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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柜的瓦西里·丹尼洛夫是个很残忍、很凶狠的人。到现在，我也理解不了，他为什么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以一种暴虐狂的残忍狠打一个十四岁的小徒弟。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抓起一根“杠子”（捆包时用的橡木压杠），使尽全身力气照他的头上打去。一下把他打倒在地，晕过去了。我很害怕，以为把他打死了，就从店里逃走。但是，后来一切都平安地过去了。
当我们回到莫斯科以后，他向老板告状。老板不问青红皂白就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1912年，我很幸运地得到十天假期回乡探亲。当时，正是割草季节的开始（割草是最有趣的一种田野劳动）。许多男人和青年都从城里回去割草，以便帮助妇女们很快收好青草，准备好过冬的饲料。
从乡里出来时，我差不多还是个孩子，而现在已经是个成年的青年人了。我已经十六岁了，已经是个第四年的学徒工了。在这段时间里，乡里会有很多人不在了——有的死了，有的学徒去了，有的外出挣钱去了。有的人我也许认不出来了；有的人会不认识我。有的人会被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弯了腰，未老先衰；有的人会在这段时间里长大成人了。
我乘的是马洛亚罗斯拉韦次郊区火车。从莫斯科到奥博连斯科耶小站，我一直站在一个打开着的车窗旁。四年前我来莫斯科的时候是个夜间，无法看到沿途的风景。这一次，我以极大的兴趣饱览了各车站的设施和莫斯科近郊美丽迷人的大小树林。
当火车经过纳罗—福明斯克车站时，有个人对邻座的人说：
“四年前，我常到这儿来……看到了吗？多漂亮的砖砌厂房！这就是萨瓦。莫罗佐夫开办的工厂。”
第二个人说严听说，他是个民主主义者。”
第一个人回答说：“是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听说，他对工人还不坏。但是，他的管理人员却是一群恶狗。”
第二个人又愤怒地补上一句：“一群恶魔！”
他们发现我在注意听他们的谈话（因为我想起了几年前在车厢里听人谈论过这个工厂），就不再讲下去了。
母亲到奥博连斯科耶小站接我来了。她在这四年中间苍老多了。似乎有什么东西堵住了我的嗓子，我使劲忍住，才没有哭出声来。
母亲哭了很久，用她那双粗糙的、长满老茧的手紧紧地搂着我，反反复复说着这么几句话：
“亲爱的儿子！我以为我死以前看不到你了。”
“妈妈，怎么啦，你看，我这不是长大了，现在你该高兴了吧。”
“感谢上帝呀！”
我们回到家里时，天已经黑下来。父亲和姐姐在门前土台上接我们。
姐已经长成大姑娘了。父亲老多了，背也驼得更厉害了。已是七十开外的年纪。他按自己的习惯吻了我一下，若有所思地说道：“好啊，我终于活到了这一天，看到你长大成人了。”
为了使老人和姐姐更高兴，我赶快打开篮子，给每人送了一份礼物。另外还给了妈妈三个卢布、两俄磅糖、半俄磅茶叶和一俄磅糖果。
母亲高兴地说：“儿子，谢谢你！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喝过象样的糖茶了。”
我又给了父亲一个卢布，供他上茶馆零花。
妈妈说：“给他二十个戈比就够了。”
父亲说：“我等儿子等了四年。别提穷的问题了，免得使我们在见面时就扫兴。”
隔了一天，我就跟母亲和姐姐去割草。见到很多朋友，特别是见到列什卡·科洛特尔内，真使我高兴。孩子们都长大多了。一开头，割起草来有点不得劲。感到疲倦，满头大汗，这可能是隔了四年没干这种活的关系。过了一会儿，就一切都好了，割得很干净，也没有落在别人后头。就是嘴里干得难受，勉强坚持到休息。
纳扎尔大叔搂着我汗湿的肩膀说：“小叶戈尔，怎么样，农活不轻松吧？”
我同意地说道：“不轻松。”
一个不认识的青年人走到我们跟前说：“现在英国人都用机器割草。”
纳扎尔说：产是呀，我们也一直指望着有好犁、大镰刀。唉！笨人呀，一切都是空的……”
我问孩子们，刚才说到机器的那个青年是谁。
有人告诉我：“他叫尼古拉·朱可夫，是村长的儿子。四年前从莫斯科送回来的。他说话尖刻，连沙皇也敢骂。”
列什卡说：“背后骂骂沙皇可以，没有关系，只要不被警察和密探听到就行。”
太阳晒得越来越厉害了。人们不再割了，开始晒割下来的草。中午，我和姐姐把干草装上车，并且爬上去坐着，让牲口拉回家。妈妈已经准备好油煎土豆和糖茶等着我们。那个时候这些东西真是好吃极了！……
晚上，青年们忘记了疲劳，又都聚集到粮仓附近来了。娱乐汗始了。开头是唱歌，唱着一支又一支深情动人的歌子。姑娘们闲优美的嗓音唱起温柔的曲调，小伙子们就用青年人的男中音和未定型的男低音伴唱。然后是跳舞，一直跳到累得要倒下。天快亮时才各自回家，刚睡下不久，大人就来催我们起床了。接着又占割草。晚上再从头玩起。很难说，我们什么时间睡觉。
青春的活力真的能使人做到一切。青年人的身体就是好！
假期过得很快，我要回莫斯科了。离家前两天那个晚上，邻村科斯廷卡村发生火灾。风刮得很大。火是从村中间烧起来的，很快蔓延到了邻近的房屋、草棚和粮仓。当时我们正在玩，科斯廷卡村那面忽然浓烟滚滚。
有人叫了一声：“失火了！”
大家都奔向消防棚，迅速推出水龙，抬着奔向科斯廷卡村。我们是第一批赶来救火的，连科斯廷卡本村的消防队到得都比我们晚。
火势很大，虽然附近几个村的消防队部尽了很大的努力来抢救，还是烧掉了半个村庄。
当我提着一桶水跑过一家门口时，听到有人喊：
“救命啦，我们快烧死了！”
我马上跑进有人喊救命的那间屋子，救出几个被吓得要死的孩子和一位生病的老大娘。
火终于被扑灭了。妇女们在废墟上一边数落着，一边大哭；孩子们也跟着哭。许多人家的牛被烧死，全部财产被烧掉；有的人家被烧得一点粮食都不剩。
早晨，我发现我的新上衣被烧了两个铜板大的洞。这件上衣还是休假前老板送给我的（这是规矩）。
母亲说：“唉，老板反正是不会褒奖你的。”
我回答说：“让他评评理，是上衣值钱还是救人要紧。……”
我离家的时候，心情很沉重。特别是看到火灾场上，看到不幸的人们在那里刨来刨去想找到点烧剩下的东西的时候，内心感到十分沉痛。我同情他们的苦难，因为我了解，没有牛，这意味着什么。
清早回到了莫斯科。
我问候过老板以后，就向他讲了乡里失火的事，并指给他看上衣烧的两个洞。奇怪的是，他连骂都没有骂一句，为此我感谢了他。
后来才知道，也算是我走运，原来老板头天晚上高价卖出了一批皮货，赚了一大笔钱。
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对我说：“要不然，又是一顿毒打。”
1912年底，学徒期满了。我成了青年师傅（师傅的帮手）。老板问我以后打算怎么住，是留在作坊宿舍里还是到私人住宅去住？
“如果住在作坊里，继续在厨房里同学徒一起吃饭，每月工资就是十个卢布；如果住私人住宅，就能拿十八个卢布。”
我当时的生活经验还不足，就说想住在作坊里。看来，老板是有意安排的，因为每天师傅们下工后，他总要找些紧急的、但又是白做的活叫我干。
过了不久，我改变了主意。我想：“这样下去不行。搬到私人住宅去住，晚上可以有更多时间看书。”
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又回乡下去了一次。这次回去时，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了。我已经十七岁了。最主要的是，我已经是一个师傅了，每月工资整整十卢布。这在当时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挣到的。
老板很信任我，看来，他已相信我是一个忠诚老实的人。他常派我去银行为他兑取支票，或者办理活期存款。他很器重我，认为我办事可靠，常带我到他的店里去。在店里，除了让我干毛皮工人的活以外，还叫我负责捆货，到货房办理托运。
比起在作坊里干活，我更喜欢干这些活。因为，在作坊里除厂听到师傅们对骂以外，什么也听不到；而在店里则不同，这里常常同多少有点知识的人打交道，可以听到他们对当时各种事件的议论。
除了科列索夫以外，我们作坊的师傅们都不看报，所以对政治问题，准也搞不懂。我想，其它的毛皮作坊的情况也会是这样。当时，没有毛皮工人工会，每个人都是自顾自。后来成立了皮革工会，毛皮工人才加入进去。
所以，毛皮工人那时都不问政治是不奇怪的。只有个别人例外。毛皮工人师傅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天地。某些人还不择手段地为自己积攒一笔小小的资本，总想开个小店。毛皮工人、成衣工人和其它小手工业作坊的工人，与产业工人不同，与真正的无产者不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很浓厚，缺乏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
产业工人不会想着自己去开办工厂。因为，这需要有成千上万的卢布。而他们的收入很少，只够勉勉强强地吃饱肚子。劳动条件和经常性的失业威胁，使产业工人能联合起来同剥削者作斗争。
布尔什维克党当时集中地在产业工人中间进行政治工作。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其它假革命者则往手工业工人里钻。所以，1905年和伟大十月革命期间，手工业者很少参加起义的无产者行列，这不是偶然的。
1910—1914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莫斯科、彼得堡和其它工业区的罢工越来越多。大学生也常举行集会和罢课。由于1911年的大饥荒，农村已极度贫困。
不管毛皮匠师傅政治上消息如何闭塞，我们还是知道了勒拿矿工惨遭杀害的消息和全国各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科列索夫有时能搞到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和《真理报》，这些报纸简单而通俗地解释了为什么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并证明了工人和贫农有着共同的利益。
那时，我在政治问题上还很幼稚；但我已经明白，这些报纸反映了工农的利益，而《俄国言论报》和《莫斯科新闻报》则代表沙俄老板和资本家的利益。每次回家时，我已经能向我的朋友们和农民们讲解些东西了。
我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莫斯科曾发生过捣毁外国商店的事件。侦探局的间谍和黑帮分子们在爱国口号的掩护下，组织捣毁了德国商行和奥地利商行。许多想顺便发点洋财的人也都被引诱去了。但是，这些人因为不识外文招牌，同时还捣毁了法国、英国等其它外国商行。
在宣传的影响下，许多青年，特别是有钱人的子弟，抱着爱国主义的情绪，志愿上前线去打仗。亚历山大·皮利欣也决定上前线，并一股劲地劝我去。
一开始，我倒很愿意接受他的建议，但我还是决定先同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商量商量，他在我眼里是个最有威望的人。他听完我的话以后说：“亚历山大的心愿，我是理解的，他父亲有钱，他有理由去打仗。你呢？傻瓜，你为什么去打仗？是不是因为你父亲被赶出了莫斯科？是不是因为你母亲被饿得发肿？……你被打残废回来了，就再也没有人要你了。”
他这些话说服了我。我告诉亚历山大，我不去打仗。他痛骂了我一顿，晚上就从家里逃走，上前线去了。两个月以后，他负重伤被送回莫斯科了。
当时，我仍然在作坊里工作，但是已经住到奥哈得内街（现在的“莫斯科饭店”对面）私人住宅里去了。我以每月三个卢布的租金向寡妇马雷舍瓦娅租了一个床位。她有个女儿叫玛丽亚，我爱过她，我们还决定过要结婚。但是，正象通常可能发生的一样，战争使我们的希望和打算化为乌有。由于前线伤亡很大，1915年5月提前征召了1895年出生的青年。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就去打仗了。很快要轮到我了。
我的热情不高，因为在莫斯科到处都可以看到从前线回来的不幸的伤兵，同时又可以看到阔少爷们仍然和从前一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乘着华丽的马车到处游逛，要不然就赛马玩，或者去“雅尔饭店”狂欢暴饮。可是我还是想：如果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