为“原判以反革命定罪判刑是错误的”。但下面仍署1978年10月19日。
我在文学所工作20多年，一直到退休，不敢说有大作为，但多少还是做了些有益于社会文化的事。
还有一个改正
“反动学生”的改正是平反的尾声。1979年初，到高教部去问1964年清理思想运动中的问题。那时高教部在今西单商业部那里。学生司在三楼，我上楼时与一位老先生打个照面，他抱着一大摞文件，洒了一地。我帮他收拾文件，他向我道谢。我就便问学生司是哪间屋子？他回答说，我就是学生司的，跟我走吧。我问他1963年到1965年学生清理思想事。他说这事他知道，整所谓“反动学生”，不仅北京有，全国许多省市都有。安徽省有位归国华侨女同学被整成“反动学生”，下放到农村管制劳动，还死在农村了。我们正在给中央写报告，要求中央给政策解决这类问题。大约受害者有1000多人。后来听说这位老先生曾是蒋南翔部长的秘书，后是学生司的负责人。许多在南口劳改过的反动学生都来到过北京，包括头些日子打官司的曹天予，也都找过这位老先生。一次，找到60年代北京市高教局局长魏明先生，他还用自己的车子拉着我们在北京跑（我们在南口时，他多次到南口训话）。不久中央有了批示，说比照1978年所发的处理右派问题处理。也就是予以改正，这可以说是我的平反的继续。
北京师范学院动得真是很快（有的高校迟至1983年还没有解决完）1979年3月10日给我寄来一份“改正决定”。其全文如下：
王学泰同志是我院64届毕业生，在64年清理思想运动中被定为反动学生。经复查，属于错案，由党总支讨论通过，党委批准，予以改正。
中共北京师范学院委员会（印）
1979．3。10。
折腾了15年，在人生路途上跑了多余的一圈，此时总算告一段落，一切再从头开始。可惜的是不仅是我，有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们国家和民族都跑了许多冤枉路。
邵建·“走近”胡适先生邵建 “走近”胡适先生（1）
邵建， 南京晓庄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文学与现代性批判》、《知识分子写作：世纪末的“新状态”》等。
武岭突起于剡溪九曲之上，独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为万山所景仰……岭之上，古木参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潆洄，游鱼可数……隔溪之绿竹与岭上之苍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洁，无异写真……
这段话来自《武岭乐亭记》，它骈散交错，文字称美，是民国时代进入国文教材中的一篇。2003年8月下旬，为编《大学人文教程》，我随朋友们去了屯溪，其中的一项安排是去绩溪上庄拜访胡适故居。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车在徽州山道中逶迤，灰白如带的山道，一边是岭一边是溪，便不由得产生了上述文字的幻视，尽管它写的是浙东。皖南与浙东，同样山水形胜，人杰地灵。对着窗外不断移动的秀水青山，一车人都在慨叹：难怪这里出了胡适！
从胡适故居中出来，正逢一间学校放学，我随意问路边的小学生胡适是谁，一连两次，谁知都望着我摇头不语。是不知道、还是有什么隐讳？我不解。真不知上庄人是怎么看待这个前辈乡贤的，这个不是生于上庄却是从徽州山道走出去的人哪，原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先知”。
不过，这个“先知”在20世纪的命运却是绕有意味的。
胡适，1891年出生，1962去世，享年七十余。19岁时（1910）通过前清华的庚款考试，先后留学于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完成哲学博士的考试，回国后因蔡元培邀请，任北京大学教授。回国前夕，一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学改良刍议》，使古老的中国发生了一场白话文运动，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语言革命，以致我们今天通行的语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