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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补充说明一点。卢梭的方案并非卢梭所独创。卢梭之前，在十七世纪，还有荷兰一位著名哲人斯宾诺莎（1632—1677），认为“民主政治是最自然、与个人自由最相合的政体”。而且，斯宾诺莎提出的民主形式（国家）也和卢梭的最相近，他明确认为，在民主制度下，人民应当将自己的天赋之权完全转让给国家。他写道：“若是每个个人把他的权力全部交付给国家，国家就有统御一切事物的天然之职；就是说，国家就有惟一绝对统治之权，每个人必须服从，否则就要受到最严厉的处罚。这样的一个政体就是民主政体。民主政体的界说可以说是一个社会，这一社会行使其全部的职能，统治权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但是每个人无论什么事都要服从它。”（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1982年商务印书馆版，第216—217页）
在每个人将自己的权利无保留地转让给国家这一政治观点方面，斯宾诺莎恐怕要超过卢梭多多。那末，为什么十八世纪法国的自由主义者要把矛头针对卢梭而放过斯宾诺莎呢？我想原因只能有一个：卢梭是属于发生法国大革命这场震撼全欧洲的反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的国家，而卢梭又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领袖，因此他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斯宾诺莎，而法国大革命期间又确实发生过雅各宾专政和“暴政”，于是卢梭便首当其冲地做了某些自由主义者攻击的对象。这些攻击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本雅明·贡斯当和托克维尔两位（最早攻击法国大革命和卢梭学说的保守主义者爱德蒙·柏克可暂不算在内）。
我最近读到友人相赠的一本名叫《自由主义》的书（李强著），其中有相当篇幅介绍这两位自由主义者的言论。贡斯当是从自由主义角度最早抨击卢梭的人，他强调，企图通过民主方式来保证主权的绝对权力不侵害个人利益，只能是一种幻想。他批评卢梭将自由原则与人民主权原则（即民主原则）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是一种致命的思想。他写道：“任何治世的权力都不应该是无限的，不论这种权力属于人民，属于人民代表，属于任何名义的人，还是属于法律。人民的同意不能使不合法的事情变得合法；人民不能授予任何代表他们自身没有的权利。”（Jack Hayward；After the French Reuolution： Six Critics of Denocracy and Nationalism；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P。107。）一句话，在贡斯当看来，任何主权都必须由具体个人来行使，不能由“人民代表”行使，否则必然只能反映少数人的利益与意志。而在托克维尔那里，“民主”首先意味着多数的统治，多数的统治则必然出现“暴政”，甚至在美国这样的“天然自由主义之国”也可能产生这种情况。他说：“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1993年商务印书馆版，282页）
综观这类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也分不同的类）的言论，可以说，他们是为当今的人类出了一个难题。因为在他们看来，目前通常所说的“民主”或“民主国家”，或者说，多数人的意志，或“人民代表”的意志（按：也就是国家的“公意”或“总意志”），都是不可靠的，都是堵塞人民通向自由之路，都是出现“多数暴政“的温床。那末，用什么方法来获得自由呢？他们只表述一个笼统的概念：“现代人的自由是一种在法律保障下的生存空间，是个人不受社会与政治控制的权利。”（转引自李强著《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68页）
这里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难题：在没有远到像《共产党宣言》所设想的“联合体”的理想世界之前，在尚不能没有国家、政府的情况下，法律又是由谁来制定的呢，并且将由谁来裁决执行呢？是“具体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能够决定的吗？说这些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者，这大概不会太冤枉他们吧？
按照现代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能力，现代社会确实还不能没有国家、政府、人民代表等，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性质。而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一定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权利在内），只能对“国家、政府的权力用分权和制衡的办法，用人民监督的办法等，来加以约束与限制（卢梭没有从他的同时代人孟德斯鸠那里吸收他的分权制衡论，无疑是他的弱点），而国家则必须制定宪法和其他立法等（这些也可称之为“公意”或“总意志”）来规范人民的行动。认为现代人可以不要任何国家、政府、人民代表等，个人可以不受社会和政治控制，而能凭空获得一个由法律保障的生存空间，那里没有任何“公意”或“总意志”，任何主权都由具体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这不过是纯粹的空想而已。
所以，按照常理，现代社会，为了求得人类进步，保障个人的合理权利，从真正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说，只有将民主和自由统一起来（而这两者在特定条件下又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不可能达到充分），才有希望。自由当然包含着民主，民主则是通往自由的必由之路，自由的扩大依靠民主的进步。
现在再回头来对卢梭的思想再说几句。前面说过，评价卢梭这类启蒙时代的人物不能离开当时欧洲反封建专制反神权的复杂大环境，而孤立地并用现代观点（按：卢梭已是二三百年前的古人了）就卢梭思想论卢梭思想；同样，评价卢梭思想对法国事变的影响力也不能离开法国大革命对扫荡整个欧洲封建旧势力的重大历史意义，而单单拿法国大革命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暴乱事件来评价卢梭思想的功过。卢梭无疑是欧洲早期杰出的民主主义者，他因酷爱自由追求民主而遭法国当局迫害而逃亡国外。就实现民主来说，本身就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特别在提倡民主而封建势力尚占习惯优势的时候。初倡的民主会包含一些旧残质或一时发生某种暴乱是可以理解的（英国的“光荣革命”也一样），这决定于多种因素，主要是政治因素，决定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冲突，而不主要决定于某种思想影响（尽管这种思想影响是实有的）。显然，没有理由认为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的暴乱应由卢梭负责，正如没有理由认为前苏联发生的斯大林暴政和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暴乱应由马克思负责一样。
二○○○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