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是冤枉的？而且，他还明白“老先生”已成为王明一伙搞政治迫害的坑人陷阱！且看早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秋毛泽东写的一通笔记：
（王明）对于许多聪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与威胁，把他们放在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取消派的范畴内，这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那一年秋天，真乃秋后算账的时机——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了，毛泽东可以无所顾忌地向王明进行清算了。他把上一年的笔记修改后拿给了两位新当选的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与任弼时看，以求得高层间的支持。刘与任都是陈独秀任总书记时的中共重要干部。在这之后，中共党内开展了对党内排名第二位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书记”王明的凌厉批判。此时，陈独秀过世已经半年，远在江津九泉之下的他，是永远不会知道毛润之氏正在巧妙而又坚决地与“老子党”在斗法了。毛泽东对政治启蒙老师的感情的确复杂而微妙。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上记载的上面那通在党的大会上的“最高指示”，难道没有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惋惜之意吗？主政中共之后的毛泽东，为何也跟着他所不屑的“莫斯科派”责难陈独秀？他的这种态度的变化曾让我大感困惑。起初总以为这是这位土生土长的中国党的领袖为了讨好斯大林的权宜之计，后来我才想明白，这应该源自一个重说党史的久远谋划——我从小就熟记并且还登台表演过的“峥嵘岁月史”，即：毛主席亲手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所以，1952年头一回到安庆的毛泽东就没到他当年的思想导师陈独秀的墓上去看一看，尽管他的一句话让陈的后人受到了绵绵赏赐。莫非政治家没有柔肠？难道大人物不讲私情？否！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心坚如铁的毛泽东还曾极为罕见地在济南“哭坟”，死者虽仅仅是个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有文章回忆道，那天，毛泽东让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专程陪自己去了南郊的四里山，他手抚黄祖炎烈士的石碑，不仅喃喃而语：“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而且还“深鞠一躬”，甚至“泪水顺着脸颊慢慢地流下”。谁能令主席如此动情？原来，死者曾在瑞金与延安时代两度做过他的秘书。看来，一代雄主也有伤心时，只是泪向谁弹而已。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8）
毛泽东尽管博学，却也是在登上安庆的土地上之后才知道陈独秀名字的来由，可见，陈独秀不被人了解的地方实在太多！陈独秀的谱名叫陈庆同，官名陈乾生，字众甫。早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撰写著名的《扬子江形势论略》时，还署名“陈乾生众甫”，后来广为人知的“仲甫”即由“众甫”衍变而来。到了民国三年（1914年），流亡日本的他在章士钊主持的《甲寅》上发表文章时，第一次使用了“独秀”这个名字。从此，“陈独秀”这个大名成了国内思想文化界的第一威名。一峰独秀，这是多么浓的乡情，又是何等骇俗的魄力啊！新解密的苏联有关文献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共领袖陈独秀一点错都没有！哪一出失误不是斯大林和他在中国的代表造成的？何曾“右倾”？何曾“投降”？什么时候被“吓破了胆”？为什么要“分裂党”？还有，在苏联红军大举入侵我中华境内、杀死我一万多东北边防军的“中东路事件”中，陈独秀反对提“保卫苏联”的口号有什么不对？呜呼！倒霉的陈独秀，蒙尘的独秀峰！孜孜于陈独秀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宝林先生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细细地数过：
1923－1927年，苏联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122次会议，做出了738个决定（还有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革命做出的无数决议、指示未统计在内——唐注）。从大的决策，如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对待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方针，北伐战略的制订；到小的如何时结束省港大罢工，何时发动上海工人暴动，如何向中国派遣在苏留学的中国学生，甚至什么时候找蒋介石谈话，应该找谁一起去谈，谈时要注意什么，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
中国党和领袖就这样被无微不至地训导着。更可悲的是，这些有自己头脑的中国精英们，竟连执行苏联人大小决策的主动权也没有！唐宝林继续写道：
这些决定通过两个渠道在中国执行：一是直接命令给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罗易等，在中国直接执行；二是由共产国际把这些决定做成共产国际决议或批示、命令、训令等，让共产国际在华代表直接执行，或由他们布置给中共中央并监督其执行。同时，中共中央还要受驻华大使及鲍罗廷顾问的领导和监督。
夫复何言！陈独秀还有什么自主权？中国共产党还算什么中国人的党？陈独秀冤呐！
既来安庆，当然想看看当年安庆城里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那是那位“道台”大人修建的大宅院，也是陈独秀在清末民初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但陈长璞女士悲愤地说：“本来还一直存在，只是被当成仓库和住宅而已。可是，都到了1984年，还是被拆除了！”现在，陈长璞女士居住的楼房对面，倒有一座旧衙门楼，残瓦危柱，一任颓败，正门外悬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池州军分区”的木牌，两侧各有四个毛泽东手写体的大字：这边是“提高警惕”，那边是“保卫祖国”。“那是明代的安徽布政使司的谯楼，清朝还当官衙用呢。”学考古的小范向我介绍道，“不过一直不属于地方管，所以也谈不上保护和维修。”“安庆市的古建筑原来很多，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姚中亮自嘲地笑道，“我们博物馆和隔壁的迎江寺可都是古建筑，但人家庙里的香火盛得很，所以修得蛮像样子。我们博物馆没钱修，馆里的不少办公桌还用五六十年代的呢！”陈长璞一声叹息：“我们‘文革’期间‘破四旧’破得太彻底了，‘文革’之后又拆了不少不该拆的古建筑，所以，安庆的历史遗存太少，向国家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就总也批不下来……”历代的长江名府，清朝的安徽省会，堂堂的安庆居然不算“历史文化名城”！震惊之余，我非常冒昧地想起了一句成语——自作自受。然而，当车子驶往北关的陈独秀墓时，我却分明看到闹市区正在新建大片的仿古建筑。一边是大肆拆除历史建筑，一边却在伪造古房大兴土木，路牌上的“旧城改造工程”看得直让人眼冒金星！咳！长江边上的安庆，正如同黄海边上的青岛——德国建筑一条街（广西路）拆得差不多了，再拆日本建筑群（辽宁路、聊城路一带），现在又盯上了民国建筑一条街（中山路），一任复一任，文物尽沉沦！然后，再花一大笔钱在原址上盖一些一点特色也没有的全国统一模样的新楼房！想想这种极功利的“开发”与“建设”，真让人欲哭无泪！其实也不独安庆与青岛，北京的平安大街不也如此吗？放眼看去，全国哪里看不到这样一道让人揪心的街景呢？陈独秀墓，会不会也被“改造”得让人揪心呢？陈长璞淡淡一笑，说：看过你就知道了。
北出安庆市区没多远，就有一方路标指向西行的公路：“陈独秀墓”。路已失修，载重卡车、手扶拖拉机来来往往，卷起滚滚浮尘。路两边多是些小型企业，院墙上无一例外地描画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广告，其中“独秀武校”和“秀峰房地产公司”的大字格外让我注目。哦，那座独秀峰已经近了，聪明的安庆人已经开始知道借用先人的名人效应了。只是，太嚣张的尘土和太无序的厂房遮了我的望眼，我对完整独秀峰的仰望的想法过于天真，眼前的独秀峰是一联支离破碎的市井组画：落满浮土的绿树，裸出褐石的山坡，杂乱无章的民居，浓烟汹涌的企业……原先我以为独秀峰该如漓江两岸的那些绿绿的峰一样雄奇而青翠呢！作者与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女士在陈独秀墓前。（摄于2003年6月）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9）
路愈发坎坷，载重车卷起的尘也愈发嚣张。经过一座风尘滚滚的水泥厂后，眼前才稍晴。山也渐显其青，田也渐显其绿。拐过一片水杉林后，见到一座旧院。司机把车停进了院里。院内是一座二层小楼，楼栏上横着一条红色的布幅：陈独秀生平陈列馆我顾不上参观陈列馆，急急地往杉林那边走去——因为我已经从翠翠的枝叶间看到了一座簇新的墓丘。走过一片水塘，一座两层墓台上的半圆形大墓出现在眼前。墓前，高高的黑石碑上镌着一行涂着金粉的大字：陈独秀先生之墓宽阔整洁的石砌墓道，气势不凡的高大墓台，传统工艺的雕石栏杆，气度森严的松杉林带，使这座新墓确实很庄严也很豪华了。然而，我竟感到了隐隐的失望！瞅一眼身边神色凝重的陈女士，我只嗫嚅了一句：不像啊……哪知，一旁的陈长璞也点起了头：“是啊，我们不满意。”一袭黑衣裙的陈长璞离我远远的，似不忍走上高大的墓台，“新墓修好后，我反倒不愿来了，真的，今天不是为陪你，我是不会来的。”直言不讳，真乃独秀先生之后也！真的，真是不像我心中的陈墓，倒像民国时代的哪位军政界显要的陵寝——像我看过的长沙岳麓山中的黄兴、蔡锷的墓？抑或，像南京钟山里的廖仲恺、谭延他们的墓？唯独不像一个毕生鼓吹民主与科学的大思想家、一个倡导并领导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文学家、一个主持过最先进的政党的大政治家的归宿。我很快就与陈独秀的后人有了相同的遗憾：墓应该保持原貌，以昭示陈独秀先生的平民意识和历史沧桑感；现在这座高达四米的大冢与阔达九百平方米的两层墓台，与毕生追求民主的故人的身世不符。而且，集古代书法大家欧阳询的字镌刻的碑文也让人略感硌眼——称“陈独秀先生”准确吗？按现时中国的政治习惯，“先生”只用于称中共以外的其他党派或无党派的“民主人士”，陈独秀青年时即投身革命生涯，在同盟会时即被叫成“同志”，之后，他手创了中国共产党，且至死也没放弃追求真理的政治活动，称“同志”何尝不可？面对一代先哲的亡灵，面对先哲的襟怀坦荡的后人，我一时无语。便俯身在脚下的野草地里觅得几株无名的黄花，集成束，恭敬趋至墓前，双手捧至碑座上，然后，为这座新碑轻拭浮尘。正值“七一”期间，没有官方的大花篮，却有一簇开败了的鲜花置于碑座下，一页白纸粘在黑黝黝的大理石碑座上，上面并不讲究的毛笔字写得人心发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饮水思源瞻仰我党创立人陈独秀先生陵墓“这些年来，总有人自愿地来墓上献花，也写这类字，我们也不知道都是谁。”陈长璞有些感动地说。这时，一队小学生熙熙攘攘地列队而来。当地的老师们无疑把这里当成了未挂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长璞说，只在爷爷生日或忌日时，安庆市政协和陈独秀研究会的会员们在墓地举行纪念活动。看来，性急的安庆人已在民间为自家产生的世纪伟人平反了。从陈长璞的讲述和有关资料中，我知道了这座不寻常的坟茔的变迁。
陈独秀墓前，摆放着人们自发敬献的鲜花……
此地为安庆北郊十里乡叶家冲，现名林业村。我看到的附近的那座二层小楼，原先是林场办公室，1995年被安庆市政府租下，辟为陈独秀史料陈列馆和陈墓管理办公室。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陈松年将父母合葬后，并未敢在新碑上刻下世人皆知的陈独秀的大名，而是用了陈独秀最早的名与字：先考陈公乾生字仲甫之墓子松鹤年泣立延年与乔年，早已与父亲相逢于九泉之下，所以他俩的名字打上了黑框；鹤年乃陈独秀与高君曼所生之子，解放前去了香港。守在墓前的，只有松年一家。共和国成立后的头十几年里，松年每年尚能前来扫墓，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陈家人几乎再未至此。令我颇感意外的是，陈松年一家在那场全民族的劫难中，并未遭受过分的折磨！比比陈长璞那位姑姑的九死一生，陈松年一家像是受了神灵的护佑。陈长璞的那位姑姑叫陈子美，是祖父与姨祖母高君曼同居后第二年所生的女儿，也是鹤年的姐姐。“文革”期间，陈子美因系陈独秀之小女儿而备受凌辱甚至毒打，1970年前后失踪。世人咸谓斯人已自尽矣，有的陈独秀传记中还注明“陈子美死于十年动乱中”。然而，谁也想不到，1997年9月14日的《环球时报》上，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