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道别（5）
从小到大，纳粹向我们灌输的思想就是仇恨敌人，尤其是苏军，这么说丝毫不夸张。但在我心中，对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仇恨。即便是对那两个把我狠揍一顿，差点要我命的苏联小战士，我也永远不会有半点仇恨，因为他们同样也是人。当我看着那辆熊熊燃烧的坦克车，惟一想到的是里面那些可怜的战士，想到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女友。我体验过那种被火烧死前的痛苦，那是最令人恐惧的回忆。我只能祈求上天尽快结束他们的痛苦，让他们少受折磨。
我重新跑回了其他人暂避的那间房子，准备取一个新的火箭筒。一进屋，发现到处都是坦克炮火所留下的浓烟和尘埃。由于担心哈尼斯和其他人的安全，我迅速地跑向地下室。房间里硝烟弥漫，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隐约中前方出现了出3个身影，仔细一看原来是医院里的3个姑娘。她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火箭筒，正准备出去向敌人开火。
“不！”我惊呼道，“快回到地下室去！”
她们不听劝告。我转向哈尼斯寻求帮助，但他却说：“如果她们想战斗，就让她们去吧！”
“可她们是医护人员！”我激动地叫起来。
哈尼斯默不作声。
我们开始向楼上攀登。我拿着突击步枪在前面带路，哈尼斯在后面拿着2只火箭筒。经过炮火蹂躏后，楼梯已经变得破烂不堪，踩上去摇摇欲坠，有几级甚至不见了踪影。
从楼上透过墙壁的窟窿往下看，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街道上的动静。在马路的另一端，几个苏军士兵正倚靠着一堵墙壁，向街角处的一幢房子进行猛烈射击。我悄悄地瞄准他们，开枪射击，枪声响起，那几个人立刻就消失了。我想他们是找个地方隐蔽了起来，或者也可能是撤退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并没有撤退。不一会儿，第二辆坦克出现了，缓缓地从被击毁的同伴身旁开过，由于路面太窄，还差点撞上了同伴。在它后面跟着一队苏联士兵，由于距离太远，我无法用我的步枪射击。我向哈尼斯示意，让他把火箭筒递给我。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洛特突然出现在楼底下，她扛着一个火箭筒，径直跑到了路中央。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快退后！”我以最大的声音吼道，但显然还不够大到吸引她的注意。
她停在了坦克的正面火力线上，我一下子紧张得咬紧牙关，但洛特似乎还是像在格特鲁德医生的诊所里一样平静。她迅速地瞄准目标，开火，然后立刻跑到街道的另一边，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废墟中。她没有回头看一眼自己是否命中了目标，我也没有，我的注意力全在那个飞奔的小姑娘身上。一直等她安全逃离后，我才转过头，目瞪口呆地看到了她的战果：直接命中目标！第二辆坦克也开始燃烧起来，相似的身影从里面跳出来，迅速逃离了现场。但这次，我没有再去想坦克里面的人的命运，我的思绪全都集中在异常勇敢的洛特身上。
接近黎明时分，我们才完成了这次转移工作。阿克斯曼的指挥中心已经搬到了纳粹党总部的地堡中，而格特鲁德医生的诊所就在他的办公室隔壁。新的病房由防空洞改造而成，除了几把木头长凳，没有别的任何设备。我们随身带来了担架、木板床、椅子和桌子，还有一些药品和绷带。依靠这些东西，格特鲁德医生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医疗帮助。以军事标准衡量，这样的医疗设施仅仅达到野外急救站的水准，和新大臣花园中的急救医院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在那个诊所中，拥有一个手术台，附带用于手术照明的太阳灯，面积虽小但却设施完备。但是那儿的医疗负担也非常沉重，伤员多达数百，主治医生却仅有两位。跟他们相比，格特鲁德医生这儿只能勉强提供一些基本的急救措施。格特鲁德医生只有一个带着红十字标志的小箱子，里面装着她所有的家当，当然还是少得可怜。在起初的两天里，我们收到一些需要进行手术的病人，但格特鲁德医生却根本无能为力，一方面是由于设备的短缺，一方面是专业技能的欠缺。这样的病人只能把他们送出诊所。随着苏军的不断推进，大量的炮弹和手榴弹碎片像冰雹一样倾泻到德军头上，伤员的数量每天都在急速增加，一时间，诊所里进进出出的人流越来越繁忙。
鲍曼已经离开了他的党总部，和希特勒一起待在地堡里。其他几个高级的纳粹军官和文官也追随他的脚步，在大臣花园中苟延残喘。现在，党总部地下的防空洞已经成为了阿克斯曼的指挥部，同时也是我的新家，他的两个助手海因茨·波特（Heinz Boldt）和根茨·格雷姆（Gunther Weltzin）也在他身边。
虽然和高级官员住在一起，但我的精神却越来越消沉，越来越低落，沮丧、麻木的情绪快要让我崩溃了。常常这时候，阿克斯曼就会说一些好话，让我重新振作起来。在多年以后，我才弄清楚他说的那些都是骗人的鬼话，根本没有什么神奇武器即将问世。早在3月底，那些所谓的复仇武器V…1（“V”型飞弹）和V…2（战争期间首种投入使用的弹道导弹，也是惟一一种）都已经停止了生产。这些武器都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生产的，劳动力多数来自奴隶工和集中营里的囚徒。在盟军解放了这些地方后，武器的生产已经全部停止，而那时恰恰是希特勒生日前3周。
最后的道别（6）
此时，鲍曼已经成了希特勒身边的大红人。除了担任陆海空军的总司令，他还是希特勒的贴身秘书，负责安排其工作行程。如此特殊的职务使得鲍曼成了希特勒最重要的挡箭牌，他把所有的坏消息都屏蔽在外，他也有权决定哪些人能面见希特勒而哪些人不行。进进出出的报告都要经过鲍曼这关，经过他润色修改后才能上报给希特勒。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总管”，风头压过戈林和希姆莱。所有人都要对他俯首称臣，但阿克斯曼却是个例外。阿克斯曼的希特勒青年团由于誓死效忠希特勒而获得嘉奖，希特勒特许阿克斯曼直接向其汇报，阿克斯曼因此也将“无条件效忠元首！”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第十章 深入地堡
深入地堡（1）
1945年4月26日，星期三，苏军动用榴弹炮和喀秋莎火箭炮对柏林市区进行猛烈轰击，持续不断的炮火落到了威廉姆斯大街上，将我从党总部的地下防空洞中惊醒。我和阿克斯曼的两个助手一起住在他的地下指挥中心里，说它是指挥中心还真有点抬举了，里面的房间非常狭窄简陋，弧形的天花板快要碰到头了。我们只有两张军用帆布床，几个人就轮流睡。几乎所有人都很多天没有换衣服，也没有刮胡子。格特鲁德医生的医务室就在我们隔壁，那里总是挤满了人。地下室的走廊里堆放着许多死尸，有些已经开始腐烂，还有些被烧焦了，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臭味。即便在地下，还是能听见喀秋莎火箭巨大的轰鸣声。每当炮弹击中头顶上的地面，都会传来一连串令人胆战的爆炸，让人感觉整个世界都在颤抖。伴随着每次炮击，天花板上掉下一层层灰，房间里的灯光忽明忽暗，炮火带来的硝烟似乎也穿透了厚厚的墙壁，弥漫在整个地下室中。在党总部楼顶上有一挺四管防空机枪，不时地朝苏军方向进行猛烈开火，子弹划破天空发出的嗖嗖声回荡在头顶上。
哈尼斯说得没错，这里的确是人间地狱，我的生命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耗尽，所剩无几。我的衣服上布满了尘土和烟灰。每天的伙食非常糟糕，我们依靠厨房里堆积着的罐头食品过日子。掌管厨房的是一位很慈祥的妇女，我们都亲切地叫她“莱曼妈妈”。多数的罐头上面都没有标签，只有打开以后才能知道是什么东西。里面多半装的是肝泥香肠和红血肠，掺杂些咸肉末或者咸猪油，还有些罐头里装着黑面包，但不管是什么都很难吃。防空洞里没有生活用水供应，但却不缺少酒，这主要归功于鲍曼。纳粹官员们迅速洗劫了酒窖，源源不断地从里面搬出整箱整箱的葡萄酒、香槟和烈酒。我们用葡萄酒和香槟来泡茶，甚至连洗脸都离不开它们。
幸运的是“莱曼妈妈”还珍藏了一些奢侈品，例如沙丁鱼和法国吐丝等等，不过数量都很少。我们可以在她的小餐厅里分享这些美味，那个餐厅由两三张桌子拼凑而成。有一次，哈尼斯还从地堡专用的面包房里弄来许多刚出炉的面包，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的。“莱曼妈妈”把这些面包均等地分给我们，包括格特鲁德医生病房里的那个苏联士兵也有份。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几乎所有人都出现了腹泻，但由于药品短缺我们只能强忍病痛。我吞咽了一些法国吐丝和烈酒，希望能杀灭体内的病菌，但这显然起不了什么作用。
党总部内的厕所污秽不堪，淤积的粪便堵塞了下水道，使得整个厕所臭气熏天。更要命的是，餐厅就在离厕所不远处，不时传来的阵阵恶臭令人倒胃，在那种环境下吃饭简直是痛苦的折磨。造成这种环境的主要原因除了过多的人员外，还有冲洗用水的缺乏。当时，只有地堡还能保证冲厕用水和清洗用具的供应。
从表面上看，鲍曼是为了陪在希特勒身边才搬到地堡，但我也怀疑，他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自己个人安全的考虑。许多党卫队和纳粹党的文职官员都和他一样出不了城，他们都纷纷逃离了危险的地上办公室，潜入帝国党总部地下室和其他一些防空洞、地堡、避难所躲藏起来。有些幸运者还挤进了专为军队将领准备的更为幽静的地堡中，每当夜幕降临时，地堡的大小走廊里就会横七竖八地躺着众多和衣而睡的纳粹军官，他们全都被白天繁忙的战事搞得疲惫不堪。党总部的地下室里充斥着大量的纳粹文官，他们终日酗酒，让自己陷于酒精麻醉中，从而暂时摆脱战乱的阴影。
4月26日，这一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前往元首地堡。不仅如此，我还将前往元首地堡内的纳粹最高军事指挥部。阿克斯曼要求我陪同他离开威廉姆斯大街，一起前往元首地堡。当时我正睡得迷迷糊糊，脑子里一片茫然，根本分不清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我已经疲乏不堪，没有力气再做思考，本能地接受了阿克斯曼的命令。等到我能够思考时，脑子里只剩下一些模糊的记忆，我勉强爬起床，跟着阿克斯曼出去了。我们的脸上围着泡过酒的手帕，在街道间急速穿梭奔走。威廉姆斯大街早已被苏军的喀秋莎炮火所覆盖，而且由于现在敌人逐渐逼近，我们还面临着狙击手的威胁。那些可怕的狙击手很快将这儿变成了最好的表演舞台，只要有人从地下冒出头来，就会马上成为他们的猎物。
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狙击手盯上，或是被火箭炮送上天，我只是不顾一切地向前狂奔，尽量不去想自己的命运。神奇的是，我们最终活了下来，并且顺利抵达大臣花园。经过府邸正门的时候，那里早已没有任何守卫。我们在大臣花园里面遇到了一位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的士兵，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穿过如迷宫一般的走廊来到元首地堡外的入口。在入口处有一间小房子，那是希特勒的安全警卫头子约翰·汉斯·拉登胡伯的办公室。拉登胡伯和阿克斯曼是老相识，他很快为我签发了通行证，还带我到武器库去领了一把华尔瑟手枪。我把枪放到口袋里，跟着阿克斯曼继续向前走。我们来到了厨房的食品储藏室，穿过一个隧道，来到地堡的大门口。大门经过层层加固，外面有两个卫兵把守。卫兵们依然穿着整洁，精神抖擞，但身上的制服已经不是帅气的黑色军礼服，而是一套普通的军装。他们只向我们敬了个礼，没有更多的盘查，这令我非常惊讶。要知道，我的兜里可揣着枪，却没有人上来搜查。我之前一直听说，由于希特勒地堡周围的安全局势非常紧张，即便是高级军官都要求进行搜查，并没收随身携带的武器。而且按照规定，任何人都不允许带着手枪面见希特勒。但显然，我的第一次访问就打破了这个规矩，这也反映出当时元首地堡内部的混乱局面。为了通风的需要，地堡里的门经常敞开着。后来，随着我去的次数多了，连门口的卫兵都不再向我打招呼。我甚至还经常从花园里的紧急出入口直接进入元首地堡，因为那儿离党总部的距离比常规路线至少缩短一半，而减少一半路程就意味着减少一半的风险。
深入地堡（2）
许多年来，一直有人问我是否后悔没有亲手杀死希特勒。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