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嘲笑它，蔑视它，你就是在帮助剥夺你的姐妹母亲作人的权利。
女权，不是用一种压迫代替一种。而是，在男女不平等的历史和现实中，
为男女平等的未来开路，如果作为人，我们向往更好的未来，
女权的实现还只是蓝图。
你说我不该“为女权而女权”。
为什么？为女权而女权有什么坏处？
难道应该为男权而女权？
千年的历史已为男权安排了女权的位置，
在两千年的最后几年，聪敏的女人还要假装低着头，以衬托男人的高大？
“造反有理！”我曾是个红小兵，我相信对既存的规则的挑战，
这才是艺术的哲学。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对既存的诗歌挑战。
“妈妈，伟大的画家画出和别人不一样的画。”
我的儿子决心当一个画家。
我决心当一个有女权的女人。我不是第一个。
我甚至对爱过的人怀有深深的亲密亲情。但是，
我就要四十岁了。我不再接受“像男人的男人。”
我爱的人，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人，
如果他爱我，他应该跟我站得同样的高，
如果他爱我，他应该懂得，我爱自由，爱思想，爱戴闪光的耳环和叮当的手镯，
不为他人，仅仅为我自己的快乐。
把这首近十年前写的诗摘抄在这里，因为这首诗歌描绘了我走向女权主义的过程。也表达了我对女权主义的基本理解。
在我看来，女权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人权，是女性的基本人权。在中国，女性的很多基本人权还没有实现。仅仅是性别的不同，很多女孩子生下来就被家里抛弃；就没有机会求学；就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身体，性的特权主要还掌握在男性手里；在工作提升，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女性还是次要的一性。甚至国家工作人员，女性的工作权利由于国家的硬性规定也比男性少五年。虽然在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英文的feminism被翻译成了“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性别立场。但是我坚持使用女权主义，因为我认为feminism是争取女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权力的一种思想。
沈睿·走向女权主义我还想上学（4）
而女权主义这个词让很多人很反感。那时与我还在一起的丈夫，从来不屑读任何女权主义的书，就常常鄙夷地说，“你们女权主义者，就是喜欢开诉苦大会，诉说自己的种种受压迫”。他时时刻刻都表示很看不起女权主义，因为女权主义太个人经验化，直接联系到个人的生活，不像其他的主义，都抽象，都难读，都形而上学。在他看来，女权主义是如此具体和每一个人的生活相连，就失去了作为一个主义的“高贵”。
我不懂他的逻辑。对很多人来说，理论好像得是抽象的，与现实无关的，似乎是一种超人的特权。我暗想，如果一种社会理论脱离个人经验，脱离现实（现实是通过我们个人经验存在的），那种理论，到底对人类有什么意义呢？我以为社会理论只有对经验，特别是个体经验说话才有意义，才有关，才在理。如果工人阶级对阶级压迫和剥削没有切身体会，马克思主义对他们就是身外之物，毫无意义。如果结构和解构主义不帮助我们认识隐含的社会力量和结构，我们干吗要了解结构和解构的操作方式？社会理论的意义是解释现实，洞察实践，而现实和实践都是通过个体存在的。女权主义理论的真正意义就是：因为这种理论谈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个体的存在在性别造成的压迫和不平等的制度中的位置，是女人生活的经验和在经验表象下的社会机制、结构、意识形态的综合作用。女权主义从个人经验出发，达到对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等本质的认识。从个人经验，个体存在出发，是女权主义的分析策略。正如女权主义响亮地宣称：“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1998年，我在国内，几个所谓诗人名流正在吃饭，就顺便把我邀过去了。席间酒水杯盏之间，某位心怀莫名其妙的目的人突然说：“沈睿现在是女权主义者了！”本来是热热闹闹的吃喝玩乐突然安静下来，席间有三四位女士，看得出来她们与这些名流都有特殊关系，也都以有距离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突然成了阶级异己。那位据说是中国的叶塞宁的诗人突然站起来，大声宣告：“女权，什么女权！女人永远不可能有权，因为她们永远得在下面。”他很得意，似乎说出了真理。这种赤裸裸的性暗示，在酒醉微醺之后，也许不是过于粗俗，但是何其太雅！我觉得悲哀，悲哀的是某些中国知识男性对女性理解的浅度，对他们自己理解的浅度，甚至对人类美好的性生活的理解的浅度！我忍不住说出了我一生最为公开的对性的观念。我平淡地说：“女人只能在下面吗？那你的性生活也太单调无聊了。”中国的叶塞宁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激动地拍桌子大叫：“难道女人可以在上面吗？难道可以吗？”我说：“你没听说过台湾妇女的口号吗？‘不要性骚扰，要性高潮。’”我左右环看，那席间的女性都很鄙夷地看着我。台湾女性的立场是女性的性主动权。女性不仅仅是男性的欲望对象，女性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可是面对这些无法说通的人，我离开了，觉得实在说不下去了。
正是这些经验使我进一步走向女权主义。我决定不仅要研究女权主义，还要拿一个妇女研究的学位。2001年，我获得了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学研究证书学位。这是一个类似副硕士学位的学位，是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系颁发的最高学位。
2001年6月16号，我特地回到俄勒冈大学，参加妇女研究系的毕业典礼。在美国我得到了硕士、博士学位，但是我都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可是，我特地去了妇女研究这个学位的典礼。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典礼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那天妇女研究系共有20多位本科生，6位研究生取得学位。典礼上，系主任请每个人谈一谈你为什么选择妇女研究为专业。我坐在人群中，心潮起伏。我想到自己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40多年的生活，想到中国的女诗人伊蕾，那位以写《独身女人的卧室》而闻名的伊蕾。
我跟伊蕾并不熟悉。我们只见过几面，连朋友都算不上。1990年的冬春，伊蕾不速来访。我当时并不知道她的人人皆知的故事。由于丈夫还没到家，伊蕾和我有了单独相处的一两个小时。伊蕾对我讲了她那时的丈夫——某作家——因与什么少女有关而犯罪的事。伊蕾一边说，一边哭。我问她为什么不离婚。伊蕾说，她不想离婚。“是多么难找到一个男人！”我听了后，默然。这就是我们这些男女平等思想中长大的女性的命运吗？伊蕾叹气，“沈睿，我三岁的时候就老了。” 伊蕾就这样离开了中国。
1995年夏天，我回国去看孩子。伊蕾也正从俄国回来，正好来我家。当时的什么小报说她正在做生意。我问及她的生活，她说那些谣传都是胡说八道。她的确在努力赚钱，一个独身女人要养活自己啊。她开着玩笑。她问及我在美国做什么。我说我在学女权主义。不过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学下去，因为没有奖学金，可能就学不了了。伊蕾一把握住我的手说：“你一定要学下去！我赚钱给你去学习，沈睿你记住，你不是给你一个人学的。你是为我们所有人去学的。”伊蕾的手突然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她抓得那么紧，我感到她的手的压力和她的语气的急迫。
2001年夏天的那个下午，我站在了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系典礼上，接过了我证书，讲述了伊蕾的故事。自那次一别，我就再没有和伊蕾联系过。那刻，我站在那里，呼唤伊蕾。我说：“伊蕾！我得到证书了！伊蕾，你听到了吗，我拿到证书了！我是为我们学的！”
回顾上30年中国女性的精神历程，我想，是有一大批知识女性从不同角度走向了女权主义。我们几乎都是从个人出发的，个人的经验构成了我们精神历程的基础。我们从小被教育相信男女平等，相信我们与男性一样。我在唐山地震前一天的行军就是一代女性这个信念的象征。然而，生活现实，特别是日常的生活现实挑战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一个一个地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成为了女权主义者。
在中国，女权主义者活动领域目前主要是学院、新闻出版和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学院，如果在图书馆查一下近些年出版的书的目录，博士和硕士论文的目录，我们会发现女权主义者在女性知识分子中的扩大每年都是以倍数增长的。北京国家图书馆目前（2006年2月）在女性主义条目下共有191本书，只有7本是1994年我离开中国之前存在的，其中三本是硕士或博士论文，从没有正式发表过。仅2004年一年，44个条目包括书和论文出版出现。由此可见女权主义思想在学院和出版界的发展状态。
每个写了以女权主义为条目的书的作者都由自己的道路走向女权主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历程的一部分。
楚树龙·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
楚树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央电视台国际报道顾问，中华美国学会理事、中国亚太地区学会理事、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理事、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理事、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著有《接触与防范：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冷战后中美关系走向》、《国际关系基本理论》等，合著有《国际关系学概论》、《留学美国纪行》，主编有《跨世纪的美国》、《世界、美国与中国》等。
楚树龙·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我的信仰是这样炼成的
在做人方面，我一直是一名中国人、一名中国的北方人。我的原籍是吉林省通化市。虽然因为外表，有些人说我像南方人，但我是一个地道的北方人，东北人。我不在意国内对东北人有多少好的或不好的评价，我具有的就是东北人的性格，比较直爽、直接，讲究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不拐弯抹角，也不掩饰太多，有话就说，有什么意见就发表。
在做学问方面也是这样。我信奉那种做学问深入浅出的精神。探讨问题、研究思考可以很深，但表达出来应该很浅，让人家懂，所以我写东西、讲课、讲演、接受采访等表达时都很简单，几乎到了白话的程度。要深入浅出，要直接，不要拐弯抹角，欲说又止，更不要是是非非，说的和要表达的意思不一样，说假话，这些我是反对的。所以，做人做学问，我是北方人东北人的性格，有不利的一面，但是我认为，真诚还是人最重要的，是现代化的需求，其实也是全球化的需求。过去人类生活节奏比较慢，你拐弯抹角不直接别人可能能猜到，也有时间猜；现在世界是竞争的，全球化节奏很快，所以还是直接表达，可能有时候显得粗鲁一点，这我还是注意的，尽量不粗鲁，不骂人，不说脏话，不说土话。东北土话那些不好的词我克服，但口音我不忌讳。也不是说南方人做人做学问不好，各有优势嘛，我就按照东北人这个性格去做人做学问。
1965年我上小学，但是，1966年，我们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期间没有条件好好学习。所以我常说我们这一代是失去的一代。所谓失去的一代，就是我们那时候没好好学习。“文化大革命”时，学校秩序很乱，也没条件好好学习，学些没用的，搞运动，那是个不讲学习的年代。我爱学习，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曾被学校定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当时只能自己找书看，但是能找到的书也不多，工科是《电子集成电路》，《晶体管集成电路》等，更多是的看文科的书：历史、哲学、文学。初中我就看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哲学史简编》，这些当时都是北大正式的专业课教材；马列著作我也读了很多；文学方面，比如那些中外小说，《林海雪原》、《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等，包括诗歌。
高中时，我曾在学校组织过一个特别有名的马列著作学习小组，不但一起学习，我还给同学们讲，所以自己读了很多。坦白说，马列著作我当时读得并不很懂，尽管我还给人家讲。但是，它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