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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工人员再次审阅了卷宗，“康斯坦丁·杜彭斯”，他的化名一直是这样的。他在极少数的会上讲过话，一旦讲话，则显得谈吐优雅，善于辞令。告密的人说他可能受过教育。他出席过联邦调查局很注意的那个团体的会议，但从未成为一名正式成员。卷宗继续表明，他从未参与过一次非法活动，而且当这一小帮人的头头开始谈论要靠抢劫银行、非法贩卖毒品来维持他们的开支时，他不见了。或许他是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半瓶子醋，肖想，或许是一个激进的学生，闯入了某一个团体，并且看清了这个团体是些什么样的人——照肖的看法：他们是一群无能的傻瓜，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垃圾或冒充希特勒主义的肤浅知识的年轻无赖。
少数偏激的团体偶尔会在某处引爆一颗炸弹，但这种情况很罕见，规模很小，以致美国人民几乎根本不知道它们曾发生过。如果某个团体抢劫了一家银行或者一辆装甲车来提供经费或自卫，公众会觉得这不会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顶多是由于贪心罢了。恐怖事件的发生数从一九八二年的高峰五十一起，大幅度降到一九八五年的七起。联邦调查局以高质量的情报并伴之以快速行动，设法粉碎了许多这样的团体。去年一年就预防了二十多起恐怖事件。十分重要的是，这些疯狂者的小团体被他们自己的业余活动搞垮了。
在这种意义上，联邦调查局是它自己的成功的受害者。他们的工作做得那样出色，以致恐怖活动在美国的一般公众心目中没有被当作一回事儿。甚至瑞安案件——如它现在被人们所称谓的——在美国也不过认为是一种卑鄙的丑事而不是某种新动向。
肖再次回到康斯坦丁·杖彭斯的照片上来。对于一个百货店的服务员来说，要从每天见到的上百张面孔中记起一张面孔，或者至少还记得一些，这要求是太高了一点。她当然尽力协助了，而且同意对她所做的事守口如瓶。他们有关于这个嫌疑犯的服饰的描述——当然都是快烧焦了的——还有那辆小货车。这车他们搞到了，现在正在离肖办公室不远处一片一片地拆卸开来。法庭的专家已确定了使用过的枪的型号。眼下，这就是他们掌握的一切。比尔·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等待实地调查的特工人员提供新的消息。一个受雇的情报员或许会偶尔听到一些东西，或者会找到一件新的证据，或者法庭的专家小组会在小货车里发现某些意外的东西。肖对自己说要耐心。尽管在联邦调查局度过了二十二年生涯，要耐心仍是一桩他必须强迫自己做到的事情。
“唔，我开始象个有络腮胡子的了。”一个同伴说道。
“该死的东西，那么痒。”亚历山大·康斯坦丁·杜彭斯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要花去一半的时间去搔脸。”
“是的，我在潜水艇上的时候也这样。”他的同伴表示同意，“如果你年轻就不同了。”
亚历克斯·康斯坦丁·杜彭斯是巴尔的摩煤气电气公司的一名户外工程师，经常在夜间工作。他是个受人欢迎的小伙子，他不在乎弄脏自己的手，他确实喜欢干体力活，而且许多工程师由于过于要面子而不愿意这么干。人民中的一员，他这样称呼他自己。他的亲工会的态度引起了管理部门的不满，但他是个很好的工程师，而且作为黑人的他也并不感到有伤自尊。一个出色的工程师，为人们所爱戴，而且黑肤色的人是经得起考验的。他招募了不少少数民族工人，招了十几名优秀工人进公司工作。他们中有几个过去不那么清白，但亚历克斯使他们转变了思想。
夜间作业常常是安静的，同往常一样，亚历克斯拿起了刚出版的《巴尔的摩太阳报》，案子已经见诸报纸的第一版，在当地新闻这一栏上也登了。亚历克斯读着报上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州警察局将继续调查这一案件。他仍然感到惊异，那个女人和孩子竟然幸免于难。行了，他下了结论，这样可以了，杀死一个小孩和一个怀孕的女人不是值得自夸的事情。他们已经杀死了州警察，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尽管把那个叫克拉克的小伙子丢给了警察，对这件事社彭斯仍有些愤愤不平。我告诉过这蠢货那里太暴露了，但他不听，他要把全家一起弄死。
杜彭斯从已知所有嫌疑犯均是白人这一官方消息中得到了安慰。向直升飞机挥手致意是他的错误，虚张声势在革命活动中毫无意义。这是他自己学得的教训，但这也不曾损害过任何人。关于手套和帽子，那帮警察已经无法说出个样子来了。真正有趣的是，尽管捅了这么多漏子，行动本身却是一个胜利。那些临时派的废物，或者诸如此类的家伙们，已被踢出了波士顿，夹着尾巴跑了。至少这次行动已经有了政治上的反响，而这，他对自己说，是成功的真正尺度。
从他的观点看，成功意味着他赢得了声誉。他和他的人已为一个新建的革命团体提供了内行而且熟练的帮助。现在他能够指望他的非洲朋友们提供资金了。依他的想法，他们实在不是非洲人，但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有许多方式可以打击美国和引起公众的注意。他们的方式是任何革命团体还不曾采用过的。举例来说，倘使他能立即使十五个州断电，那会怎么样？亚历克斯·杜彭斯知道怎么干，革命者当然必须懂得怎样去袭击别人的住处，但是，怎样才算是干得更好，更可靠呢？假如他能证实这个腐败的政府甚至不能保证人们家里的电灯亮，那么接下去人们会产生怎样的疑虑呢？他认为美国是一个物质的社会。假如物质得不到保证，那又会怎么样呢？人们然后会想些什么呢？他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他知道某些事情会发生变化，而这变化正是他所追求的。
19、障碍与逾越
“他是个古怪的家伙。”欧文斯说。这一叠个人经历的档案材料是三个星期工作的成果。当然，本来可以干得更快些，但如果你不想让被调查者发觉，那么你就不得不更谨慎小心些。
丹尼斯·库利是贝尔法斯特人，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天主教家庭。虽说是天主教家庭，他已故的双亲却不去教堂做礼拜，在这一个生与死均由宗教来解释的地区显得很古怪。丹尼斯一直去做礼拜——对于一个受教区学校教育的人来说这是必然的——直到大学，然后有一次没有去，而从此就未去过。根本没有犯罪记录。一件都没有。甚至他的受怀疑的同事、朋友的档案中也没有涉及他的地方。作为一个大学生，他曾与几个激进团体的外围成员有过接触，但从未参加进去。在所学的功课中他显然偏爱文学，他以优等成绩从大学毕业。
在他们掌握的有关库利的材料中，有两年只有纳税记录。他曾在他父亲的书店里工作。而对警察来说，他简直不存在。这也是警察工作中的一个问题——只注意犯罪的人。在贝尔法斯特所作的一些非常小心谨慎的调查也没有发现他的任何问题。各种类型的人都去过这家书店，甚至包括英联邦军队的士兵。他们去那里的时候大约是库利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书店的橱窗曾被新教徒的抢劫分子打碎过一二次——这就是原先派军队到那里去的原因——但未发生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年轻的丹尼斯不常去本地的小酒店，没有引起过人们的注意。他不属于任何教会组织，不属于任何政治俱乐部，也不属于任何体育团体。
然后，他的双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
叩击着欧文斯心灵的是他们死于非命的方式非常普遍。某个星期天的下午，一辆卡车的刹车失灵，撞上了他们的微型汽车。在北爱尔兰，“正常地”死去几乎是没有的，人们往往死于爆炸，死于恐怖分子的枪击。丹尼斯·库利办完了保险赔偿手续，在本地的教堂举行了一个安静的、参加者很少的葬礼仪式之后，又象以前一样继续经营这家书店。几年以后，他卖掉了它，移居伦敦，首先在爵士桥创建了一家书店，不久又在他书店所在的拱形走廊里盘进了一家商店。
纳税记录显示出他为自己安排了一种舒适的生活。对他公寓的房间的检查结果表明他的生活量入为出。同他有过生意交往的人对他印象很好。比阿特丽克斯，他的雇员之一，显然喜欢在他那里兼职工作。库利没有朋友，仍然不常去当地的小酒店——似乎是根本难得去喝酒——独身生活，没有已知的关于两性方面的偏爱，为业务事宜经常外出旅行。
“他是个非常不起眼的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的父母怎么样？”欧文斯说。
阿什利回答：“在人们记忆之中他们是本地的共产主义者。不偏激，却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这样一直到一九五六年匈牙利暴动发生。那次暴动似乎使他们清醒了过来，以后他们仍坦率地坚持左翼观点。但他们显然不参加政治活动了。他们留给人们的印象，实际上是两位相当文雅的、但有点古怪的人。他们明显地鼓励当地的孩子读书——不用说，这对他们的生意有好处。能准时付清帐单。除此以外，就没什么了。”
“那个女孩子比阿特丽克斯呢？”
“她是在公立学校中接受的教育。没有上大学，但自学了文学及出版史，和她上了岁数的父亲一起生活——他是退休的英国皇家空军中士。她没有社交生活，晚上的时间可能都花在看电视和品若上。她相当强烈地厌恶爱尔兰人，但和丹尼斯先生一起工作却不在乎，因为他在那一行中是一位专家。这中间不会有什么事的。”
“因此，我们这位从事珍贵书籍交易的商人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家庭，但没有和任何恐怖分子集团发生联系。”欧文斯总结说：“他在大学读书大约是与我们的朋友奥唐纳同一时期，不是吗？”
“是的，但没有人记得他们是否相识。事实上，他们的住宅仅隔几条街，也无人记得凯文·奥唐纳是否常去那家书店。”阿什利耸了耸肩。
欧文斯走到他的办公室的一角，倒了一杯茶。一个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家伙和奥唐纳在同一时间里上同一所大学。尽管从整体上还缺乏联系，但这已经够值得追根究底了。假如他们能发现某些情况暗示库利与奥唐纳互相认识，那么库利就很可能是瓦特金斯和北爱尔兰解放阵线之间的桥梁。这样想并不意味着已有任何迹象暗示这个联系确实存在，但好几个月以来他们还不曾发现其他这样接近的线索。
“很好，戴维，你打算怎么干？”
“我们将把窃所器装入他们书店和家中，当然，还要窃听他所有的电话，如果他外出旅行，还会有人跟踪。”
欧文斯点头表示赞同。从法律上来说，他们这样于是很过分了，但安全局不按伦敦警察厅的规定行事，“怎样监视他的书店？”
“不容易，假如你还记得书店坐落在什么地方的话。不过，我们或许仍可争取让一个我们的人受雇于他隔壁的一家商店。”
“他书店对面是一家珠宝商店，对不对？”
“尼古拉斯·里默父子商店。”阿什利点点头，“有一个店主和两个伙计。”
欧文斯考虑着这个情况，“我可以找一个有经验的反窃密侦探，他在这方面是内行……”
“早上好，杰克。”格特说。
“你好。格特。”
瑞安几个星期前已停止研究卫星拍摄的那些照片了。眼下他正在努力寻找恐怖团体的联络关系。哪一个与哪一个有联系？他们的武器从哪里来的？他们是在哪里训练的？谁帮助他俩训练？谁提供资金？旅行凭证的来路？他们经过什么国家安全输送人及武器等等。
这些疑问带来的问题不是情报的缺乏，而是情报的过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成千上万的联邦调查局外勤人员和他们的特工人员，加上西方各国情报机构的那些特工人员，正走遍世界各地在搜索着这样的情报。许多特工人员——由情报部门招募与雇佣的外国侨民——有一丁点儿事情就写报告，希望能提供情报揭开阿布·尼德尔、伊斯兰教什叶派或者其他某个引人注目的集团的秘密，从而得到丰厚的奖金。这样，结果便是情报成了堆，其中绝大多数是无价值的垃圾，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