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手里，惨遭蹂躏。她们纠缠着哈尼斯和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人甚至给我们香烟和巧克力，难道她们以为我们可以帮助她们摆脱目前的困境？很遗憾，我们无能为力。在旅店里睡了几个小时之后，黎明前我们又再次出发。
走了没多远，苏联的火炮就开始在周围炸开了花，子弹从我们左右两侧嗖嗖地呼啸而过，突然间，我们陷入了敌人进攻的火力中心。我们试图寻找掩护的地方，但还没等反应过来，又一排子弹飞过来，击中了我们的摩托车，发出“砰砰砰”的金属撞击声。霎那间，我感到从手上传来一阵刺骨的疼痛，一颗子弹击中了我握着后车把的右手。我本能地把手举到眼前，发现右手的小指头已经被打断，断掉的部分依靠筋腱和表皮的牵连还晃晃悠悠地悬在空中。安妮·玛利亚的戒指不见了，大量的鲜血从伤口涌出。哈尼斯立刻停下了车，我用一根绳子紧紧地捆住手腕，试图减少血液的流失。
我们决定立刻返回柏林。在敌人强大的攻势面前，众多士兵和平民都涌入了撤退的洪流之中。宪兵们到处驱赶着士兵返回前线，去坚守最后一道防线，并威胁要将那些叛逃者就地正法。哈尼斯和我与一队逃跑的士兵走到了一起，当宪兵上来盘查时，我们表明自己是信差才得以安全撤离。毫无疑问，其他士兵不是成为了苏联人的炮灰，就是死在了宪兵的枪下。当我们最后抵达总部时，已经完全筋疲力尽。
我马上冲到格特鲁德医生的房间寻求治疗。她为我重新接上了断裂的小指头，两边用木夹板捆绑作为固定，还给我打了止疼针和破伤风预防针。由于我失血过多，医生认为需要输血，但病房里已经没有任何血液储备，只能转到军用医院治疗。而阿克斯曼已经明确表示需要哈尼斯和我的帮助，为了不让他失望，我坚决否定了转院的请求。“我没有任何问题！”我信誓旦旦地保证道。
阿克斯曼脸上露出了微笑，眼神中带着由衷的感谢和钦佩。但格特鲁德医生却坚持说按照我目前的状况，绝不能再出去执行任务，不能从事任何重体力活动。经过一番讨论，阿克斯曼同意让我留在病房中接受治疗，不过同时也给了我另一项任务。由于苏军已经逼近恺撒大道，阿克斯曼不得不将指挥中心转移到老大臣花园对面的纳粹党总部中。格特鲁德医生和她的医疗所也要一起搬过去，我的任务就是监督搬迁工作的顺利进行。虽然这并不是最危险的任务，却可以为我赢得铁十字勋章（一级），而且也让我有机会目睹了格特鲁德医生手下这些姑娘们的英勇表现。
当我和哈尼斯在竭力寻找施坦因纳的部队时，地堡里的混乱正愈演愈烈。希特勒歇斯底里的疯狂怒吼让德军将领们相信，他们的元首已经走到了神经错乱的边缘。4月22日的整个早晨，希特勒都在不断询问施坦因纳的反击情况。凯特尔、克雷布斯和约德尔都不敢告诉他真相，事实上，德军已经组织不起任何的反击。此时的施坦因纳可能正带着他那些残兵败将绝望地守候在某个角落中，或者面对着敌人摧枯拉朽般的攻势，早已逃之夭夭。
不断有电话打入地堡，可是内容却相互矛盾。有些将军告诉希特勒德军正在进行反击，而有些则报告没有任何施坦因纳的消息。这种混乱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随着时间的流逝，希特勒变得越来越激动，越来越不耐烦。当天下午3点，他还组织了一次特别会议，参加者包括鲍曼、布格多夫、约德尔、凯特尔和克雷布斯等人。在会议桌的另一边，还坐着他们各自的助手，包括党卫军联络官、爱娃·勃劳恩的妹夫赫尔曼·费格莱因（Hermann Fegelein）。很快，费格莱因就将成为地堡里的主角。
会议先由约德尔和凯特尔总结目前的战局情况，结论是形势不容乐观：苏军已经攻入柏林北郊，柏林市区已完全处于苏军火炮范围之内。希特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不依不饶地询问着施坦因纳的情况。约德尔和凯特尔支吾地道出实情，告诉他施坦因纳的大部分兵力都已被抽调到南线救援，他根本无力组织任何反击来遏制苏联人的进军步伐。
地堡里的疯狂（3）
希特勒已经被军队的无能气得晕头转向，他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发泄胸中怒火，首当其冲的是身边“恶毒”的保健医生西奥多·莫雷尔。希特勒认为他一直在用慢性毒药毒害自己，以实现一个卑鄙的目标。希特勒相信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目的是要把他劫持到巴伐利亚。希特勒把莫雷尔叫到书房里，当场解除其职务并将他赶出地堡，接替他的是高高瘦瘦的党卫军上校路德维希·斯达姆普菲格（Ludwig Stumpfegger）。
接下来，希特勒又将怒火转向了魏德林。魏德林已经将指挥部转移到了柏林东郊，但希特勒却命令他即刻把装甲部队撤回城内。魏德林觉得希特勒是疯了，如果把坦克全都聚集到市区，无异于自掘坟墓，但希特勒却警告说如果不服从命令就要枪毙他。与此同时，魏德林的上司伯西正命令他率部与第9军会合，同样，不服从的结果也是枪毙。虽然伯西的命令更为合理，但魏德林也有自己的苦衷，苏联军队的强大攻势逼得他节节败退，想同第9军会合难如登天。魏德林最终选择了折衷的方案，他把指挥部再次移到了距市中心仅有6公里的地方，但并没有派出自己的装甲部队。魏德林的公然抗旨让希特勒大发雷霆，他严厉地斥责其为懦夫、第三帝国的叛徒，同时还派了一名高级军官前去逮捕他。
正当局势迅速恶化时，希特勒突然想到了“名人组织”，该组织由数百位知名的战俘组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与盟军领导人关系密切。纳粹将他们关押在柏林城外的集中营，作为战争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不过现在希特勒又有了新的主意，他准备将他们全部枪杀，一个也不留！凯特尔被他的想法惊呆了，这将招来盟军最为可怕的报复。他极力劝阻希特勒不要采取如此激进的行动，希特勒最终同意了，情绪也渐渐趋于缓和。但是没过多久，希特勒心中满腔的怒火又要再次被点燃。
现在，希特勒已经清楚地知道施坦因纳的部队一直待在原地，没有前进半步，也没有任何反击的意向。在听闻真相后他变得暴跳如雷，把与会的一些助手惊得浑身战栗。他脸色铁青地痛斥施坦因纳的背叛和周围所有人对他的不忠，军队将领一直在撒谎欺骗他，没有人值得信赖，没有人告诉他真相（这句话倒是真的）。空军不可靠，陆军不可靠，现在就连最忠心耿耿的党卫军也靠不住，“我们输掉了战争！我们输掉了一切！”希特勒哭丧着脸嚷道。这是在座的人第一次听到他亲口承认战败，在此之前，任何人胆敢发表这类失败主义言论，都会招来杀身之祸。
希特勒对着会议桌周围的将领们大吼大叫，他那歇斯底里的责骂声穿透了墙壁和走廊，连地堡上层的人都能听到。他的脸因为极度愤怒而变得扭曲可怖，还一度瘫坐在座位上像个孩子般痛哭流涕，“全完了，全完了……”他不停地喃喃道。渐渐地，怒骂和哭泣都停止了，希特勒回到书房中，把约德尔和凯特尔也叫了进去。
人们当然无法知晓希特勒在他的书房中都谈了些什么，但从战后对约德尔和凯特尔的审判来看，他们的证词都相当吻合。察觉到希特勒对战败的结果不再有异议，凯特尔冒险地提出了和谈的建议。这个在以往被认为是叛国的主张得到了希特勒的默许，他同时还授意由戈林来负责谈判工作。约德尔和凯特尔均认为戈林难以服众，但希特勒却坚持戈林是惟一有资格代表纳粹同盟军进行和谈的人。
在这次谈话结束后，希特勒又从宣传部招来了戈培尔，他们在书房密室中探讨了德国战败后的情况。这几个月来，戈培尔一直苦苦思索着一个问题：一旦德国战败，包括他在内的纳粹高级官员都会用随身携带的毒药自尽，可他的家人孩子怎么办？
戈培尔曾想到让妻子带着孩子前往德国西部，那里是英国人控制的地区。戈培尔对英国人有一定好感，认为他们会善待自己的子女。他最不愿看到的是家人落入苏联人手中，经过“洗脑”后反过来仇恨他这个父亲以及他所代表的罪恶事业。戈培尔同样也憎恶美国人，但在当时，他和妻子都已经意识到孩子们的前途凶多吉少，因为“他们是约瑟夫·戈培尔的孩子”。
戈培尔向希特勒发誓，他和他的家人孩子都会追随元首，共同以身殉国，希特勒称赞了他的忠心耿耿。戈培尔从书房中出来，立刻返回办公室向全国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说，宣称元首依然还在柏林，他将同将士们并肩战斗，誓死保卫首都。这是几周以来，人们第一次听到希特勒的下落。随后，戈培尔又主持销毁了纳粹的主要宣传报纸，然后返回赫尔曼戈林大街附近的官邸与家人团聚。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下令让约德尔和凯特尔前往巴伐利亚，继续负责指挥德国南部的战斗。约德尔和凯特尔纷纷劝说元首一同前往布彻斯加德，以图日后东山再起，但希特勒却表示他决心留在柏林，以身殉国。他已经放弃了继续战斗的希望，更不愿自己落到苏联人手里饱受凌辱。他要在最后关头终结自己的生命，其他人的去留由他们自己决定，他不会多加干涉。
随后，希特勒又在会客室召见了秘书们和营养师康斯坦茨，并告诉了他们自己的决定，他的情妇爱娃也在场。“我们战败了，一切都结束了，”希特勒说道，“你们走吧，各自逃命去吧。”爱娃告诉他自己会永远留在他身边。希特勒命令年纪较大的两位秘书乔安娜·沃尔夫和克丽斯塔·施罗德共同前往慕尼黑，负责处理那儿的相关事务。他同时还询问了另两位年轻的秘书是否愿意一同前往，但葛达·克里斯蒂安和特劳德尔·琼格都表示要留在元首身边，曼扎利也是一样的表态。其他自愿留下的女人还包括马丁·鲍曼的秘书艾尔斯·克鲁格（Else Kruger）。希特勒不禁哀叹道：“要是我的将军们能像我的女人们那样勇敢就好了。”他接着品尝了蛋糕和茶水，其他人都在一旁静静地喝茶，没人再提起战争。
地堡里的疯狂（4）
在戈培尔的官邸门口，两辆豪华轿车正等候着戈培尔一家的出现。过了一会儿，戈培尔夫妇带着他们的6个孩子上了车，每个孩子手中都拿着一个玩具。他们还带了一些剩余几天，也可能是几个小时内所必需的用品。汽车载着他们很快抵达了目的地，当孩子们一个个跨进地堡上层的大门时，给这所地府里的人们带来了久违的快乐和兴奋。对于希特勒的秘书们而言，孩子们的到来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安慰，天真无邪的童声和灿烂纯洁的笑容将几天来的阴郁、狂躁和压抑一扫而空，为她们濒临枯竭的内心注入了一丝暖流。
地堡上层的餐厅过道成了这些孩子们的游乐场所，曼扎利很高兴地负责起他们的饮食，为他们准备三明治和蛋糕。当戈培尔太太不在时，特劳德尔·琼格临时充当起母亲的角色，负责看管这些孩子。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患有心悸，在接下去的几天中她都在上层的一间屋子里休息，由斯达姆普菲格医生为她进行治疗。为了表彰她的忠心，希特勒将自己的金质纳粹徽章授予了她。（令人好奇的是，当我几天后见到希特勒时，那个徽章却依然在他胸前挂着。战后，希特勒的助手奥图·甘什很肯定地告诉我元首共有两个相同的徽章，当戈培尔太太不在场时，他就会取出另一个新徽章佩戴）
最后的几天中，克丽斯塔·施罗德奉命处理希特勒的一些私人信件。希特勒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她，命令她取出信件并交由他的高级助手尤里乌斯·肖布焚毁灭迹。克丽斯塔领命行事，当她打开保险箱时，发现信件上面摆放着一把华尔瑟手枪。这位秘书为了给自己留个纪念，并没有交出所有的信件。她挑了几张明信片，上面有希特勒的亲笔画。有一张上面画了汉堡的易北桥，还有一张是一个女孩的头部和肩部画像，据猜测可能是希特勒的侄女吉莉·拉包尔。第三张上画了一个流浪的犹太人，还有些卡片上则出现了他最喜欢的好莱坞电影明星查理·卓别林。克丽斯塔把剩余的信件都交给了肖布，后者全部将其焚毁。完事之后，肖布兴冲冲地闯进希特勒的书房向他汇报，却发现希特勒正在细心擦拭着自己的佩枪。肖布立刻退了出去，惶惶不安地等待着那个最终时刻的降临。但在接下去的几分钟内，他并没有听到任何的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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