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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视生命、人权，既是现行的灾难，又是灾难之源。尊重生命与人权，既是现代文明的实质，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和现代文明尚未真正接轨，我们也处于灾难之中。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我们处于灾难之中居然自我感觉良好！
灾难考验文明，痛苦与混乱中的文明尤为宝贵。灾难降临时，最容易看出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实力。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蒙灾后的美国发挥出巨大能量，世界格局和中国历史都因之而改变。相比之下，曾“非正常死亡”多人也改不变极“左”路线的中国人，称不起“在灾难中学习”的好学生，但这一课是必须补上的，否则，民族的前程就会断送在只交学费不长学问的“学生”手上。
历史，是在惨痛的教训中进步的。聪明人之所以聪明，并非由于他经历了最多的痛苦，也不是因为他避免了所有的灾难，而是由于他善于汲取前人、别人的教训，更善于从自身的一次次痛苦中获得多种智慧和更强的力量。国家、民族，亦然。
我这样理解“剥削”不知当否？
？ 樊百华
我不知道国际学术界是不是还谈论“剥削”，如果谈又是怎样谈的，我知道本乡被称作“新Z派”的朋友们还是很喜欢谈论“殖民”、“经济殖民”、“霸权”、“剥削”等等的。在这一点上，“新Z派”与“老Z派”有着同样的爱好。兹事体大，完全需要谈，我也想插几句。
我首先想到这话题的不可回避，不是因为学者们有声音，而是因为老百姓中间，即使别的被灌输的习用语淡忘了，“剥削”两字还是流行着的，甚至是表达某些现实情感时使用率最高的惯用语。我注意到，新老Z派使用“剥削”一词，很多时候是没有道理的，倒是普通老百姓因为局限于日常生活说话，反而有着“朴实的自明性”。但是，朴实的缺陷在于容易“满足于情绪的表达”，容易受惑于笼统而未必可靠的口号，例如只要谁喊“反腐败、反剥削”就觉得谁哥们，就愿意跟、就愿意哄起来。在“极右保守”成为今日汉语关键词日显突出的情况下，新老Z派比自由左翼更有活跃的机遇，无论是作为策略、机谋，还是作为某种有所变形的回复，都是很值得忧虑的。为了避免可恐怖的异动，对犹存于源流的意识形态用语作出一些辨析，肯定是需要做的工作。
剥削当然是不受弱者欢迎的，尽管它与压迫共同存在很久远了，而且似乎很容易被忍受。而按照我熟悉的教纲性读物依旧残留的说法，只要有资本家就会有剥削。那么，为富不仁的暴发户不说，本乡还应不应当发育出一个真正合法致富，并且据说还可以认作进步力量的资产阶级来呢？我思考的结果是：资本不必然带来剥削，剥削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关系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关系，资本能不能实行剥削取决于雇工阶级的择业自由与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利能否受到有力的制度保障——剥削主要并且首先取决于与制度有关的政治性安排。
资本本身就是投资的本钱，狭义的资本是货币形态的本钱，广义的资本则连人的体力与智力也包括在内，说“劳动力市场是一种资本交易市场”就是这个道理。而所谓“廉价劳动力”，其实可以首先表述为“一种廉价资本”。笼统说，资本是任何社会经济的必需。什么是剥削呢？意识形态认为剥削是资本的本性。常见于近代起义军口号的粗陋说法是：产生利润的本钱即剥削的资本；哲学式的“科学”说法是：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后来被温和地修改成：带来净利润的本钱）。至于怎么计算“剥削”，事实上受劳动价值论的“哲学限制”，几百年来，革命阶级始终没有能够找到具体有效的计算方法，因为，这不仅仅涉及“全社会数字管理”，还涉及“社会平均成本、平均利润”怎么确认（不同于“物自体”意义上的有未形成）等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说到底恐怕还有一个超经济学问题——即使所有的经济学家对各种计算标准都统一了，劳工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会不会同意？不同意怎么办？
正是这样，按照“欧洲幽灵”的理论，你必须一天到晚去计算某某资本家的剥削——而你又是谁呢？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实际上直到现在，包括“不悔的”于光远先生在内的许多理论工作者，都没有放弃（从逻辑上讲也不应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只是马克思发明的“资本家标准”（“雇工超过八个”？记不清了）已少见于议论了。我特别注意到，曾坦言“向钱看”的于光远先生在其《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初稿》（见厉平主编《解冻年代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10月版）中，别有苦心地说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私有财产必然向社会财产转化，在这里只存在社会化而不存在私有化。”“在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私有制会不断地转化为社会所有制。”“马克思主义者”的辞典只能这样编。我不知道作为一种经济学智力训练，这些“提法”的效用如何。
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出发，如果所有的账都可以公认地算得一清二白，只要公认了专家的独立、可信和解决了统计运算的效率困难，没有剥削的计划经济就是有魅力的。但是很遗憾，有魅力的空想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不那么浪漫的——无一例外地发生经济演变之前的“计划主义”无一例外地发生了特权剥削；同时，从革命阶级的经济理论出发，有没有剥削，剥削了多少，在实际生活中肯定是劳资（即劳动者与出资方，下同）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既然确定有无剥削的会计学标准几乎不可能，人们思考剥削问题就必然要循别的思路。
人都是要首先考虑、维护自己的利益的，从这一人性的“自然事实”出发，人们就必须懂得：任何人不可以存有通占通吃的皇权心思；任何人必须学会两件事：尊重别人；通过一套共赢的规则来尊重别人。这也就是要人们理解权利的“天赋”性，从而进一步理解宪政法治的普适性。强制经济不可行的最深刻的原因，正在于它对被强制群众权利的侵犯——既有压迫，也有剥削；真正的市场经济则是劳资双方在法治的基础上彼此妥协、合作，通过互相同意尊重了对方的权利，也就在消除了压迫的同时也消除了剥削。个人利益及其关系如此，放大了的集团乃至国家间的利益及其关系也如此。
按照这样的思路看劳资关系，基本上就只需要看现实的劳资关系是不是充分体现了劳资双方的权利。权利受到保障的就没有剥削问题，否则才有。因此，真正的资本经济社会，必须是有了完善的民主自由制度的社会。在这样的资本社会里，每个人的资本权利受到了最充分的制度性尊重和保护，是平等的。就劳资双方的关系而言，更由于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因而发生劳资关系已经没有了来自于政治权力与资产阶级的压迫，你受雇与否、受谁雇用、怎样受雇、如何解雇，都不是单单以资方的意志为转移的，双方都是依法律办事，都是按平等谈判定下的合约说话，劳工按合约工作、拿工资，资方以其成本和经营获得利润，双方都是按其投资获取对应的回报，因而都体现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天经地义。如果有什么问题，双方仍然有权利提出交涉，直到出现新的互相同意；同时，投资风险与收益都属于出资方，这也理所当然，何来剥削之理？总不能说只要任何人还有不满意，就证明还有剥削吧，哪里有人人都心满意足的社会？
因此，如果说没有剥削的话，恰恰只有这样的资本社会，才是没有剥削的，否则，人们又能够到哪里找别人投资我当老板的“大同主义”？不错，财富公有、共同生产、生活资料平均供给，就没有资方与工人的区别了，更没有权力者与无权者的区别了，但是，第一，到目前为止小范围的实验有，但都未能长久；第二，如果说正因为没有大范围实行，影响了小范围的成功，因而要实行就必须全世界一起实行，那么，人们首先就要有一套获得普遍认同的办法，例如怎样从有产者手中夺取财富而不会遭到有产者的反抗，怎样保证看管财富的人不贪污，不多吃多占，怎样保证人们的思想觉悟个个好得像“宣传人物”，以至于与别人同样享受，却愿意为大家做出各种各样的特殊贡献，例如技术发明？第三，吃理论或主义饭的教授们说了：等将来社会财富涌流了，人们对物质财富一点也不稀罕了，就好办了，所以现在就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老百姓大家埋头干活就行。但是，首先我不愿意，我希望首先把制造权利不平等、不公正的问题解决了，否则我肯定不愿意埋头干活——为谁干？就算是实现了绝对满足人们食欲的大同主义，人们的性欲、表现欲、创造欲……也能一样旺盛、一样满足？如果不一样怎办？成千上万的社会分工听谁的？
所以，我不相信任何“初级小同主义”、“高级大同主义”，我相信权利平等的资本与劳动平权主义。只要我的人权、公民权得到保障，什么都好说，因为我知道社会政治再也不可能比这更进步了，没有比这更美好的社会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不是无限发展的，而是可以终结的）！我坚信，比起现代宪政法制社会来，大同主义即使实现了，其实也是非常落后的社会，因为它没有“天赋”自由！而不自由的社会肯定是一个有压迫的社会，有压迫的社会肯定又有剥削，尽管可能没有资本家，但吹上工哨子的队长、能够随意开除劳工的“乡长”们可是比资方厉害多了。
所以说，除非实行一整套使劳资双方的权利能够得到平衡、保障的宪政法治，否则，必然是不断地镇压、迫害，不断地造反、“革命”，一句话：必然是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
所以说，谈论剥削话题必须换思路，换上现代文明的思路！不知人们以为然否。
从严，还是从宽？
？ 孙玉祥
上世纪末，新锐作家余杰在其名文《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中，对另一位走红作家余秋雨的道德品质提出质疑：原因是此余在“文革”中曾投身“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石一歌”，写出大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恶劣文字”；而到重新获得话语权的今天，却对自己这段并不干净的历史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只兴高采烈地从“苦旅”到“山居”，从“山居”到“长河”地“文化”、“笔记”与“霜冷”！对此，彼余道，“一个不忏悔的人，一个缺乏起码良知的人，一个履历中充满肮脏的记录的人，一个在遗忘中再次犯罪的人，却奇迹般成为一代青年的‘偶像’，成为这个时代最有文化的学者，成为年轻人的‘人生导师’——他在文章中教育大家要有理想、有良心，要做善良的人、真诚的人”，这难道不是笑话么？于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