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一“移”，并不是没有充分的理由。
只可惜这一“移”就“移”出了她的婚姻，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移”得亏了老本。
但我们必须首先看看朱买臣夫妇的这桩婚姻是什么性质。
用经济学的表达方法，婚姻就是一个家庭将自己的某一成员置换到另一家庭中，同时在两个家庭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以期对所有相关的个体以及家庭都有所收益。戏剧多以人类两性间的关系为题材，婚姻既然是两性交往最重要的结果，自然就成为戏剧最重要的题材之一。婚姻之事固然应该以情感或以社会学论，但假如从经济角度讨论，也有其特定意义，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要受穷，婚姻这样的大事，如果都不去算一算投入产出，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浪漫主义的文学家经常描写一见钟情，他们的经典话语是“我第一眼看见他／她时我就知道自己完了”，类似于《西厢记》里的张生“怎当她临去时秋波那一转”，言下之意，是说他或她只看对方一眼，就知道这是前世命定无法逃脱也不舍得逃脱的婚姻，有关以身相许的决定瞬间做出，完全不顾及所有世俗的因素，也不再像我辈俗人那样想着财产门第之类，甚至连人品也不管。假如这样的一见钟情不是由于一种职业的敏感，那么这婚姻的危险程度之高可想而知，大凡是对子女的未来抱有几分责任感而又有点生活阅历的父母，都会举出一百个例子告诫孩子们，说这样的婚姻多么不可靠。所以成年人才会每每力劝莽撞的年轻一代，让他们慎重对待“婚姻大事”。换句话说，婚姻上要求门当户对并不全是因为老辈人的昏庸与势利，所谓门当户对的婚姻，其意就是尽可能降低婚嫁的风险成本；按照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就可以说，假如有机会建立一桩好的婚姻，显然会大大降低婚嫁双方未来生活的机会成本，而这样关乎一生的事情，用上一些心思，多做一些考虑与权衡并没有什么大错。当然，爱情除外，文学家们喜欢说爱情是无条件的，但是戏文里将要嫁给书生们的小姐考虑的不是单纯的爱情，还是婚姻，她们并不满足于仅仅是爱一爱书生，最终还想要嫁给他们做诰命夫人呢。确实，除了浪漫主义文学家的描述之外，在更多的场合，对于更多的普通人而言，婚姻是一种选择，隐含了利害和得失之间的权衡，更涉及到未来一生的幸福，因此门第才显得尤其重要。
有关门第的考虑是有例外的，元杂剧《渔樵记》就是这样写朱买臣的婚姻，他的丈人之所以将女儿终身许配给门第并不相称的朱买臣，是由于看中了这位青年才俊的未来，而不是看中了他现在的门第。当然这是戏剧，戏里的书生总是能够发达。讨论戏里的书生有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戏里的读书人，从宋元南戏以来，其归宿就只有一种。戏里的读书人，不管是姓朱还是姓别的什么，基本上都是要状元及第做“天子门生”的，但是我们都清楚，在实际生活中，书生发达的机会实在很小，考中状元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这个机会之小，缘于状元的数量与书生之间的比例。将近千年的中国戏剧史，以书生中状元为结局的戏数以千计，如果戏文里的状元都是真状元，那就需要将隋唐以来曾经有过的每个状元写成好几本戏才够用。诚然，民间戏剧并不在乎科举之例始于隋唐的史实，春秋战国时代的书生的发达也不由分说地被演绎成中了状元，朱买臣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我们也可以不在乎；但即使由着戏文的性子，按照正常年份三年左右开一次科举，一千个状元就需要三千年。而全中国有那么多的书生，且不说在全国如过江之鲫的考生中名列榜首得中状元多么困难，就算是范进那样，在地方考试中名列前茅，中个举人，也算是很难得。因此，中国传统戏剧有关读书人中状元的叙述模式，是在有意地隐瞒读书人中状元的几率，以欺骗性地营造出读书人与状元郎之间的虚假的亲密关系。有关才子佳人珠联璧合的神话就是这样成批地生产出来，很多代戏剧家一起从事一项“有组织的欺骗活动”，除了那些正面描写嫁给读书人的女性身着凤冠霞帔荣光无限的大团圆以外，还有反着写的《渔樵记》《烂柯山》之类。
而戏剧要告诉我们的，恰恰就是最不可能出现的那种结局，虽然它同时最容易让我们轻信。假如在现实生活中，朱买臣之类的婚姻有理想结局的可能性，实在是要远远小于他老丈人的预想。
以现实生活中的算计论，我们必须将崔氏嫁给朱买臣看成是一桩重大的风险投资——撇开感情的因素，纯粹用经济学眼光看婚姻，完全可以将它看成是一种以性命相搏的投资，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它也确实是被这样理解的。在这里，所谓投资的意思有两层，其一是婚姻的当事人，尤其是女性，她嫁一个人就意味着将自己的终身作为赌注，博自己一生的幸福，至少是希望比不嫁更幸福；其二是涉及婚姻的两个家庭，嫁与娶的决定，经常会对两个家庭此后若干年里的幸福程度产生深刻影响。俗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精彩无比，事实正是如此。
假如读书人考状元就像买彩票，那么，把嫁人比喻成炒股票，倒真是差可比拟。嫁给读书人意味着你的一种特殊的投资行为，你假如眼光敏锐，看准一位将来能够发达的穷小子在他处于人生低潮时嫁给他——这时你能嫁给他就足以令他感激涕零了哪里还敢索要嫁妆——陪他一起苦苦熬上几年清贫的日子，将会在你的丈夫像朱买臣那样一举得中而彻底改变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时，牵着他的袖子一起进入上流社会，坐享其成，获得令世人羡慕不已的可观收益。
嫁给读书人就像选择做一个读书人一样是有风险的，即使每个读书人都如同戏剧里的秀才那样最后得中状元，也仍然充满风险。不要只看见戏剧里风流倜傥的男主人公们都很轻易地中了状元，痴痴等待他们得中的糟糠之妻们立马草鸡变成凤凰，我们宁可相信那是由于剧本是读书人写的，因此其中满是站在读书人的立场上欺骗良家妇女的谎言；只有很少比较诚实的戏剧家，只有很少比较诚实的戏，还是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女人嫁给读书人的风险——比如《渔樵记》和《烂柯山》之类，然而，即使是这些讲朱买臣故事的戏剧也仅仅涉及到嫁给读书人的女人所可能面临的风险中的一小部分。你想想，嫁给一个读书人，你要做好以下的心理准备：他不会在家务事上费任何心思，不是说他不干家务活而是说根本不考虑家里的用度而且连你偶尔要严肃认真地考虑考虑家庭柴米油盐之类开支的经济来源，也会遭到他的鄙视觉得你俗不可耐，因此，除非你家财万贯并且没有人介意你把娘家搬空，否则你们将会缺吃少穿；他是个不懂世事的混球，大凡有财有势者都将在他得罪之列，因为他时时要显示出与他们“冰炭不同炉”，即使是没来由地向这些权势者挑战也会让他心理上感到极大的满足；在同事面前他的摆谱功夫一流，你需要随时准备做出一副举案齐眉红袖添香的模样给足他面子，最好还要能够和他相互酬唱，但是他并不准备将你当作情诗里唯一的女主人公，为了表示他是个文人，他还会经常地风流那么几下，他觉得找歌妓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全然不顾及那是不是会伤及你的自尊和感情。嫁给读书人的成本是如此之高，最后实际面临的风险还要远远超出这些，即使真的中了状元，还要提防着他高中后停妻再娶，像《琵琶记》里的蔡伯喈，《秦香莲》里的陈世美那样，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总之是在丞相府招了亲，或是竟然作了驸马爷。然而，所有这些风险，似乎都抵挡不住戏剧里女人们飞蛾投火般地嫁给将要考状元的读书人。因为那是一场比任何股市赢利希望都更为渺茫的游戏，需要的是对美好未来近乎愚蠢的轻信。
是的，我们就是像嘲笑那些错买错卖了股票的股民那样嘲笑朱买臣夫人的，她年轻时买进的可是升值无限的原始股啊，虽然在手里被套牢而捂了二十年，大不该就在它股价飙升的前夜居然三钱不值两钱地抛了。最失败的股民不是投资股市亏本，因为亏本是股民的常事，而越是老股民越有平和的心态承受亏本，最失败的是你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只绩优股而且你一直对它的升值潜力深信不疑，然而在它急剧升值之前，却突然鬼使神差般地对自己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于是，你坚定不移地割肉清仓而且还为自己成功地止损解套而沾沾自喜，你正在得意洋洋地欣赏自己壮士断腕的果敢，突然报子前来，告诉你今年的状元就是你刚刚逼他休了自己的朱买臣！
都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里的道理却往往不是人世间的道理。人世间的道理总是如此残酷，总是为贫贱夫妻所不理解。但贫贱夫妻除了“贫贱不能移”以外，实在是没有更多的选择，就像穷人为了一夜暴富而买彩票和股票，明知这并非最好的人生方案却也不得不接受次优的选择一样。没有人能够回答假如朱买臣永远没有中状元的机会，那他的夫人仍然死心塌地跟着他吃那无名苦是不是正确与合算的投资策略，贫贱夫妻的账本老是出现错误，而且当他们出错时不仅得不到同情反而遭到世人嗤笑。
元杂剧《渔樵记》开场，四十九岁还没有什么发达迹象的朱买臣感慨万千地叹息：“常言道皇天不负读书人，天哪，我朱买臣这苦可也受的勾了也。说什么年少今开万卷余，每日家长叹吁。想他这阴阳造化果非诬。常言道是小富由人做，喒人这大富总是天之数。我空学成七步才，漫长就六尺躯，人都道书中自有千钟粟，怎生来偏着风雪混樵渔。”当时这一对贫贱夫妻还在分享他们的苦难，但是，朱买臣没有放弃，放弃的是他的发妻。几个月以后命运告诉朱买臣的夫人那放弃不仅是情感的错误，更是一个莫大的投资意义上的错误。那么，为了避免重蹈朱买臣夫人的覆辙，贫贱夫妻就只能一如既往地以博彩式的投机心态忍受生活中的苦难，并且用那或许只有千分之零点零几的成功几率自我慰藉，以此为“贫贱不能移”的人生选择背书吗？
风尘的想象与写真（1）
早年的文学理论，强调文学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创作方法的分野，如果要用这个方法将元代或更多妓女题材的戏剧分为两类，那么，《玉堂春》大约属于后一类，《救风尘》和《谢天香》就属于前一类。鼎鼎大名的《杜十娘》呢？介乎两者之间。我在这里使用这分类法，指的只是嫖客妓女之间的关系，不论其余。《谢天香》写这位才高八斗的歌妓与嫖客柳永的情事，倒是很实在。看柳永对谢天香何等眷恋，但他刚刚上朝取应，新来的开封府尹钱可要娶谢天香为妾时，她也就半推半就地过门去了。倒是钱可和柳永这等文人浪漫，真把一份与歌妓的感情放在心里，配得上“敬重”二字。这“敬重”的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意思，怕也是很难让人放心。更何况，就算是文人，嫖客终究就是嫖客。
嫖客可以痴迷歌妓，然而痴迷歌妓的嫖客，是要为此付出很高昂的代价的，比如说《玉堂春》里的王金龙。苏三唱起他当年的好处，道说是“三年花了十万雪花银”，就算十万是夸张，手头需要流水般大把大把扔下白花花的银子那是肯定的；而在妓女，毕竟过日子才是第一位，在接待嫖客时要努力搜括他腰包里的钱财也是肯定的，纵然她们会对嫖客有那么几丝关乎永恒的婚嫁之类念头，那也完全是为了图个后半生的享乐。这就是元杂剧告诉我们的道理，不知道这样的道理是不是很深奥。如果看了《谢天香》还不能悟出这道理，那就得再读读《救风尘》了。
《救风尘》的故事，始于一对嫖客和妓女很像要向爱情与婚姻转化的性买卖，性的临时交易变成长期租赁，要从零售和批发转成一次性买断，用男主人公周舍的话说，那是“她一心待嫁我，我一心待妻她”的两相情愿的大好事。好事并不总是多磨，在《救风尘》里，多磨只是戏的前史，故事起始之前本是老鸨很老套地在作梗，但是大戏很快进入主题，那就是老鸨的心也软了，决定放这对痴男女一马，甚至都忘记了要敲上一笔，要求他一次性买断以后的“工龄”。周舍和宋引章这桩疑似爱情的婚姻终于看到了曙光，然而却半路里杀出个书生，真正的戏剧性由此展开。
元杂剧在涉及到妓女的爱情时，很自然地将商人与舍人——达官贵人的公子——归为一类，这是失败者一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