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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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14-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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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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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易帜” 



     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所向披靡,以摧枯拉朽之势,迅 

速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是岌岌可危。此时。张作霖审时 

度势,决定把自己的军队撤到关外。当他的专车行至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 

军预先埋好的炸药炸中,张作霖身负重伤,不治而死。少帅张学良临危受命, 

担任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以国家大局、民族利益为重,坚信“南北统一, 

人心所向”,冲破了重重阻力,毅然决然地在东北挂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 

日满地红旗;不久,又闪电般地处决了杨宇霆、常荫槐,巩固了他在东北的 

地位。东北“易帜”,结束了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挫 

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控制东北、分裂中国的企图,其意义和影响都是十分 

深远的。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地区觊觎已久。早在甲午战争之后,它就强迫 

清政府将辽东半岛地区割让,只是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阴谋才未能 

得逞。 

     1904年2月8日,日本袭击俄国在中国的“租借地”旅顺口,日俄战争 

爆发。最后,以俄国失败而告终,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双方签订了 《朴茨 

茅斯条约),俄国同意将长春以南的所谓南满地区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日本。 

这样,日本帝国主义的胃口终于得到了部分的满足。 

     东北地区美丽富饶。它的面积占全国领土总面积的 1/10还强,达 130 

万平方公里;它矿藏极为丰富,煤、铁、石油、黄金的储量均很高;它农业 

生产发达,农产品丰富,大豆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60%,小麦、稻子、小米、 

高粱、玉米等产量都很高,正常年份五谷产量可达2000多万吨。物产丰富正 

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垂涎三尺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一直认为自己在满蒙 

有着特殊的权益,决不容许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染指。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公然叫嚣:“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 

先征服支那。” 

     日俄战争后,为了确保在满洲的利益,日本在东北地区相继成立了“南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三大机构,并且将这 

三大机构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三大支柱。1915年,在向袁世凯提 

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第二款的七条内容全部是关于南满及蒙古 

地区问题的,这就是后来日本一再要求张作霖解决的所谓“满蒙悬案问题”。 

     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很快地打到了长江 

流域,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阀势力相继被灭。后来,由于革命军内部出现矛 

盾,北伐战争一度中止。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将部队整编为四个集团军,由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集团军总司令,进行了“二次北 

伐”,矛头直指北京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 

     1928年,“二次北伐”开始以后,北伐军沿津浦路向前推进。行至济南 

时,日本军队出兵阻挠,枪杀了中国军民4000余人,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五 

卅惨案”。为此,北伐军一度停止了前进。利用这个机会,张作霖一方面发 

表了“息争议和”的通电,说什么“凡属讨赤者,虽敌为友”,呼吁“停战 

议和”;另一方面派出代表去南京游说,希望准许他“同参政事”,一致对 

外。这个请求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要员和地方实力派的同意,并已拟成提 

案,准备交国会讨论通过,但是由于发生了意外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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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作霖“同参政事”的请求在他的历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如能顺 

利通过,时局将会是另一番面貌。对此,负有重大责任的新闻记者张友鸾也 

认为:“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那个提案如果顺利通过,后来事态的发展,定 

会造成另外一种局面,追悔莫及。”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张友鸾当时是南京《民生报》的总编辑兼采访部主 

任,同时还兼任北京 《世界日报》、汉口《中山日报》、安庆《民国日报》 

的驻南京记者。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主要由谭延恺、李烈钧、蔡元培主持。 

蔡元培不常到国府去,谭延恺只管大事,所以日常事务都由李烈钧负责。当 

时的国府每星期一都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李烈钧每周一都按时出席,和记者 

们的关系搞得很好。 

     一天,张友鸾去国民政府采访,刚好碰到李烈钧外出。李烈钧透露出他 

那里有“好新闻”,但还需保密。记者的职业特点使张友鸾穷追不舍,最后 

终于使李烈钧透露出当晚要召开国府会议通过张作霖“同参政事”的提案, 

并交给张友鸾一张油印好的“请准许张作霖同参政事案”。提案内容大意是 

说“北伐军事,虽然胜利在望,总还要付出相当代价。如今张作霖表示悔过, 

请求言和,似可予以接纳,准其同参政事,早日结束战争,进行建国大业”。 

内容后面是提案人的签名,有国府委员中的要员,还有四个集团军的代表。 

当时,张友鸾认为阎锡山和张作霖是生死冤家,是不会同意这个提案的,所 

以就去找阎的代表刘朴忱,遗憾的是刘不在,另一位代表赵丕廉接待了他。 

赵相当于“特使”,在阎锡山的面前地位比刘朴忱高。阎锡山本不同意张作 

霖“同参政事”,但因为其他人都同意了,想反对也反对不了,所以就送了 

个人情。谁知刘朴忱为了独占功劳竟瞒着赵丕廉签字。赵非常生气,就把不 

常问事的蔡元培请了出来。蔡元培德高望重,为人耿直,连谭延恺、李烈钧 

都惧怕三分。当晚讨论提案时,蔡元培果然来了,他一瓢冷水一泼,结果这 

个提案也就没有被通过。 

     张作霖的“同参政事”没有被国民政府通过,固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但是,假如此案当时能获得通过,那么,其历史意义肯定会是十分深远的。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当时,张作霖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一方面,前线连连败北,直鲁联军 

不支溃退,北伐军逼近北京、天津地区,安国军政府危在旦夕;另一方面, 

日本政府趁火打劫,不断地会晤张作霖,向他提出许多无理要求。 

     张作霖在成为“东北王”的过程中,是得到了日本的大力帮助和扶持的, 

特别是1925年郭松龄反奉时,张作霖一败涂地,非常狼狈,他都作好了逃跑 

的准备,如果不是日本人的帮助,张作霖非垮台不可。但是,张作霖是深知 

日本人的狼子野心的。他和日本人的关系是十分微妙和复杂的,他们之间既 

相互依靠又矛盾重重。张作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日本人在东北的扩 

张,在他确立权力的过程中,张作霖逐渐地由依靠日本人而走上了独立自主 

的道路。 

     1928年,北伐军逼近北京时,日本加紧了对张作霖的威逼利诱。5月, 

田中义一首相派山本条方郎为代表潜至北京,逼迫张作霖签订所谓满蒙新五 

路的“承造合同”,即要求张作霖把已签“阅”字的《满蒙新五路协约》变 

成立即生效的铁路承造合同。该“协约”规定,中国委托南满铁道株式会社 

承办建造五条铁路,待竣工移交后即须向满铁支付建造款,如果到时没有能 

力支付,那么就必须立即转为借款,年息8厘。张作霖先被逼签阅了“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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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又在承造合同上签了字。其实,这是张作霖惯用的软磨硬泡的办法。所 

谓“阅”字,其意义是含糊不清的,只表明知道了这回事,却包含有同意与 

不同意两种截然相反的意思。所以,就连田中义一首相也怀疑张作霖“究竟 

有无诚意”,认为“倘若无诚意,尽管满铁社长带回签有‘阅’字的协约, 

亦系无充分诚意之文件,虽强使张作霖在正式文件上签字,包括缔结承造合 

同,恐张亦必将制造某种理由拒绝实行。征诸往例,事属必然”。 

     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使得日本帝国主义担心“战乱波及满洲”,影响 

到自己的利益。于是,日本一方面胁迫张作霖回到关外,另一方面,则大量 

增兵青岛,并在5月18日向张作霖和蒋介石发出警告,声言:“维持满洲的 

治安,乃为帝国所最重视者,因此将形成扰乱该地方治安之原因的事态发生, 

帝国政府将极力予以阻止,所以战乱如果进展到京津一带,其祸乱将波及满 

洲的时候,为维持满洲的治安,帝国政府或将不得不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 

来防止一切不利局面的出现。” 

     在日本“五一八警告”发出的头天晚上,日本驻华大使芳泽谦吉来访。 

当时,张作霖和梁士诒、李宣威等人正在打麻将。见芳泽来后,梁、李等人 

提出要走,张作霖说:“我与芳泽没什么可谈的,不大工夫就能说完。”谁 

知一谈竟然谈了4个多小时,但仍然是毫无结果。芳泽先是逼迫张作霖签订 

中日合资修筑铁路合同,并说如能答应那么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向北推 

进。张作霖正言厉色道,“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 

芳泽威胁说:“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张作霖马上回击:“关外是我们的 

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见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掏 

出了预定次日发表的“五一八警告书”给张作霖,同时说:“张宗昌的兵在 

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说没有接到报告,没想到芳泽竟威吓说: 

 “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张作霖一听,勃然 

大怒,从座位上猛然站起,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向地上猛然一摔,折成二 

段,声色俱厉地喝道:“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个巴 

子的,岂有此理!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子子孙孙抬不起头 

来的事情。”说完后,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 

     在此之后,奉军的处境便越来越艰难了。杨宇霆、张学良等都力主“老 

将回奉”。张作霖审时度势,知道奉军在关内大势已去,继续呆在北京,已 

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于是,在5月30日,张作霖向全体奉军下达了总退却令。 

所有的奉军集结在京津一带,随时准备撤往关外。就在张作霖即将离京前往 

东北的前夕,芳泽谦吉又来到了张作霖的驻地——北京中南海。这一次,他 

是来逼迫张作霖履行“日张密约”的。 

     所谓“日张密约”,是1925年郭松龄反奉时作为日本对张作霖的支持条 

件而签订的,内容是同意日本在东北地区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等。事后, 

张作霖深知此事关系重大,所以又秘密指使省议会反对这个“密约”,他就 

以此为借口同日本拖延、主张“等待风头过去再谈”。张作霖离京前夕,芳 

泽再度对他进行威逼。张作霖真是怒火中烧,但表面上却推脱说太忙了,叫 

把文件先留下,待签完字后再通知来取。6月3日下午,芳泽又一次来到了 

中南海威逼索取。张作霖让人把芳泽让进客厅,然后,就故意在办公厅里高 

声骂道:“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 

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 

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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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很显然,他这是骂给芳泽听的。骂完了以后,他叫 

外交人员将文件转给芳泽,并转告说:“大元帅太忙了,不能会见了,还望 

原谅。”芳泽回到公馆后,急忙打开文件,见张作霖在上面只写了个“阅” 

字,才知道又一次地上了当,于是马上打电话到大元帅府询问,但此时张作 

霖已踏上了归途。当时的日本政府对张作霖是非常矛盾的。此前田中义一首 

相和张作霖的日人顾问町野武马曾有过一段生动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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