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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统帅部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地域可使用的全部兵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疲惫不堪了。德国人显然没有更多的力量可投入我国南部，因而敌人将会象在莫斯科附近遭到粉碎后那样，不得不在所有各个方向上转入防御。
我们知道，德军最有战斗力的保卢斯第6集团军和霍特坦克第4集团军，被拖入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消耗兵力的战斗后，已经没有能力完成夺取城市的战役，而陷入了绝境。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接近地上、以后又在市内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遭受了极其沉重的损失，所以用现有兵力不可能粉碎敌人。但是我们正在完成组建拥有最新武器和最新技术兵器的庞大的战略预备队的工作。到11月份，最高统帅部就将拥有用战斗力大、机动力高的T…34坦克装备起来的机械化兵团和坦克兵团。因而我们就能够给部队下达更为复杂的任务。
加之，我军高级指挥干部在战争第一阶段已经学会了很多东西，懂得了很多东西，而且经过与强大敌人斗争的艰苦锻炼，已经成了指挥战役和战术的能手。指挥千部、政工干部和红军战士，根据与敌军无数次激烈搏斗的经验，已经充分掌握了在任何情况下作战的方式和方法。
总参谋部根据各方面军的情报资料，研究了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军队的强点和弱点。各仆从国的军队与德军比较起来，装备差、经验少、甚至在防御中都缺乏战斗力。而最主要的是，这些军队的土兵和许多军官都不愿意被希特勒、墨索里尼、安东尼斯库、霍尔蒂和其他法西斯头子派到遥远的俄罗斯土地上为外国干涉者送死。
使敌人处境更加恶化的还有，在伏尔加和顿河地域只有很少部队担任战役预备队，兵力总共不超过6个师，而且分散在宽大的正面上。把它们集中起来形成拳头，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敌人整个战线的战役布势对我方也是有利的，我军处于包围敌人的态势，因而能够比较容易地在谢拉菲莫维奇和克列茨卡亚地域的登陆场上展开。
分析了上述情况后，我们就做好了向斯大林汇报的准备。
傍晚时，А·М·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打电话说，根据指示，我们准备于21点前往。斯大林说，这个时间他有事，22点时接见我们。
22点，我们到达最高统帅的办公室。
斯大林向我们打了招呼后，气愤地说：
“千百万苏联人在与法西斯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丘吉尔却为20架‘飓风式，战斗机讨价还价。他们的那些‘飓风式’是无用的东西，我们的飞行员不喜欢这种飞机……。”以后就以十分平静的语调继续说：“好吧，你们考虑了些什么问题？谁来汇报？”
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您下命令吧，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最高统帅走到我们的地图跟前说：
“你们带的这是什么东西？”
А·М·华西列夫斯基解释说：“这是斯大林格勒地域反攻计划的初步草案。”
“谢拉菲莫维奇地域的这个军队集团是怎么回事？”
“这是新的方面军。需要建立这个方面军，以便对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敌人集团的战役后方实施猛烈的突击。”
“现在有足够力量实施这样大规模的战役吗？”
我汇报说，根据我们的计算，过45天后，战役可得到必要的兵力和兵器保障，而且能够充分准备完毕。
斯大林问道：“只限于沿顿河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突击，是不是更好？”
我说，那样德寇能够迅速将其装甲坦克师由斯大林格勒附近转过来，抗击我军的突击。我军在顿河以西实施突击，就使敌人由于河流障碍而不能迅速机动，并以其预备队抗击我军。
“突击集团调动的距离不过远吗？”
我和华西列夫斯基解释说，战役分为两个主要阶段：1．突破防御，合围德军斯大林格勒集团并建立牢固的对外正面，以隔绝该集团与外部敌人的联系；2．歼灭被围敌人并制止敌人解围的企图。
最高统帅说：“对计划需要再考虑一下，而且要计算一下我方资源。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守住斯大林格勒和不让敌人向卡梅申方向推进。”
А·И·波斯克列贝舍夫走进来报告说，А·И·叶廖缅科打来电话。
最高统帅接完电话后，说：
“叶廖缅科报告，敌人正向市区调动坦克部队。明天必然有新的突击。请现在就下达指示，迅速把罗季姆采夫的近卫第13师调过伏尔加河来，再看看还有什么部队可以在明天调到那里。斯大林这是对А·М·华西列夫斯基说的。
最高统帅转过来给我下命令说：
“给戈尔多夫和戈洛瓦诺夫打电话，让航空兵立即采取行动。戈尔多夫从拂晓就要发起冲击，牵制住敌人。你自己要飞回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去，并要着手研究克列茨卡亚和谢拉菲莫维奇地域的情况。几天以后，华西列夫斯基应飞往东南方面军А·И·叶廖缅科那里研究其左翼的情况。关于计划，以后我们再继续谈。在这里讨论过的问题，除我们三个人外，目前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一小时后我飞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
9月13、14、15三天，对斯大林格勒保卫者来说，是艰巨的日子，十分艰巨的日子。敌人不顾一切，一步步通过市内的废墟，愈来愈逼近伏尔加河。似乎，斯大林格勒保卫者要支持不住了。但是只要敌人一向前推进，我第62和64集团军的英勇战士就加以阻击。市内古老建筑物的废墟变成了堡垒。然而兵力却每时每刻在减少着。
在艰巨而一时看来似乎是最后的时刻，А·И·罗季姆采夫的近卫第13师起了转折作用。该师一渡过伏尔加河进入斯大林格勒后，立即就对敌人实施反冲击。该师的突击是全然出敌意外的。9月16日，А·И·罗季姆采夫师夺回了马马耶夫岗。А·Е·戈洛瓦诺夫和С·И·鲁坚科指挥的航空兵的突击，以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部队由北面对德寇第8军各部队所进行的冲击和炮击，援助了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
必须对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24、近卫第1和66集团军的官兵、空军第16集团军和远程航空兵的飞行员的作用作出应有的评价。他们不惜一切牺牲，对东南方面军的第62和64集团军固守斯大林格勒，给了无可估价的帮助。
我郑重声明，如果没有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部队顽强的反突击，没有航空兵的不断攻击，那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可能会更加恶化。
我们引用保卢斯集团军的一个德国军官对这段情景的描述，未尝不是有趣的事。他写道：“我们军的各个部队在9月份抗击敌
人企图由北面突破我斜切阵地的猛烈冲击时，也遭受了惨重的损
失。在这个地段上的各师虚弱不堪，一个连一般只剩下30—40人。”（维德尔：《伏尔加河上的惨祸》，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52页。）
在战事暂时沉寂时，А·И·叶廖缅科和Н·С·赫鲁晓夫根据最高统帅的命令来到近卫第l集团军指挥所。А·Е·戈洛瓦诺夫和我都在那里。叶廖缅科说，他想了解情况并商讨斯大林格勒的态势。В·Н·戈尔多夫和К·С·莫斯卡连科向А·И·叶廖缅科介绍了全部详细情况和自己的想法。
由于最高统帅要我对所设想的大规模反攻计划极端保密，所以谈话时主要谈了东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部队的加强问题。对于А·И·叶廖缅科提出的关于更有力的反突击计划问题，我并没有避而不答，我说，最高统帅部将来要实施相当强有力的反突击，但目前既没有兵力也没有兵器来实施这样的计划。
9月底，斯大林又把我叫到莫斯科更具体讨论反攻计划。这时，在东南方面军左翼各集团军研究反攻条件的А·И·华西列夫斯基也回到了莫斯科。
去最高统帅部以前，我和华西列夫斯基见了面，以便交换意见。
讨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地段的情况时，最高统帅问我对戈尔多夫将军的看法。我汇报说，戈尔多夫在作战方面是一位成熟的将军，但和参谋人员及指挥人员有点不和。
斯大林说，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任命另一位司令员担任方面军领导。К·К·罗科索夫斯基中将被提名为这个职务的候选人。А·М·华西列夫斯基支持我的意见。当时决定：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顿河方面军，东南方面军则改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由К·К·罗科索夫斯基担任，参谋长由М·С·马利宁担任。
新组建的西南方面军的司令员职务，预定由Н·Ф·瓦杜丁中将担任。决定以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部为基本核心扩建成西南方面军司令部。该集团军司令员К·С·莫斯卡连科调任第40集团军司令员。
详细讨论了关于反攻战役计划的问题后，最高统帅转过头来对我说：
“请飞回前线去。要采取各种措施，更多地消耗和疲惫敌人。要再去看一看计划中规定的预备队集中地域和西南方面军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右翼的出发地域，尤其在谢拉菲莫维奇和克列茨卡亚地域。华西列夫斯基同志也应该以同样的目的再去一次东南方面军的左翼，并在那里研究计划中规定的所有问题。”
在现地详细研究了准备反攻的所有条件后，我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回到了最高统帅部，再一次讨论了反攻计划，随即就批准了计划。
反攻计划图由Г·К·朱可夫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签署，最高统帅签字批准。
斯大林对А·М·华西列夫斯基说：
“不要暴露我们计划的企图，应该征询各方面军司令员对他们以后行动的意见。”
我奉命亲自去给顿河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阐明该方面军部队的行动对全面帮助斯大林格勒的意义和作用。我清楚地记得，9月29日在斯大林格勒以北的一个小山沟中的掩蔽部（集团军司令员К·С·莫斯卡连科的指挥所）内的谈话。
为了使敌人不能由顿河方面军地段上抽调兵力和兵器去攻击斯大林格勒，我指示顿河方面军部队不断实施积极行动。对于我的指示，К·К·罗科索夫斯基说，方面军的兵力和兵器极少，而且我们在这里也不会取得什么重大的战果。当然他是对的，我也有同样的看法，但如果不积极帮助东南方面军（即现在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他们就不可能守住斯大林格勒。
10月1日我返回莫斯科，进一步拟制反攻计划。由斯大林格勒到莫斯科是乘坐由А·Е·戈洛瓦诺夫亲自驾驶的飞机。我满意地和这位优秀的驾驶员并排坐在驾驶舱内。
快到莫斯科时，我觉得飞机突然转弯和下降。我认为，我们显然偏离了航线。但是过了几分钟后，А·Е·戈洛瓦诺夫把飞机降落在我不认识的地方。我们顺利地着了陆。我问А·Е·戈洛瓦诺夫说：
“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着陆？”
“这已经很不错了，我们紧挨着机场，要不就出事了。”
“怎么回事？”
“飞机结上冰了。”
正在我们说话的时候，跟在我们后面的我的飞机也着陆滑行到我们跟前。我改乘这架？飞机飞到莫斯科中央机场。当然，在复杂条件下飞行时，急着飞行并不是经常都安全。
我还记得另一次差点送了命的“飞机事故”。那次也是由斯大林格勒飞往莫斯科。那天下雨，是不能飞行的坏天气。莫斯科通知说，城市上空有雾，能见度有限。但必须起飞，最高统帅叫去。
到莫斯科以前，飞得并不坏，接近莫斯科时，能见度不超过100米。空军航行处通过电台给飞行员发来飞往预备机场的命令。这样，我们就肯定不能准时到达克里姆林宫了，而最高统帅却在等着。
我承担起全部责任，命令飞行员E．斯米尔诺夫在中央机场降落，我并进入飞行员座舱。我们在莫斯科上空盘旋，突然看见离飞机左翼10—15米处出现一个工厂烟囱口。我瞧了一眼飞行员，他真所谓是镇静自如，把飞机稍稍提高了一点，过了二、三分钟，就着陆了。飞机着陆后，我说：
“好险，我们幸运地避免了一场‘烟囱’事故！”
他笑了笑回答说：
“如果飞行人员不注意天气条件，在空中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我紧紧握着飞行员的手回答说：“这是我的过错。”
Е·斯米尔诺夫是一位可爱的人、很有经验的飞行员。我坐他的飞机和他飞过130小时以上。
10月份，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决定，有6个以上满员的师经伏尔加河调入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