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厚厚的冰层上砸出一个足可以吞下人体的大洞来，是不容易的，我看见过在河面上打鱼的人，人家有锋利的工具，那也要用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凿出一个洞来，那样的小洞，只要能把渔具放下去，现在我用扁担在河面上砸洞，砸了好半天时间，我才知道这要很费一番力气的。
过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河面上的冰洞倒也渐渐地砸开了，北风越吹越野，我没有寒冷的感觉，似是也没有思想斗争，就是再不想回农场了。我听说选择自杀的人都要经历一番苦苦的思想斗争，有人说，跳河的人总是要在河边留下深深的脚印，跳河之前，他会走过来走过去，一直到天就要亮的时候，他才会跳下去。而我就是想快点砸出一个洞来，只要这个洞能把我吞下去，我会一点也不犹豫地跳下河去的。
正在我用力砸冰洞的时候，远远地就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林希，林希！”一定是农场的学员们发现我没有回去，跑回来找我了，他们未必想到我会跳河，他们担心我会倒在地里，或者是出了什么意外。听得出来，是很多人在远处喊我。这时，如果我已经把冰洞砸好了，我想我一定就跳下去了，据说想跳河的人，都是在有人出来寻找他们、喊他们的时候，才毅然跳下河里去的。我也是听见喊声之后，全身抖起来了，冰洞还太小，根本就跳不下人去，最最可怕的是，如果人们在这里找到我，又看见我正在河面上砸洞，人们一定要汇报上去，到那时，立即我就会被当成“典型”，全农场就会一起“帮助”我了。
想到这里，我才发现自己的荒唐，我怎么就想到走这条路呢？我不是清白的吗？清白怎么就活不下去了呢？赶忙跑上河堤，抬手拭去脸上的泪痕，我装着是在河堤上休息，忙着担起两捆干草跑了起来。我必须离开这个地方，就是被人们找到了，也要离这个冰洞远些，就是明天有人发现河面上有一个冰洞，人们也不会想到是我砸的，人们还以为是打鱼的人砸出的冰洞呢？
挑着两捆干草拚命地在大堤上跑，没跑出去几步，我就跌倒了，这时人们也赶了过来，立即把我围住了…………
…………
第一次自杀未遂，不久，我又几乎死于非命。
50多岁的右派老石毛遂自荐，说他砌暖炕的技术堪称天下第一。
改变待遇，放过探亲假之后，右派学员又回到农场，农场为右派们建立了直属队，队长们不再过问直属队的事，早晨站队点名的规矩也免掉了，每星期有三个晚上政治学习，也不批斗人了，其余的时间自由支配，农场还给各个班组发了朴克牌、象棋之类的文娱用品，生活变得轻松多了。
尤其是取消了右派学员们去队部在门外喊“报告”的规定，起居、生活、劳动和下放干部享受同样待遇。一开始大家还不习惯，只是再见到队长们你叫他是队长，他不答理你，一定要喊他老张老李他才和你说话，渐渐地大家也就适应这种状况了，右派学员们和队长们说话，再没有人垂手恭立了。
右派们之间，传开了种种的消息，有人说对于右派已经开始甄别，定错的，要恢复党籍，恢复工资待遇，更要恢复工作。可是怎么算是定错了的呢？后来果然就发现有几个右派学员悄悄地离开农场了，也没有开大会，也没有公布这几个人怎么就走了，大家一分析，这几个人原来是工人出身的干部，给他们定右派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干部身份，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转干。不是干部不算是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也就不能定右派，这样就算是甄别出来了。再至于其它人，过了好长时间，也就没有下文了。
又传来一条消息，右派们无论摘帽子没摘帽子，可能一律要送回原单位，这也就是说，大家离开农场的日子已经是指日可待了。什么时候离开，有人估计可能要到来年的春天，说是市里不好安排，也不是少数人了，听到这个消息，人们非常高兴，大家都在暗中等着回城的日子。
这样，右派学员们就想着让自己在农场最后的日子过得舒服一些，我也趁着这段轻松的时间复习外语，很长一段时间农场里不许读书，尤其是不许读文艺书，学理科的右派可以读理科书，我呢？就只能读外文书了。利用这段时间，我自学了日语，复习了英语，我也算是懂得两门外语了，但都学得不札实。我想回城之后，如果重新安排工作，肯定不会让我回作家协会的，那是意识形态前沿阵地，但也许我能要求去做点文字翻译，翻译科技资料。
一时之间，在右派们的心里，中国天空上的黑云似是淡了许多，总算是又看到一点希望，有政治头脑的人在背后对大家说，这是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的结果，估计情况会一天天地好起来，三年灾害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太惨重了。更有消息灵通的人士传来消息说，北京开了神仙会，让民主人士畅所欲言，有人就提出右派问题处理得重了；还提出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政策。听到这些消息，我非常激动，这倒不是说我自己又看到了什么希望，我总以为这次中国也许会变好些了。我自己深受政治运动之害，把好好的一个我搞成这个样子，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养精蓄锐，准备有重新分配工作的一天，我还想做点成绩出来呢。
就是在这时候，老石说他会砌暖炕，大家非常高兴，虽说是住进了干部宿舍吧，可到底也是半截的砖房，夜里极冷，冻得睡不着觉，据老石说，暖炕和暖气一样，睡觉可以只搭一条毛毯就行了。一天的时间，大家动手，老石做指挥，很快就把暖炕砌好了，就是把原来的土炕拆掉，再在土炕下面盘好烟道，又在靠近门的地方砌了一个炉灶，暖炕就砌成了。大家抱来干草烧灶，炝了满屋的烟，敞开房门，浓烟滚滚地往外冒，别人问我们做什么，我们说砌暖炕，大家都说明天他们也砌。
也是农场对右派学员们客气了，大家就到食堂去拿煤，就是煤灰掺黄土打成的煤饼，灶膛很大，一次填进了十几块煤饼，又冒了一阵烟。待烟散尽了，看着天时也不早了，大家说着笑着，先后都钻进被窝、想美美地睡一夜，果然暖炕暖得很，大家都说老石的技术高。
老石是个心细的人，他说新砌成的暖炕可能有煤气，要大家当心煤气中毒。
老石没有睡，他看着炉灶里的火，直到夜里12点，老石说他看着没有问题了，才最后一个睡下。
第五部分十六、活着、或者不活（3）
我当然早就睡着了，睡得好舒服，好解乏，在农场从来没有睡过这样舒服的觉，也没做梦，睡得几乎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道睡到什么时候，反正就是觉得这一夜是这一辈子睡得最香最舒服的一夜，睡得人一动也不想动，一点知觉也没有，睡得把一切全忘记了。睡着睡着就觉着身边有人动了一下身子，然后又听见咕咚一声、似是一个很重很重的东西倒下来了，似是倒下了一座大山。我还以为是什么人要出去“方便”，想问一声是谁，但问不出声音，这时我才觉得有点不对劲，那个倒在我身边的人，此时也似是喊了一声。随后的事情，我就一点也不知道了，我昏厥过去了。
我又一次体验生命离我而去，仍然是非常平静，没有一点痛苦，没有一点恐惧，只想继续睡下去，舒舒服服地睡下去。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一阵寒风吹醒了我，我用力地睁开眼睛，仰面看见了天空。奇怪，我不是睡在房里的吗？怎么就看见天空了呢？再看看，自己竟然光着身子躺在院里，许多人围着我，正在给我做人工呼吸。
“活了，活了。”身边的人看见我睁开眼睛，大声喊了起来，这时，我才明白似是我死过去了，可是我是怎么死的呢？我还是不明白。
“好险呀！再迟，就没有希望了。”身边的人感叹地说着。
慢慢地回忆着，我想起自己昨天晚上睡觉前的事情，大家砌了暖炕，然后老石说他要看看炉火弱了再睡，然后就没有声音了，再想，想起有人倒下去的声音，这时，我才突然想到，我可能是煤气中毒“死”在房里了。
事后人们才告诉我说，当时室内的情景好怕人，老石躺在地上，那个倒下去的人就是老石，他睡的晚，煤气中毒的程度比大家轻，他要出去小解，站起来就跌倒在炕上了，他还大喊了一声，这样才把隔壁房里的人们惊醒，大家跑出来，踢开了门窗，正看见房间里的10个人都没有知觉了。
马场长和队长们也跑来了，为没有发生意外万分庆幸，马场长还嘱咐了好多事，要队长们照顾好这些病号，几个医生又对每个人做了检查，说是大体上恢复了，没有太严重的病人，这时大家才放下心来，说是还要呼吸些新鲜空气，又让我们在院里躺了一些时间。
天亮之后，我们才一个个地爬起来，走进房里，躺在土炕上，就是感觉身上没有力气，也没有痛苦的感觉，就是觉得累，累得人就象是往下陷落。好在农场里的空气轻松了，食堂还给病号们送来了面汤，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感动得人心里热热乎乎的，我当时就想，若是都把人当人看，世界该有多好呀！
几年的时间，我三次经历过死亡，第一次是在挖河工地，第二次是我自己不想活了，在河面上自己砸冰洞，第三次，就是这样没有一点感觉地失掉了知觉。好象看过一本什么书，一个罗马暴君，极想知道人们死亡时的感觉，他就一次一次地让他的臣子们去经历死亡，有的人真死了，没有向他述说死亡时的感觉，有的人没有死成，向他述说的死亡感觉他又不相信，一直到最后，他的臣子怕一个个都被他送进死亡，大家串通一气，在一天晚上把他杀死了，临死之前他才亲自体验到死亡的滋味。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我们把死看得非常可怕；许多伟大的人物把他人的死看得极是轻松，一个人越是伟大，也越是对他人的死无动于衷。反右的时候死过人，后来才知道这些人的死没有引起一点怜悯，还可以非常轻松地说“又要死人了”，怎么死人就这样无足轻重呢？是的，中国人多，死一个人无所谓，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死，就是世界永远的消失，珍爱生命，是人的美德。
惧怕死亡是人们善良的天性，无视生命才是一种罪恶。
…………
在农场关了4年，一直到1963年，全体右派学员离开农场，大汽车把上百人送到天津河北区区委统战部，统战部的部长姓马，在区委大院里“迎接”大家，什么话也没说，就让这些人进了大礼堂，也没有人送水，也没有说是如何处置，就是坐在房里等，一直等到下午，也还是没有消息，大家说可能是正在研究如何安置这些人呢。
已经快到晚上了，统战部长才出来，他显得比马场长和善多了，说话的声音不可怕，他“欢迎”大家回到市里来，过去有些做法不合适，改造的进度也太慢了，中央的意思是希望大家劳动几年就回到社会来的，可是拖了这么久，实在也是不尽人意了。如今连战犯们都放得差不多了，怎么右派就这样难解决呢？在农场这许多年，没有给几个人摘帽子，这件事还是要统战部门来做。
统战部长对大家说，马上回原单位，有许多工作还没有做好，统战部在郊区温家房子有一个干校，叫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大家先到那里去学习，时间定为3个月，经过3个月的学习，凡是改造好的右派，一律摘掉帽子，就是改造上有进步的右派，也摘掉帽子，总戴着这顶帽子也不是事。最后，部长说：“希望大家都能以革命干部的身份重新出现在社会上。”统战部长的话，使许多人感动不已，大家心想，总算从农场熬出来了，没有死在里面，还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这真是党的温暖了。
看来我也有摘帽子的希望了，我这个人就是只能随大流，在任何地方我都不可能是最好，也不会是最坏，在农场几年我没有受过一次表扬，没有立过一次功，没有当过一天的班长或是生活委员，也没挨过批斗，没被当做典型，队长们从来没有找我谈过话，严格说起来，我属于那种平平常常不被人看重的右派，再加上我还有一个“胡风分子”的身份，农场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我，这样我就被搁在一边了。
对于摘掉右派帽子以后的生活，我想得极是浪漫美丽。我想我才只有23岁，总不能就这样一辈子下去，也许我还能做点什么。我想写作，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