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评判- 第1部分

　　　　作者：董芳芳，发表于2005年06月09日　《深圳商报》　　　　
　　　　格林斯潘说：“如果谁说听懂了我的话，那必是误解了我的原意。”有人把这句幽默套用在至今仍是谜一样的温州身上：如果谁说自己读懂了温州，那必是误解了温州的原意。　　　　
　　　　温州给人们摆出的种种谜题，引来各式各样的解读、纷纷嚷嚷的探讨和持续多年的争论，至今仍未得出全部的答案。每提起“温州”两字时人们总发出的那一声感叹，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心情？是可憎，可怕，可爱，可敬，亦或是兼而有之？　　　　
　　　　由三位温州本土人士所著的《温州评判》并没有给出什么标新立异的答案，也没有阐发多少骇人听闻的理论，而是用新闻人的笔触记录了温州人的奋斗历程，以冷静平和的视角走进了温州城乡的深处，从一次次细微的脉动解析温州发展的奥秘，通过来自内部的观察与体验揭开了温州从可憎、可怕再到可爱、可敬的沧桑卷轴，为解答温州之谜提供了许多来自一线的事实依据。　　　　
　　　　谁能说自己读懂了温州？温州方言难懂，说起来像在说外语，听起来像是听天书。要了解温州，若不懂点温州话，可能就得吃点亏。有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的一次战争中，各处在敌人前后方的两个连，要用对讲机确认突袭时间，可每次的联络暗号都被敌人破译，最后，两名温州战士用方言联络，敌人绞尽脑汁也没搞懂，以致大败。即便是把温州话翻成普通话，往往也会令人大惑不解，“拖鞋”说成“鞋拖”，“咸菜”说成“菜咸”，“热闹”说成“闹热”。而且，温州话里还分很多种方言，一个村一种话，走上几里路，就又完全听不懂人家说什么了。　　　　
　　　　温州的人也难懂，特定的历史渊源、地理环境造就了温州人独特的性格，让人捉摸不透。宋代温州就早已商名远扬，在宋朝文化中独树一帜的永嘉学派主张“通商惠工”、“义利并举”，反对“无商不奸”、“见利忘义”。至今，温州人也一直是在仗义、豪迈同时又精细地打着生意算盘。三面环山让温州人有了山人的耿直、勤劳和朴实，一面靠海又让温州人有了渔者的纤细、大胆和精明。温州人会搞出很多“怪”事：温州人的“炒房团”，炒得各大城市心神不宁；温州人还把村子落到别处，“温州村”到处都是，北京、上海、沈阳、新疆，连遥远的欧洲都有……家族企业可以说是温州最大一“怪”，一家企业里，父亲是董事长，母亲是办公室主任，大女儿是总经理，儿子是副总经理，二女儿是财务经理，二女婿是销售经理，大姨是办公室总务，外甥是采购主管。类似这样的企业在温州比比皆是。不管外界如何争论，家族仍是温州企业的支柱，仍在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和灵活性占领着企业的管理核心，带领着温州人走向富裕。　　　　
　　　　温州模式更难懂，关于温州模式前途的争论，费尽了理论家的笔墨。80年代初，温州苍南县的金乡、钱库、宜山这些小镇的街巷充满着火热的生产奇景，“家家办工厂、户户闻机声”。后来，经济学家管这种温州乡镇农村家庭工业的致富新路叫做“温州模式”，接着，关于温州经济的各种问题，包括其中的弊病都被纳入了“温州模式”。于是，本来只关乎于农村家庭致富方式的问题引来了各种评论，而且说香的能说到天花乱坠，说臭的能说到臭气熏天。为了脱贫致富被“逼”出来的温州人，没想到自己竟成了温州模式的一分子，没想到自己竟被同时“神化”和“妖魔化”。　　　　
　　　　《温州评判》说，温州欢迎研究，所以三位作者力图还原温州的真实，让人们拨开团团争论的迷雾，到里面去看一眼；《温州评判》说，温州可以批判，温州也存在许多如其他城市一样的问题，但不能把批判等同于否定，所以三位作者挖掘出温州被人误解、忽视和冷落的地方，借“批判”为“批判”正名，不让它成为一个可怕之词；《温州评判》说，温州很难读懂，所以三位作者用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串起洞察温州的线索，最大限度展现真实的温州。


相关书评重新誊写的草稿——出版缘起

　　　　温州是什么？　　　　
　　　　对于这个谜一样的地方，任何方式的评判都异乎艰难。　　　　
　　　　多少年来，各样的言语构成了误读温州的两端：“神化”　和“妖魔化”。神化者以为温州人有点石成金之妙，自然是要失望；妖魔化者以为温州人是毒蛇猛兽，无端起惧怕。　　　　
　　　　一个炒房团，誉之者以为是顺资本意志而动的明智之举，激活了当地的市场神经；毁之者讥之为市场经济的蝗虫，乱了一方的安宁，须先拿下而后快。　　　　
　　　　一个温州鞋遭扣俄罗斯，同情的摇旗呐喊，痛斥俄警方之黑，呼吁通过官方民间手段讨说法；厌恶者不屑一顾，谁叫你温州鞋灰色通关？自用自受，活该！　　　　
　　　　还有，就是“金钱化”。只要是温州人，不管高低肥瘦，一律视为大好佬，叫我等工薪阶层顿生愧对温州“盛名”之感。像是互为参证之用，大小书店的显眼处，总有几册温州人赚钱的所谓秘笈！　　　　
　　　　这是温州的真实吗？我们多少感到有些惊奇。　　　　
　　　　特别是一个“温州模式”，25年来，真个争不断，议还乱。温州是一面中国改革的旗帜。温州何尝不是一面有争论的旗帜？从二十世纪一直争论到二十一世纪。自从温州在改革中出了名，温州也就是非不断，争论不断。是非的焦点，争论的焦点，不是别的什么，就是温州模式。从姓资姓社之争到姓公姓私之争，从资本外流外扩之争到模式生死存亡之争，温州，被贴了一层层黑白迥异的标签，直让谁也弄不清姓甚名谁。　　　　
　　　　所有的争论者是否都走进了温州的深处？我们常常这样发问。　　　　
　　　　多年来，我们几乎可以天天看到外界对温州单一的非此即彼的判断！各式的行文里，隐隐透出这种判断固化的危险。　　　　
　　　　还原一个真实的温州，成了我们一个最初的冲动。不知是何来的勇气，我们居然毫不理会力有不逮的忧虑，自信地认为，久在新闻一行，勾画变化的图景，解构细微的脉动，是最为平常的份内事，来自一线最原始的记录、观察与体验定能使这一愿望成为现实。特别是主要作者、原温州晚报总编辑胡方松，曾长期从事温州农村的改革与市委相关文件的起草，见证了温州模式的风风雨雨，对历次温州争论的内幕了然于胸。一直来，与当时的市委多位决策者保持着友谊与信息的交往。这些被我们视为“资历”的保证。　　　　
　　　　2003年世界温州人大会的召开给们提供了的一个契机。作为对世界温州人的一次全面解读，我们三人在供职的《温州了望》杂志社策划推出了一期特刊《温州九章》，全书对天下温州人这一群体淋漓尽致的表达赢得了多方的好评，也让我们意兴勃发：董桥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那么我们能不能再“誊写”一番，整出一部书来呢？　　　　
　　　　定位既在“重新誊写的草稿”，初始便不奢望多少高深的学术气象，心想，只要不作雾里观花式的描红，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给读者以最亲近的交待，就算是大功告成。但压力仍在，白纸黑字的，不说传之久远，千万别得一句“出书如出恭”的话来。　　　　
　　　　当下分工，定下规矩：用新闻笔调，全面解读温州发展奥秘，全景式概括温州人从“可怜”到“可恶”到“可怕”，再到“可敬”的沧桑历程。说是“誊写”，却是艰难的采集梳理删减增补，既称书，又不得不讲究点体系，于是比想象的要烦得多。特别是不断变化的政经世事让作者一再改换考量的视角和采集的数据。为了未曾披露的内幕，我们特意赶赴杭州采访相关决策人士。去年初，全书定稿，题曰“温州评判”，分十章：“是非温州”“历史温州”“风流温州”“家族温州”“九州温州”（上下）“海外温州”“商会温州”“有为温州”和“明天温州”。但非常遗憾，出版时间的延迟使不少“最新”的数据成为旧闻，一些最新的议论比如“温州炒煤团的资本与道德之争”等未有进入本书的视野，所谓“评判”，便少了些依靠。凡此种种，只能等待再版的机缘了。　　　　
　　　　还好，本书正合文汇出版社责任编辑张衍的胃口，说：“这是我们社迄今为止关于温州最实在的作品。吸引我们的，倒不是本书阐发了多少惊人的理论，而是其冷静平和的视角与叙述让人走进温州的深处，一如其黑底红字的封面装帧。”　　　　　
　　　　这谬奖，让人欢喜，也让人惶恐。前文已及，评判温州是艰难的，套用格林斯潘的话——“如果谁说听懂了我的话，那必是误解了我的原意”——同样可以这样表述：如果谁说自己读懂了温州，那么他必定是误解了温州的原意。照此，《温州评判》会不会掉进“格林斯潘式”的幽默中呢？　　　　
　　　　这一点，盼读者评裁了。


第一章　是非温州前言

　　　　温州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温州的是非多多，温州的争论也多多。　　　　
　　　　温州的改革有名，温州的争论也有名。　　　　
　　　　温州在中国的改革史上，是一个有独特意义的地方。　　　　
　　　　温州，一个出经验的地方；　　　　
　　　　温州，一个出新闻的地方；　　　　
　　　　温州，一个出模式的地方；　　　　
　　　　温州，一个出老板的地方；　　　　
　　　　温州，一个出资本的地方；　　　　
　　　　温州，一个出财富的地方；　　　　
　　　　温州，一个出争论的地方；　　　　
　　　　……　　　　
　　　　围绕着温州和温州模式，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争论，有的争论已经成为定局，有的还在进行之中，也有可能再发生新的争论。　　　　
　　　　无论温州的是非如何，“温州”如今成了一个品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无论对温州模式的争论如何，“温州模式”如今已得到生活的承认，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对于温州和温州模式，还有不少被人误解的地方，不少被人忽视的地方，不少被人冷落的地方；也有一些评价往往偏离了温州生活的真实，但以讹传讹，几乎已经变成历史的定论；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宝库，温州和温州模式中还有大量尚待挖掘和发现的宝藏……作为见证温州发展和温州模式风风雨雨的人，有责任根据自己切身的感受，直接的观察，在有关温州和温州模式繁响的评判声中，发一点不同的声音，应该发的声音。　　　　
　　　　《温州评判》，就是这样一种新鲜的声音，清脆的声音！


第一章　是非温州是非温州

　　　　温州是一面旗帜，一面中国改革的旗帜。　　　　
　　　　温州又是一面有争论的旗帜，从20世纪一直争论到21世纪。自从温州在改革中出了名，温州也就是非不断，争论不断。　　　　
　　　　是非的焦点，争论的焦点，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温州模式。　　　　
　　　　其实，温州人无意在中国创造一个“模式”，也不想在中国推行什么模式。温州的领导从不自称什么“模式”，更无意叫人仿照什么模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名词，“温州模式”是理论界人士的一个概括和称呼，是经济学家的一个界定和探索。　　　　
　　　　最早公开提出“温州模式”这一概念的，是1985年5月12日上海的《解放日报》。这一天，《解放日报》的一版头条位置，刊发了该报记者所写的专稿《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并配发了题为《温州的启示》的评论员文章。在专稿和评论员文章中，首次公开提出了“温州模式”。　　　　
　　　　专稿当时是这样描述“温州模式”的——　　　　
　　　　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已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所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　　　　
　　　　评论员文章的描述更进了一步——　　　　
　　　　地处浙南的温州广大乡镇，这几年走出了一条发展经济、治穷致富的新路子，这条路子的独特方式，就是乡村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各种专业市场的兴起。它同乡镇工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温州模式”。　　　　
　　　　自此发端，可以说，温州模式成了中国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课题，也成了广大实际工作者的一个实践课题。根据温州人民的实践和创造，不同层次的领导、专家和学者，都在进行着各自的研究、概括和描述。有人称之为“模式”，也有人称之为“格局”。理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