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由三一学院发起的科学公园成了高技术研究和经济、“市镇”和“学袍”之间的催化剂。剑桥大学以研究自然科学为主，但也没有丢弃它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的传统优势，它的工程系发展成了一个独立的新学院—工学院。这一切发生的背景都是那些只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看做古老的教育精英的高校政策。牛桥的目标是培养绅士，而不是培养商人—撒切尔政府从萧伯纳的名言中得出了惨重教训。大学也应该遵循新的商业化的优先政策，从而引进了效率检查、产品证明，大幅度削减了政府补贴。人员众多的导师制受到的影响尤其大，工党政府也对牛桥继续推行节约成本和适当惩罚方针。托尼·布莱尔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两人都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对培养他们的这种大学精英原则结成了近似弑父的同盟。工党理论家们不是改善国家的教育制度，而是非难私立学校的优势。尽管如此，面对私立学校仍然比例过大的47％，剑桥大学在1999年还是成功地将国立学校的新生比例提高到了53％。它执行一种尽可能是精英阶层的入学政策，坚持既促进机会均等又不放弃遴选成绩优异的原则。
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高校教育的大众化和平庸化只能对埃诺尔·安南这样的牛桥捍卫者为精英大学辩护的“龙生龙凤生凤”辩护词起到支持作用。这位英才，他以看似无政府主义的风格对待现实问题，顽固地展示他的高超辩术，于1998年举办了剑桥大学抒情诗竞赛。为了赢得自18世纪以来颁发的以彼得豪斯学院的一名院士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布朗男爵奖章，他必须作诗两首—一首以“因特网搜索”为题材的古希腊语颂歌和一首论克隆技术的拉丁语诗歌。
剑桥大学的辍学率是全英国最低的（英国为1％，而德国为50％左右）。当大学陷进一场财政和自我认知危机时，城市及其周围却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繁荣。1970年在东北方向的城市边缘创建的科技园就是这一“剑桥大学现象”的象征，它是由三一学院的财务主管约翰·布拉德菲尔德倡议创办的，这块地皮从1443年以来就属于三一学院。他计划建造一座美国模式的科技园，供有创意的公司在这里从事科研工作，将基础研究和经济实用、工业和大学联系起来，使双方都有利可图。今天，剑桥科技园有近70家公司，是英伦岛屿上最大的信息技术和生命技术集聚地。而这块50公顷的场地上，绿树掩映，亭阁点缀，更像老年人的休假胜地。如果你对Abcam、Xaar和NAPP公司的实验不感兴趣，也可以将这整个科技园当做一座苗圃来欣赏，因为经验丰富的动物学家布拉德菲尔德博士还有第二个抱负—在一座座实验室之间种上各种各样的树木，就像字母表里的字母一样，从槭树到雪松，应有尽有。
剑桥科技园是英国（只在苏格兰有个斯特拉克里德科技园）的第一个科技园，在它未建成之前出过一系列小小的倡议。在美国硅谷的10多年高科技繁荣之后，剑桥周围也建起了高度专业化的小公司。它们的创办者多是一些年轻科学家—牛顿的后辈们，他们宁愿自己干，也不想接受薪水很低的教学任务，他们是撒切尔夫人极度扶持的高科技试验家们。万维网的发明者物理学家蒂姆·贝纳斯欣罹褪墙Ｇ糯笱П弦瞪⒐氖孜灰蛱赝谕蚋晃獭utonomy信息管理公司的创办人迈克·林奇，也是剑桥大学毕业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剑桥大学范围内已经有400多家这种公司了。硅沼成了撒切尔夫人经济政策的典型例子，也是全地区经济繁荣的榜样。
1987年，圣约翰学院在科技园对面创建了一座自己的研发中心。这一未来技术和数百年大学传统的结合，其影响像一块巨大的磁铁一样。索尼、奥科维提（Olivetti）、微软，以及后来数不清的工业革命的全球性企业如今都在硅沼设有研发中心。如果不是这里，哪里才是21世纪欧洲的尖端科技中心呢？今天，剑桥周围有公司将近1500家，员工近33000人。几年来，剑桥郡一直就是英国发展最迅速的伯爵领地。《独立报》1999年写道：“这座大学城（gown…town）已经成为一座繁荣市镇。”然而这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交通和住房问题。
每天有4万人开着汽车从附近的村庄来剑桥上班。那里上下班高峰期时的交通堵塞比伦敦还要严重，就连位于城郊的停车场、汽车站都难以缓解这一窘迫的状况。如今，城内狭窄的街道上大多数禁止汽车行驶，而自行车又逐渐成了剑桥街头的一个特殊问题。步行者活动团体想将自行车逐出市中心的尝试不仅挑起了市民和院校师生之间的敌意，而且也激化了工党市议院（自行车派）和保守的伯爵领地议会（步行派）之间的矛盾。其实导致这座小城道路堵塞的主要是旅游者，每年大约300多万游客到这里参观游览。毫不奇怪，市议会已经在酝酿像“离开伟大的剑桥日（GreatCambridgestayawayday）”这样的反游客运动了，他们的口号是：“剑桥已人满为患……我们不需要你！”
拥有12多万居民的这座城市也“已人满为患”。剑桥的房价每年约增长20％，这是住房紧缺和硅沼繁荣带来的直接后果。就连从前的工人居住区罗姆赛区的狭窄住宅也超过15万欧元；在西城边买房支付40万欧元已司空见惯，斯托莱路上爱德华时代风格的别墅也卖到了1500万欧元。鉴于这种昂贵的房价，许多人宁愿住在艾利或亨廷顿，平时开车来剑桥上班。市政规划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修建几万套新房，可建在哪里呢？现状着实令规划人员左右为难。一所建在农村的大学，发展成了新经济中心，而其基础设施却还是中世纪小市镇式的—这也属于“剑桥现象”。
“它好像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展览场所。”早在1869年，三一学院的教师亨利·西奇威克就不无担心地说道：“求学应去别处，而我们则沦为导游。真正的剑桥人将成为讲解学院历史的古董人员，酷爱‘废墟文化’。”和别处相比，剑桥城的社会结构分化更严重。今天，市民和师生之间原先的界限早已不存在了。大学里的中等阶层与硅沼的软件百万富翁共存，知识和技术精英与广大的低收入阶层共存。虽然失业率很低，但还是有不少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比如城北的阿尔布利这样的问题城区。但由于不同的群体混在一起，社会对立不是那么明显。哪里最不平等，哪里就最需要调和的艺术。在剑桥，这一点似乎取得了成功。
第一部分 微软相遇新世纪第4节 使徒和间谍：“剑桥秘密网络”
如果我必须在出卖我的祖国和出卖我的朋友之间做出选择，我希望，我敢于出卖我的祖国。
—E·M·福斯特，1951年
1820年，圣约翰学院的一位大学生同他的朋友们一道成立了一个辩论俱乐部—剑桥座谈会。由于它当初成立时只有12名成员，后人一直称它“使徒俱乐部”，创始人乔治·汤姆森生前系直布罗陀英国圣公会主教。俱乐部最有名的成员是吉姆·菲尔比，克格勃（KGB）间谍，曾被授予最高勋章，1988年在莫斯科去世。
使徒俱乐部每星期聚会一次，先是在圣约翰学院，后来转到三一学院，诗人艾尔弗雷德·坦尼森是俱乐部的早期成员之一。他们讨论他们感兴趣的一切事物，而俱乐部的规定仅有一条：相互之间绝对坦率，对外完全保密。他们是理性主义者、不可知论者，他们怀疑一切。他们对教会和国家、科学和道德上的一切正统理论提出质疑。他们提出的许多不同见解在剑桥大学是要冒风险的，因此使徒们以英国特有的方式维护着他们的颠覆思想，俱乐部内部绝对保密。他们比谁都熟练地掌握着这一技能，激进地同现有的思想决裂，又不放弃自己的上层社会及其舒适生活。
这一秘密组织之所以举世闻名，同俱乐部成员中的知名人士和他们写回忆录的痴迷有关。莱奥纳德·伍尔夫、利顿·斯特雷奇、凯恩斯、鲁珀特·布鲁克、罗素、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小说家E·M·福斯特、历史学家G·M·特里维廉，他们全都是使徒俱乐部的成员。20世纪初，场面更为蔚为壮观。大多数使徒来自三一学院，这是剑桥大学最富裕、最高贵的学院，很多成员也和布卢姆斯伯里的朋友圈子有往来。时任俱乐部主席的哲学家G·E·穆尔是这样概括使徒们的理想的：“爱情、创造、享受美学体验和努力认识世界。”穆尔的《伦理原则》（1903年），一种有关善的相对论，整整影响了一代大学生。
“在我的剑桥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被选为使徒。”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儿朱利安·贝尔1930年写道：“只有这才让我真正感觉到我是坐在剑桥理性主义的塔尖上。”使徒之间相互以兄弟相称。他们称和他们有关的一切为现实，而其余的东西都是现象，单纯的现象。他们像学童一样喜欢使用一些暗语：天使指老成员，胚胎代表候选人员，吐司面包上的沙丁鱼叫做鲸，那是他们星期六晚上聚会时的传统菜肴。1893年，罗素解释说：“当我们在最后一学期讨论‘我们能否爱和我们性交的人？’这个问题时，实在难以想像会有女人在场。”这个男性组织直到1971年才接受女性。第一位女性是朱丽叶·安南，国王学院的学生和“天使”安南勋爵的女儿。不少使徒认为同性恋是爱情的更高级形式。在利顿·斯特雷奇所称的“高级鸡奸”的框架内，只要符合他们自己的伦理要求，什么都是允许的。在这种轻佻的脑力游戏、知识和道德的冒险气氛中，他们也和马克思主义打情骂俏。
早在20世纪初，一位年轻的俄罗斯流亡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就对他的一些剑桥大学同学感到奇怪，他们“虽然为人正派受过高等教育，但在谈论俄罗斯时，他们讲出的蠢话简直令人目瞪口呆”。这些蠢话之一（会不会只是一句特别轻佻的俏皮话呢？）出自艺术史学家、三一学院的使徒安东尼·布伦特之口，1935年他去苏联旅行过，回来后便声称：“共产主义同样可以像立体派艺术一样有意思。”并非所有使徒都盲目追随左派，凯恩斯就告诫他的朋友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我们的智慧的一种伤害”。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粉红色时期，英国有很多左派同情马克思主义，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造成了300万失业人员的社会制度，其二是当时面临的民族社会主义。这样，作为工党、绥靖政策和那种“假正经”的对立面，共产主义似乎更容易让人接受，约翰·勒卡雷形容那种假正经是“我们的社会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毫不奇怪，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年轻人一心想摆脱资产阶级英国拘束的行为准则，摘取30年代共产主义的蓝花①。”但牛桥的大多数年轻人是自由党和保皇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933年2月9日，就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牛津大学辩论会的学生们在那场著名辩论中表现出了他们的和平主义倾向是多么强烈。他们以275票对153票的结果同意下列提议：“本会绝不为国王和祖国去战斗。”剑桥大学的使徒们也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一道德和政治忠诚问题做出了声明。
朱利安·贝尔在西班牙内战中支援左派阵亡了，他在三一学院时的合作伙伴和情人安东尼·布伦特却成了苏联克格勃的间谍。招募他的是他的大学学友盖伊·伯吉斯，一位冒险家和权势神经症患者。吉姆·菲尔比也是三一学院的纨绔子弟，早在1933年他就已经加入克格勃了。还有外交官唐纳德·麦克莱恩，三一学堂的毕业生，盖伊·伯吉斯在外交部遇见他时将他吸收了进去。1950年，两人都在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工作，在那里，唐纳德·麦克莱恩有机会接触美国的核武器计划。1951年，两人得到吉姆·菲尔比的及时警告，逃去了莫斯科。
菲尔比是这群人里的超级大间谍，是克格勃最成功的双料间谍。在剑桥大学修完历史专业之后，他加入了英国情报机构，成了M16部的负责人，负责对东欧集团的反间谍活动。菲尔比的双重游戏给东欧的数百名间谍和反对派带来了致命的后果。直到1963年他才暴露出来，继美国人迈克尔·斯特雷特向联邦情报局自首之后，斯特雷特也是三一学院的毕业生和使徒俱乐部成员。后来吉姆·菲尔比逃往莫斯科，他在那里生活了25年，享受着一名克格勃将领的国家津贴、科珀公司的牛津果酱，至死都向剑桥的出版社购买图书。
1964年，在菲尔比出逃一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