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家族企业中，接班人也开始走向了幕前。
余阿寿1991年创办了中法合资吉尔达鞋业公司，1993年时就决定把这副重担交给二十九岁的儿子余进华。余阿寿把儿子扶上马，又送一程。几年后，余进华说，“我是受父亲影响来做鞋的，父亲虽说文化程度不高，但他的为人，他的豪爽，乐于助人，做事认真，都是最珍贵的东西。我要感谢我父亲，他传给我的不仅是一个吉尔达，更有那种吃苦耐劳，严谨务实的创业精神。”
1995年开始，余进华把目光投向国际市场，打了一场漂亮的突围战，也把吉尔达的品牌、企业规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挺宇集团的潘佩聪出场更早。
1989年下半年，一些报纸相继出现吓人的论调，比如“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的绊脚石”什么的，关心国家大事的挺宇集团创始人潘挺宇一看就紧张了，“把我搞成资本家怎么办？”加上市场低迷、经济不景气，于是，潘挺宇草草把工厂交给两个雇来的主管，简单对四个子女交代一下，和妻子远走西班牙。
潘挺宇走后整整两个月，工厂里都没有一张订单，但两个主管却一点也不着急。当时管财务的是潘的大女儿，十八岁的潘佩聪，她一看情形不对，就招来被父亲委以重任的两个主管，表示这样下来厂子会垮的，她要介入管理。“这里是私营企业，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明早我就接手管理。”但这番话引来的是一片不屑一顾的眼光。两位主管还通知工人不要来上班。潘佩聪急了，找到两位主管。“你们想干必须好好干，不好好干就另谋高就。”过了两天，厂门口贴出通知：“明天必须复工，否则作开除处理。”第二天，潘佩聪看到工人都来上班了，但那两位主管再也没有露面了。
十八岁的潘佩聪就这样当上了总经理。当潘挺宇回国，看到自己的工厂已被女儿“抢班夺权”，便主动“退居”二线。
1947年出生的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也把孩子安排在自己的企业里。女儿郑莱莉1997年从天津财经大学毕业后，进入康奈集团担任副总经理兼团委书记，是共青团的十五大代表，现在负责公司管理；儿子郑莱毅从英国学成设计和企业管理专业后，也进入康奈担任副总经理一职，负责广告策划和产品科研。
郑秀康曾对《新民周刊》的记者说，为了让姐弟俩知道他们的父辈有今天的产业是通过怎样的劳动得来的，从初中开始，他就有意让他们参加自己制鞋厂的劳动，“因为此前从来没有带他们来过单位，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在人事处报到后就和厂里的工人一起工作，到了高中、大学的时候，我在家里经常说些公司经营管理的事务，有意识地灌输他们一些思路。现在证明，和厂里几百名大学生相比，他俩的思维进度要快得多。”大学毕业后，姐弟俩还被安排在公司各个部门劳动一年，郑秀康希望他们能够熟悉所有的流程，以便以后管理时让人信服。
郑秀康并不回避在家族中挑选接班人的问题。“要等到合适的时机，我再退出，届时他们姐弟俩拥有的股份肯定是最多，当然我希望留给他们不只是钱，而是康奈发展的先进制度。”
像郑秀康这样考虑的企业家很多，因为他们知道温州民营企业转型的一天迟早要来。
家族企业并不一种落后的制度。任何一种制度都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正如在总经理位置磨炼了多年之后的潘佩聪，在2002年一场关于家族企业利弊之辩的“财富论坛”上所说的：“如果用辩证的眼光来看，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在目前的经济环境里，家族企业的存在有它的合理性，区别在于大家合作的对象不同而已。” 潘佩聪觉得，在一个家族企业中，合作对象是自己的家人，他们只要有足够的责任心去承担责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换作与其他人合作，难道就没有问题吗？
“做企业也要顺势而为，最重要的是追求一种和谐，和谐自然，那才是真正的美。”
第五章 九州温州（上）从“可怜”到“可敬”
皇城根下、黄浦江边、天山脚下，长白山麓、天涯海角、峰巅谷底……处处都有温州人的身影和难懂的温州话。他们如“野生动物”一般龙腾大海、虎啸山林。在城市人群不屑的眼光中经历了地狱之火的磨炼，以九死而不悔的执着书写了一个由蝌蚪变青蛙的进化方程式。
中国曾经长期是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
对温州人的经商之路，据有关人士称，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以说是“走商阶段”，或者说“游商阶段”，也可以说是“鸟商阶段”。这是温州人做生意的起步阶段，开拓阶段，时间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大体上10年左右吧，人称“可怜的温州人”。
凡是开拓总是很不容易的。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小打小闹，“乱”打“乱”闹。温州人经商是满地跑，像是打游击似的，用自己的两只脚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基本上是推销温州产的小商品。
前几年几乎全是“游商”，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有生意做就做，没有生意做就走，走到哪里把生意做到哪里，哪里有生意就跑到哪里，几万元的大生意抢着做，几块钱的小生意也愿意做。后几年才逐步有人在各地安营扎寨，摆摊开店，创办公司，有了“坐商”，但规模都很有限，人数也很有限，影响更是有限。
第二阶段，可以说是“冷商阶段”。这是温州人经商的困难阶段，或者说沉默阶段，时间为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有那么三五年时间，人称“可恶的温州人”。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记载，不能回避温州人有这么一个阶段，更不能抹杀有这么一个阶段。因为个别产品质量上的问题，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在那段时间，温州模式成了骇人听闻的洪水猛兽，温州产品成了假冒伪劣的替代名词，温州商人成了资本主义的传播之源。那时不少地方对温州的批判不仅仅是在嘴上，而且实打实地落到行动上了。主管部门发出了禁用温州低压电器产品的通知，一些大中城市的商场里有“本店没有假冒货、本店没有温州货”等等告示，硬是直接把温州货等同于假冒骗了。
这就给温州人经商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温州人成了受冷落之商，只能做低头之商。于是，他们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先做后说，产品借用外地的牌子，身份借用别人的证件，能不说是温州人就不说自己是温州人，能不说是温州货就不说自己产品是温州货。大概因为温州货受阻，从这个阶段开始，温州人也开始经营外地人的产品，而不再限于温州货。哪个地方的产品有市场、有竞争力、有利润可赚，就去经营哪个地方的产品，代理哪个地方的产品。这对温州人来说，应了一句老话——坏事变成了好事，不仅开拓了自己的市场，也迅速增加了自己的实力。
第三阶段，可以说是“热商阶段”。这是温州人的一个发展阶段，或者说落地生根阶段，时间为九十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大约有那么七八年的光景，人称“可怕的温州人”。
邓公的南方谈话，把正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也为温州姓社姓资的争论做了结论。随着温州的正名，温州质量立市的开展，温州在全国香了，也热火了，不再是抬不起头，也不再是躲躲闪闪，而是挺起身来做生意，大声地说自己是温州人。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温州人开始在各地投资办公司、办市场，或者办商场、办工厂，投资、经营、再投资、再经营。大家开始把经商之地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原来的“坐商”越“坐”越大，原来的“走商”也逐步变成“坐商”，而不再像过去那样飞来飞去，年初到外地，年末回老家，赚一把钱带回家。开始时投资规模并不太大，大多是几万元的、几十万元的、一百多万元的，几百万元的就很了不起了，少有上千万元几千万元的。到了后来，几百万元就多了，几千万元的也有了。各地政府百姓呢，也开始改变对温州人的看法，关注温州人，欢迎温州人，重视温州人。政府和老百姓似乎都忽地发现，可怕的温州人原来是可爱的温州人，东南西北中，都有点离不开温州人了。
在北京，在天津，在河北、内蒙古，在中南西南、，在华东沿海、，在西北边境、，一批又一批的温州人，大有千军万马闯商海之势。随着人员的大幅度增加，以及事业的大踏步发展，温州商会也先后在一些城市呼之而出，最早成立的是沈阳市温州商会，此后在其他城市也逐步成立。有了自己的商会，就有了一个“家”，也就开始了与政府的对话，开始融入了当地的社会，开始影响着当地的社会。
第四阶段，可以说是“外商阶段”，或者说“贵商阶段”。这是温州人经商的腾飞阶段，或者说大上台阶的阶段。这个阶段，目前正在进行之中，必将延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至少在十年二十年以上，人称“可敬的温州人”。
说是“外商阶段”，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是说温州人在中国的地位发生了巨变，外地人不再是看不起温州人，也不再害怕温州人，更不是拒绝温州人，而是来抢温州人，大开省门、市门和县门，像欢迎外商一样欢迎温州人，像对待外商一样对待温州人。温州人不再是“走商”，更不再是“游商”，而是成了公认的外来“投资商”，甚至被称为来自南方的国内“外商”。如果说十年前温州人遭受冷落，其他地方的人难有体会，那么十年后则成了特别受欢迎的贵宾，这个受欢迎的程度是外人也是无法想象。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温州人开始了群团投资、资本投资和招商投资，投资的项目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有关国计民生，与国家的发展战略更相符合，成了振兴当地经济的一支生力军。温州本地最有实力的老板，温州在全国各地富有实力的老板，都积极投入到当地的发展大业中，甚多大手笔、大规划、大项目、大投资。投资的规模，出人意料地剧增，几千万元的是小儿科了，动不动就上亿元、几亿元，甚至有几十亿元的；投资的领域，可以说遍及各个方面，过去不敢进入、无力进入和不能进入的，如今都大踏步地进去了，从开办公司发展到组建无地域集团，从兴办市场发展到打造工业园区，从一般房产开发发展到建设大型城市小区。
还要看到的是，到了这个阶段，与当地政府的对话，似乎也成了一种特有的机制，并有了“绿色通道”，档次越来越高，内容越来越广，成果越来越大。既有招商方面的对话，也有社会方面的对话，还有政策方面的对话。当地政府把温州人当作顾问、当作参谋、当作贵宾、当作朋友，温州人也把当地政府视为朋友、不再是个别的、偶然的、被动的，而是经常的、主动的、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如今在全国各地经商做生意的温州人已经多达160万。
他们以商作笔，肆意挥洒，描绘出千百幅美妙的市场图景，更有人意想不到的经典之作。
第五章 九州温州（上）皇城根下的“草根层”（1）
在全国百姓的心目中，北京是天子脚下的权力圣地，天安门是遥不可及的权力图腾。
温州——北京，1200公里。对许许多温州百姓来说，天安门是一种想象。
可是在1999年的秋天，一位叫范鸣强的温州人在携妻带子游北京时，突发奇想要承包天安门城楼开一家马列书店。在许多人认为是在“开玩笑”时，他神情肃穆地敲开了天安门城楼管理处的大门，结果管理处不仅当场同意，还破例对这家书店免收租金。
范鸣强只不过是在京温州人沧海中的一粟，但他的创意和韧性显示了温州人思维里的固有基因—— 一切皆有可能，只要你敢于想象。
“20万”和“100亿”
现在的北京城到底有多少温州人？恐怕没有人说得清。一个比较公认的，也比较实际的数字是：20万——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
20万，每人每天消费10元钱，一天就是200万元，一年就是7个亿。这是个最低数，稍高一些就是十多个亿几十个亿。
20万，每人居住10个平方米，就得200万平方米的住房，再大一点那就不得了。
20万，每人一年产出1万元，一年就是20个亿，若以5万元计，那就是100个亿。
温州人，北京经济的一个新增长点。
最早到北京从事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