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我：“当兵的，怎么啦，兵当得不顾利呀？”并指指凳子让我坐下。我照样站着，不敢坐。他说：“坐下，坐下，不要怕！……你好象是莫斯科人？”
我回答说：“是的，阁下！”我尽量大声地说清楚每一个字。
他很温和地对我说：“我也是莫斯科人。入伍前在马里伊诺林场工作，是个木匠。以后就来当兵，看来现在只有献身于军事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道：“当兵的，对你的鉴定很不好呀。坦面写着，你在四个月的受训期间共受到十次处分，你叫自己的排长为‘剥皮’，还用各种不好听的话骂排长。是真的吗？”
我回答道：“阁下，是真的。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报告的，就赴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也都只能够这样做。”
然后，我向他报告了全部真实情况。
他仔细倾听了我的申诉，最后说：
“回排去吧，并且准备考试。”
我很满意，事情就这样圆满地结束了。但是，毕业时我没有得到第一名，而是和大家一样，都是准军士衔。
现在，如果要评论旧军队的教导队，那末应当说，一般说来那里的训练搞得不错，特别是队列训练。每一个毕业学员都能熟练地掌握骑术、武器和单兵训练法。许多旧军队的军士在十月革命后能成为红军中精通业务的军事首长，这并不是偶然的。
至于那里的教育工作，它的基础是强迫纪律。它不教育未来的军士学会用人道的态度对待士兵，也不教育他们深入了解士兵的思想。只追求一个目的，就是把士兵训练成听话的机器。它的纪律，实际上是建筑在惨无人道的基础上的。条令虽然没有规定采用体罚，但是实际上却运用得相当广泛。
关于俄国军队，已经有人写得很多了，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去重复。我只在这里提一下我认为有意义的几点。
旧的沙皇军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首先是士兵群众和军官之间有隔膜。
战争期间，特别是在1916年和1917年初，由于大批军官伤亡，便有许多劳动知识分子的代表、有文化的工农、以及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士兵和军士充任军官，这种相互隔阂在营以下分队咆括营）就得到某些改善。但是在各兵团和各军团里，仍然完全未变。那些军官和将官们同土兵群众没有任何的接触，不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和他们格格不入。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高级军官和将官们相当普遍地不懂战役学和战术，也使这些指挥官们（除少数人外）在士兵中没有威望。相反地，在中级军官中间，到战争末期曾经有不少人在思想感情上同士兵很接近。这样的指挥官就受到士兵的爱戴和信任，士兵们愿意跟随他们去赴汤蹈火。
旧军队赖以支持的主要基础是军士，他们负责训练和教育土兵，并且把他们团结到一起。培养担任军士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选中的人再经过专门的教导队的训练。通常这些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都搞得很出色。同时也正如我已经讲过的，在那里只要有点微小的过失，就立即给以纪律处分，施以体罚和侮辱。这样，未来的军士们从教导队毕业时，既受到了良好的军事训练，也学会了根据沙皇军事制度的精神来影响下级的“实际做法”。
必须指出，各分队的军官们在训练和教育士兵方面是完全信任军士们的。无疑地这种信任对于培养；军士的主动性、首创精神、责任感和坚强的意志，都很有利。军士们，特别是其中的骨干，大多数在战斗中都表现出是很好的指挥官。
我多年的实践证明，哪里上级军官对下级指挥人员不信任，哪里上级军官老是监护着下级指挥人员，哪里就永远培养不出真正的下级指挥人员，因而也不会有好的分队。
8月上旬，团里下达了关于分配教导队毕业学员去各补充骑兵连的命令。有十五人直接分配去前线——骑兵第10师。我是这十五人名单中的第二名。我对这一点丝毫也没有感到奇怪，我很清楚这是谁干的事。
当向全队宣读名单时，“四个半”在一旁阴笑，想叫人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他决定的。队里为我们举行了会餐，然后就命令集合上车。我们背上背包，来到集合地点。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的列车向哈尔科夫方向开去。
火车走得很慢，在会让站一等几个小时，因为当时正有一个步兵师往前线开。从前线运回很多重伤兵，卫生列车也停下来为廾往前线的列车让路。从伤兵们那里，我们听到了很多消息。首无是我们军队的装备太差。高级指挥官们的名声很坏，士兵们广泛流传说，最高统帅部里有被德国人收买过去的叛徒。士兵的伙食很差。前线传来的消息叫人听了难受，我们都一声不吭地回到自己的车厢。
我们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下车。同时下车的还有骠骑兵英格曼兰德第10团的补充兵员和我们龙骑兵诺夫哥罗德第10团的一百来匹马及其全部装具。卸车快结束时，响起了空袭警报。大家很快隐蔽好，谁能躲在哪里就躲在哪里。敌人一架侦察机，在我们上空盘旋了一阵，丢下了几个小炸弹以后，向西面飞去。炸死了一名士兵，炸伤了五匹马。
这是我们第一次的战斗洗礼。所有补充兵员都成行军队形，由下车地区开往德涅斯特河岸，当时我们师担任西南战线的预备队，正驻在该地。
我们到达部队后，就知道了罗马尼亚已向德国宣战，并将站在俄国方面对德国人作战。还听到传说，我们师很快就要开赴前线，但是，究竟开到哪个地段，谁也不知道。
9月初，我们师到达贝斯特里次山林地区集中，在这里直接参加了战斗，但主要是采用徒步队形，因为地形条件不容许乘马冲击。
令人不安的消息越来越多。我们军队的损失很大。进攻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战线因而稳定下来。罗军战线的情况也不妙，他们参战前训练较差，装备不足，同德军和奥军头几次交手就遭到沉重的损失。
士兵的不满情绪增长了，特别是当他们接到家信？知道家乡闹饥荒和遭到严重的破坏以后。其实我们在乌克兰、布科维纳、摩尔达维亚前线附近的农村里见到的情形，就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农民们在沙皇压迫下所遭受的灾难是何等严重啊！由于沙皇的轻举妄动，工人农民们已经流了两年多的血！士兵们已经懂得，他们如被打成残废和被打死，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今日世界的列强”，为了那些压迫他们的人。
1916年10月，我很不走运。我和几个伙伴一起组成前方侦察群，在赛耶—雷根接近地进行侦察时，踏上了地雷。有两人受重伤，我也被爆炸气浪从马上掀下来。我在医院里躺了一天一夜才苏醒过来。由于严重震伤，被送到哈尔科夫。
出院后，我很长时间都感到不舒服，主要是听觉不好。医务委员会把我调到拉格尔村的补充骑兵连，这是我原来所在的骑兵新兵连的朋友们从春天以来驻扎的地方。当然，我对这样的安排很高兴。
我从骑兵新兵连调到教导队时还是一名新兵，而现在回来时，已经在肩章上多了几条军士衔的杠杠，有了实战经验，胸前也挂上了两枚乔治十字勋章（一枚是因为俘虏一名德国军官被奖给的，另一枚则是因为受震伤发给的）。
我通过同士兵们谈话了解到，他们都缺乏“闻火药味”的热情，都不要战争。他们想的是别的东西——土地、和平。1916年底，士兵中间关于彼得堡、莫斯科和其它城市工人罢工的消息，越来越多。有人在谈论布尔什维克，说布尔什维克在为反对沙皇，争取和平、土地和劳动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现在，连士兵也已开始坚决要求停止战争了。当然，这暂时还只能是秘密的交谈。
我虽然是军士，士兵们却很信任我，时常找我进行严肃的交谈。当然我那时对政治问题还不很清楚，但是我已经认识到战争只对富人有利，是为统治阶级进行的，而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给俄罗斯人民以和平、土地和自由，别人谁也不行。我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士兵灌输这种思想。因为这一点，我常常受到他们的赞扬。
一个重大事件终于发生了。
1917年2月27日凌晨，驻扎在拉格尔村的骑兵连突然紧急集合。集合地点就在骑兵连长、骑兵大尉、男爵冯·德·戈尔茨宿舍的附近。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的排长是基辅斯基中尉。
我问他：“中尉先生，我们要开到哪里去？”
他反问：“你是怎么想的？”
我说：“士兵们应当知道开往哪里，尤其是，还给我们发了子弹。”
“那又有什么。子弹会有用的。”
骑兵大尉、男爵冯·德·戈尔茨来了，我们就没有继续谈下去。这位骑兵大尉是一个能打仗的人。他得到过金质手枪、士兵级乔治十字勋章和许多其它的战斗勋章。但是他是一个很坏的人，对待士兵很凶。士兵们部不喜欢他，怕他。
全连“立正”。大尉向全连问好。
男爵冯·德·戈尔茨把全连变成三路纵队后，发出了“快步走！”的口令。骑兵连沿公路向巴拉克列亚城后备骑兵第5团司令部前进。到达团教练场后，我们看到基辅龙骑兵和英格曼兰德骠骑兵都已排成横队等候在那里了。我们连也变换成了连横队。其它部队也快步赶到了。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很快就一切都明白了。操场那边有人举着红旗游行示威。我们连长猛抽一鞭，纵马向团部疾驰而去。其他连长也跟着他去了。这时，从团部走出一群军人和工人。
一位高个子军人，大声对士兵们讲起话来。他说，俄国的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不再承认沙皇尼古拉二世了，不承认资本家和地主。俄国人民不愿意继续进行流血的帝国主义战争，人民需要和平、土地和自由。这位军人在结束自己的简短演说时，高呼：“打倒沙皇！打倒战争！各国人民和平万岁！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万岁！乌拉！”
谁也没有向士兵发口令。但是，他们从心底里明白他们应当怎样做。四处都响起了“乌拉”的欢呼声。士兵们和游行的工人们混合到一起了。
隔了不久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骑兵大尉和其他一些军官被士兵委员会逮捕了。这个士兵委员会已走出地下状态，开始合法活动，它的第一项措施就是逮捕那些反对革命事业的人。
各部队奉命返回驻地，等待士兵委员会的命令。团的士兵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布尔什维克雅科夫列夫（很遗憾，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第二天早晨，他派来一名军官。这位军官来后就命令我们全连集合，选举出席团苏维埃代表和本连士兵委员会。大家一致推选我为连士兵委员会主席。当选出席团苏维埃代表的，有中尉基辅斯基、我和第1排的一名士兵。很遗憾，我忘记他姓什么了。我只记得，他和我一样是卡卢加省人，出生在马萨尔斯克村，人们都叫他彼得。
3月初，在巴拉克列亚城召开了全团士兵代表苏维埃大会。稚科夫列夫通俗易懂地讲解了苏维埃的任务和巩固士兵、工人、农民的团结为继续进行革命而斗争的必要性。我们都衷心地赞成他的讲话。
接着发言的是一个准尉。开头，他讲得很漂亮，好象很拥护革命。但到了后来就吹捧起临时政府来了，并且主张动员军队去抗击敌人。士兵们对他的发言都表示不满。到了选举团苏维埃成员的时候，大家只选那些拥护布尔什维克立场的人。
所以，我们团的苏维埃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的。
5月，雅科夫列夫同志调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走以后，团苏维埃就工作得很差了，不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钻进去掌了权，推行拥护临时政府的方针。结果，1917年初秋时有几个分队叛变，跑到彼得留拉方面去了。
我们骑兵连的主要成分是莫斯科人和卡卢加人。连士兵委员会决定解散这个连。我们给士兵发了退伍证明书，并建议他们带上骑枪和子弹。后来听说，大部分士兵的武器都被哈尔科夫地区的反革命拦截队搜去了。投奔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方面去的一些军官到处在搜捕我，我有好几个星期不得不躲在巴拉克列亚城内和拉格尔村里。
1917年11月30日，我回到了莫斯科。这里的政权已经在十月间可靠地转到布尔什维克的手里——转到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的手里了。
1917年12月和1918年1月，我回到乡间住在父母亲那里。休息一段时期以后，我决定加入赤卫队（1917年，各地忠于革命事业的武装工人的队伍都叫赤卫队。十月武装起义前夕，布尔什维克对赤卫队进行了军事训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