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梢，像玛丽·威格曼的舞蹈人物。
鲁滨逊学院是剑桥的第一所为男女生创建的学院，同时拥有假期会议中心的所有设备。到目前为止，工程只完成了三分之二，还计划建一座北配楼。对面的赫谢尔路上，克莱尔学院1966年创建了一所自己的研究生院—克莱尔学堂。它是一位生活在斯德哥尔摩的英国建筑师设计的—拉尔夫·厄斯金。他的一座学院式村庄和传统的学院规划及其大结构形成了反差：一组房屋、公寓和公用房间，由一座座小庭院连在一起，没有哪座学院似这般家庭一样亲切。富有表现力的独特轮廓、自然建材、出人意料的平面转换—这是维多利亚时代剑桥西区符合时代精神的延续。
“现在有时间干点别的事了。”1955年，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退职了，有10年时间无聊得要命。一群有影响的朋友利用这个机会，争取这位退休者为教育事业服务：兴办丘吉尔学院。1960年，在这所用一位健在者的名字命名的学院里，战后的丘吉尔崇拜达到了高潮。供创办学院使用的捐赠物从各个英联邦国家源源不断地寄来：罗得西亚的铜，印度的地毯，澳大利亚、新西兰、尼日利亚的木材。学院围巾和划船采用了丘吉尔最喜欢的颜色—巧克力棕色和粉红色。学院的口号是“前进”，丘吉尔在1940年5月举行的著名演讲中的关键词（“让我们一起前进”），一个坚持的口号，而该学院的创建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在20世纪50年代末，在冷战的高峰期，“前进”的意思是：丘吉尔学院应该提携新的技术精英，以确保英国的领先地位。
受麻省理工学院的启发，该院重点培养自然科学家。按照章程，必须有70％的学生和导师属于数学、工程学和自然科学。由丘吉尔提名的首任院长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核研究专家约翰·科克罗夫特男爵。但我们在门厅里读到了那句格言，完全符合古典式剑桥传统，一句维吉尔的诗：“能认识世界根源的人是幸福的。”
国家、工业和私营经济没有为兴办这所学院出资。无论在空间还是人员上，这都是规模庞大的项目。学院原计划招收60名院士，现在却有140多名院士和540多名学生。穿过双塔式砖门，你就走进了一个建筑群和草地，视野很开阔，好像这块17公顷的地带只是无限机会的开始。这些庭院像卫星一样包围着公用建筑的核心—食堂、教室、图书馆。传统的庭院结构和校园风景在这里重新组合了。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建筑，有朴实的平顶、柚木框窗，还有一丝冷酷。食堂像丘吉尔的战争演说一样盛气凌人，有三个水泥筒式拱顶。
在草坪上，一尊巴巴拉·赫普沃思的雕像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的抽象魅力。当年的另一位风流人物此时离开了这所学院—文学史学家乔治·斯坦纳。他不读“中世纪的林中仙女们”，而是除了抒情诗就读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座无虚席的课堂上讲结构主义、文化和野蛮，这些非正统的内容使得他不受学院当局的喜欢，却因此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尤其是在越南战争之后。乔治·斯坦纳成了一名文学泰斗，但直到1974年离开剑桥时，他才获得一个教师席位。
如果你还去参观学院礼拜堂，它位于校园最远的地方。原先是要将它建在大门旁的，后来没有建。遗传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抗议说，礼拜堂是过时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个自然科学家的群体里。这位著名的院士在他致丘吉尔的抗议信中放了10个蒙尼①，资助修建一所学院妓院。这是一个有用的设施，克里克写道，人们慢慢地也会给予学院妓女和学院神甫一样的“晚餐权”。但丘吉尔学院1967年还是建起了一所小礼拜堂，布置得很世俗，是私人资助的，由一个专门的基金会维持，示威性地建在体育场边，让人更以为它是一个有点古怪的厕所。但冷冷的墙后是一个高度紧凑的内室，呈希腊式十字平面，有约翰·派珀绘制的玻璃画。
1992年，在礼拜堂和学院之间的草坡上，默勒中心落成了，它是一座浅褐色的砖式长建筑，有砂石嵌条和筒形穹顶，“像是从一支牙膏里挤出来的”。旁边是一座八角形宾馆，有着金字塔形玻璃圆顶。这个老式的会议中心也是一座有70个房间的宾馆，是丹麦建筑师亨宁·拉森设计的。由他的老乡梅尔斯克·麦金尼·默勒—一位船业和石油大亨、丘吉尔的崇拜者，出资兴建。丘吉尔男爵不仅给他的学院留下他亲自栽种的一棵橡树和一棵桑树，还留下了文学、政治、私人作品和具有极大历史价值的资料。如今，丘吉尔档案中心保管着近300名政治家、军事家和自然科学家的遗作，既有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首相的，也有流亡的女核物理学家利瑟·迈特纳的。牛津大学毕业生玛格丽特·撒切尔也将她的档案托付给了这所剑桥学院，而不是博德利图书馆—算是对牛津大学拒绝授给她荣誉博士头衔的小小报复。
当你离开这所学院时，请绕过街角，走斯托雷路。路南侧有几间世纪末的工艺品屋，麦凯·休·白利·斯科特一人就设计了5座（29号、30号、48号、54号和56号）。最著名的48号在2000年以300多万马克卖出。对于自然科学家们来说，剑桥西区这一部分吸引他们的完全是别的东西：马丁利路南的新卡文迪什实验室。如果你在临近M11公路前的草地上见到一顶8根杆的巨大帐篷的话，请注意：这不是隆卡利马戏团，而是施罗姆贝格楼。迈克尔·霍普金斯男爵1985年设计了这座多功能的石油和电子技术科研实验室。这是创新闪烁的高科技信号，“剑桥现象”的标志，作为国王学院礼拜堂的竞争画面受到高度宣传，广为拍照。有些圣像苍白得多快呀，就像新市场的股票。
第四部分 剑河对岸第34节 壶园的收藏家
每所大学都应该有一座壶园。
—吉姆·伊德，1970年
壶园所在的小山名叫蜂蜜山，用帕尔姆斯特吕姆的话讲，确实“是一个甜蜜的体验”。草坡上是几座小屋，树后是圣彼得教堂的尖塔。壶园是一个人的住处—吉姆·伊德，他和他的艺术收藏品一起生活在剑桥这个乡村似的角落里，并想和其他人分享这种生活感受。壶园是座艺术味浓郁的房屋，但不是博物馆。像做私人拜访一样，你必须先按门铃才能进去。你需要在一本会客簿上登记，一位客气的女管家说道：“请随便坐。”作为一位不能亲自接待你的收藏家的客人，你可以随意参观：吉姆·伊德早就不住在这里了，但一切仍然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
一张桌子上放着圆形鹅卵石，一个由白球、灰球和黑球组成的陀螺，一只滨鹬的黑白照片，粗糙的木地板，白色的墙壁。本·尼科尔森和他的妻子维尼弗莱德的画作，克利斯托弗·伍德、艾尔弗雷德·沃利斯、若昂·米罗的画。橱上和台子上摆放着伯纳德·利奇和露西·里的雕像和陶器，一架大钢琴上摆着康斯坦丁·布兰库希的《普罗米修斯》石刻头像。放在瓶子里的有贝壳、石头、干花、羽毛。这位收藏家寻找的不是孤立的杰作，而是自然和艺术、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他从表现形式的宇宙里将一些拿进他的小屋。
哈罗德·斯坦利·伊德出身于威尔士的一个卫理公会教派家庭，他在剑桥上学。他本想成为画家，像他所崇拜的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那样的一名画家。当他结束了在伦敦斯拉德学院的学习之后，于1920年成了泰特画廊的助理人员。不久后他结识了尼科尔森夫妇。他们让他大开眼界，让他认识了同时代的艺术，认识了毕加索、布拉克、布兰库希。当时几乎还没有人赏识的本·尼科尔森将自己的画作卖给他，差不多只卖材料的价格。今天，壶园收藏的光是本·尼科尔森的作品就有40多幅，从20世纪20年代的一幅水果静态写生画到60年代的几何抽象画。吉姆·伊德是艾尔弗雷德·沃利斯画作的最早收藏者之一，这位圣艾夫斯的大名人共有近百幅作品。当法国雕刻家亨利·戈迪耶－布热斯卡的雕像来到泰特画廊而没有人想要它们时，伊德倾囊购买。壶园收藏的这位旋涡画派①实践者的作品也比大多数博物馆里要多。
1936年，吉姆·伊德离开泰特，迁居摩洛哥，但他没有在这个享乐主义者和冒险家的乐园无所作为。他写作、旅行、举办艺术讲座。1956年，他携妻子海伦返回剑桥。他们在圣彼得公墓旁找到四座17~18世纪的半倒塌小屋，加以维修，将他们收藏的艺术品布置在那里。每学期，伊德夫妇很早就为参观者打开屋门。许多大学生在这里喝茶时发现了现代派。伊德将原作借给他们拿回去挂在宿舍里，因为艺术对于他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位从前的女工作人员告诉我：“他对宗教非常虔诚，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壶园是个精彩的地方。展品、灯光和空间十分协调。尽管东西很多却不显拥挤，而是简洁、宁静、和谐。伊德认为，这里要展现的是“基本的秩序”。“我们必须不断地认识它，我们不想被迅速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淹没。”
1966年，伊德夫妇将房子和收藏捐赠给了剑桥大学。他们在那里继续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搬去了爱丁堡。1990年，吉姆·伊德在爱丁堡去世，享年94岁。这位收藏家生前就做了安排，不让壶园成为陵园，不让经典现代派和当代艺术失去接触：他修建了一座室内音乐厅和一座轮换举办展览的独立画廊，由莱斯利·马丁男爵设计（1970年）。但吉姆·伊德的房子仍然是对战前的英国先锋派以及一位狂热爱好者的首创精神的个性化证明。艺术和自然在这里统一，为我们保存了下来。
壶园后面的山丘上有座小教堂，位于槭树和栗树的浓阴下。圣彼得教堂是12世纪一座本来较大的教堂的残余部分。钟塔墙壁用的是罗马砖，也许来自古城墙。17世纪初期，这个教区只剩下14户人家，教堂逐渐倒塌，又小规模地重新修建。当这个团体连这不足11米长的房间都坐不满时，圣彼得教堂就成了多余的。有时隔壁的画廊利用这座教堂举办展览，这完全符合吉姆·伊德的意思，一块纪念他的石碑上刻有约翰·邓恩的诗句，而这里最美的时候是一张画都没有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宁静的场所。
但这座教堂保留有一只诺曼底时代的洗礼石盆。我不知道，如果我在这个盆里受洗的话，作为婴儿，我是会吓得哭起来还是兴奋得沉默不语。石盆四角各有一位水精俯身向下，抓住鱼尾巴两端，向上弯向盆檐。很少能见到波塞冬随从中的半人半鱼的海神练习瑜伽的，但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异教徒的神话和基督教象征的结合。鱼是基督早期的一个象征，洗礼水是其信徒的生命元素。在牧师们早就沉默不语之后，这块石头以充满活力的、魔术般的力量讲述着这些故事。对称图案，几何形状，圆盆和方石—留下的是一种美学魅力，一件不同寻常的中世纪艺术作品。
圣彼得教堂塔顶上方的风信旗上写有字母A。P。，那是安德鲁·佩尔奈的名字缩写，他1555~1589年担任彼得豪斯学院的院长。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他的适应力十分顽强，因此人们将他的风信旗读做性格的标志：代表“一位新教徒”（AProtestant），“一位罗马教皇拥护者”（Apapist）或“一名清教徒”（Apuritan），随政治风向而变。
城堡街街角的房子曾是16世纪的一家客栈，今天是剑桥市和剑桥郡的民俗博物馆，展现城市历史和伯爵领地史的旧家具一直堆到了屋顶。这个民俗博物馆里的一块老牌子邀人参加1850年在城堡山上对伊莱亚斯·卢卡斯和玛丽·里德的公开处决。斜对面的那座山丘上杂草丛生，山丘是诺曼底征服者威廉一世1068年让人堆起的，作为城堡的掩体，先使用木头，后使用石头，建有门楼和钟塔—事实表明，在修建学院时，这是一座受欢迎的采石场。如今城堡山上连一个城堡的遗迹都没有了，也没有绞刑架，只剩下观景处。
第四部分 剑河对岸第35节 维特根斯坦的邻居们
上下两个房间里能住下两个世界，这真是少见。当我住在头顶上制造噪音的学生楼下时，就发生了这种情形。那确实是两个世界，而且不可能沟通。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931年11月7日
在她的犯罪小说《不适合女人干的工作》里，P·D·詹姆斯也让她的私人女侦探科德丽娅·格雷在剑桥进行调查。她的第一桩案子—一位历史系学生的死因，将她带进了城郊的一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