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说法，也找到了几名嫌疑对象，但是，到圣诞节了，凶案组看来仍然没有捕获杀
死琳达的凶犯的迹象。警官们主动要求在圣诞节期间继续留在事件室，《莱斯特信
使报》登了头条：“请协助查找这名恶徒。”
几个星期以后，我记得自己顺着森林公路走到伍德兰日间医院去开会，突然间
想到，自从谋杀案之后，这条路变得极长了。朝黑渣路那边看去的时候，警察留下
的黑黄两色的现场围绳还在铁栏杆上转动，就跟已经为人遗忘的圣诞装饰一样。
他们为什么还没有找到一个有真正嫌疑的人呢？我在想。他们真的明白到底发
生了什么事情吗？我开始考虑，一个心理学家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也许是个
稀奇古怪的想法，但是，心理学的一切就是要了解人的动机，了解是什么东西驱使
我们去做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有这么多问题是我想去问一问的，这些问题往往是一
个警察不去问的。
在那条偏僻的小路上，天又冷又黑，两个人曾来到这里，其中一个死掉了。他
们两个人之间一定有某种社会交往，不管是短暂的或是狂暴的联系。这两个人各有
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历史。他们对彼此说过的话和彼此的反应，是由他们是谁以及
构成他们的性格来决定的。
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同样的情形。例如，你带三名年轻妇女到同样的几条街
上去，进同样的店子、餐馆和酒吧，她们每个人都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环境。有人
可能看到人们在大笑，因此非常开心，觉得那些开心大笑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自己的
朋友。而另外一些人也可能会看到同样一批人但觉得他们充满敌意，或者是在嘲笑
自己，也许是在拿自己开涮。第三类女人可能对一切采取相当现实的态度，认为这
些陌生人既不好也不坏，他们只是在忙着自己的事情而已。
这三类女人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而穿不同的衣服，并不仅仅是因为某种款式的衣
服特别适合她们。想像第一类妇女有意吸引别人的注意，她喜欢有人看她，因此穿
上一些惹眼的衣服。第二类妇女想办法避开这些，她不希望突出自己，而且更小心，
更保守。第三类女人穿衣服只是想让自己高兴，让自己觉得舒适。
她们每个人都不同，面对同样的情形也许会有不同的反应方式。所有这些都不
是偶然的。我们所有人都是自己过去的产物。琳达·曼恩星期一晚上一个人走在黑
渣路上的时候，她的内心带着过去塑造的她这个人的一切，而这些过去了的一切决
定着她面对凶杀者时的反应。她逃跑了没有？她愤怒了没有？她很被动吗？
同样，我明白，杀她的人决非讽刺画或漫画书里面描述的那种恶棍，他也有丰
富的生活，这些生活内容构成了他的性格和行动。我想，他看见琳达的时候，内心
在想些什么东西呢？他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他要选择她呢？如果他能够对一个小姑
娘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他对所有女人都持什么样的看法？他有没有可能是个极聪明
的人？他可能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我转身走开的时候，风吹动我卷起的裤管，并把树叶沿着阴沟和铁栏杆吹得呼
呼直响。就在某个地方，就在不远处，杀死琳达·曼恩的凶手还在街上走着，吃他
的午餐，洗他的淋浴，睡觉，也许还会去当地的酒吧喝上几杯啤酒。
就在几码远的地方，我放下了琳达的事情，开始考虑起会议的事情来。调查凶
手不是我管的事情，我心里想。并没有人来请心理学家去抓杀人犯，那是警察得去
做的烦心事，而且我并不羡慕他们。
两个星期后，也就是1984年2月2日，验尸官交还琳达的尸体拿去埋葬，她安葬
在万圣祠的墓地里。墓碑上写着：
琳达·罗斯·玛丽·曼恩
逝于1983年11月21日，15岁。
我们没有来得及道别，
但你永远都在我们身边。
2 心理学家
没有任何一次事件，也没有任何一个生活中的分水岭会使我确信，自己将来会
成为一个心理学家。人们常常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寻找触发因素，但是，任何决定
或选择，无一例外都是众多细小的事情及其影响积累起来做出的，这些涓涓细流汇
集在一起，因为偶然的因素就形成了决定。
在少年时期，我对事情如何以机械的原理运作并没有什么兴趣。我不拆老钟，
对母亲厨房里的一些无线电器也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我对蒸汽机也不太关心，玩具
飞机和在学校里搞的那些机械工程实验也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东西。
后来，我买了第一辆车，是一台老式的斯坦达10型带篷车，根本就没有二挡，
总共花了我39英镑，当时，我对车轮如何转动的道理一点也不通。我记得第一次跟
随妻子玛丽莲一起开车出远门，到她在威尔士的老家去看她祖母。那辆带篷车的最
高时速是56码，我们就那么慢慢地滚着，乐得一路庆贺自己新发现的自由。
刚过切普斯托，到了老路的某个地方，我注意到这辆车的最高速度在下降。我
的脚板已经把油门踩到跟车地板一样齐了，那车还是只能爬到35码。事情越来越糟
糕，一直到最后只能跑20多码了，我决定该找个修车的地方。一开始，我还以为是
燃料问题，也许汽车最高能够跑多快取决于油箱里面有多少油，油越少，速度就越
低。
一位修车工从油脂井里跑出来，他看上去一脸厌倦，一堆头发盖住了一只眼睛。
他用油布擦着手，慢腾腾地来到篷车的前盖处。我说出了什么问题，尽量装出内行
的样子，听上去好像了解内燃机的工作原理。
“油怎么样？”他说。
“油？啊，呢，我觉得没有问题。没有发出吱吱的响声。你听到响声没有，玛
丽莲？”她摇头。
修车工奇怪地看着我，让玛丽莲把车盖拉杆拉开。我从他肩头望过去，看见他
在摆弄一些线头，并查了一下电池。然后他就抽出油杆。
“你看看。”他说，把亮闪闪的油杆举得高高的。
“看上去很干净的嘛。”我主动说。
“干净？听我说，伙计，里面没油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提起这件事并不仅仅要说明我对大多数机械性的事情一无所知，而且还要说
明我真正的兴趣在什么地方。虽然机器让我提不起精神来，但是，我对人有很大的
兴趣，很想知道他们的思想和肉体是如何工作的。我想知道人们为什么会做一些事
情，为什么会成为彼此不同的一些人。
这些答案有很多都隐藏在我们的过去，而我自己的过去是从1946年5月开始的，
此时和平突然在欧洲出现。我在利明顿皇家温泉出生和长大，那实际是个小镇，它
的辉煌年代早在一百年前就过去了，但名字听上去还是相当悦耳的。维多利亚风格
的台地上许多客房和旅馆曾接纳过来此一试温泉水的大人物和良善之人，但如今都
已经改作了公寓和平房。
我不记得自己曾有过一个父亲——我还没有长到有能力注意这类事情的时候，
他就已经走了。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听说有关他的事情，并非所有的故事都那么赞
美他，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他自己讲的故事。我最早的确切回忆是在利明顿一
处受人诅咒的地下公寓里长大的日子，那地方受人诅咒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也许是
因为那片沼泽地的涨落，但是，我母亲确认，那是一个极干净的地方，人们甚至都
可以把地板拿起来全都吃掉。
母亲一生都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每个星期天她都勤勉不辍地带我和弟弟去圣
彼德教堂做弥撒，她感谢教会给予她的一切帮助，因为她是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孩子。
她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在一家老人院里当助护。这个印象
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有位看上去有一千岁的老人叫布鲁厄，有一天我在学校放假
时看见了他，当时，母亲给他带去了午餐。他一身的烟草味和陈茶叶味，经常穿着
拖鞋和晨衣坐在那里，看上去是在盯着一处想像当中的窗户朝外看。他一定有80或
90多岁了，当时我只有7岁。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保罗，先生。”
“你喜欢海盗吗，保罗？”
“我不知道海盗。”
“什么？从来没有见过？”
“探险家怎么样？”
我摇头。
他用牙齿吸气，然后朝我身后看去，就好像他话说到一半就忘了我们的谈话。
但是，几天之后，我母亲带着几本书回家了。
“这是布鲁厄先生给你的书。”她说。
那是我们家头一批真正的书，我一遍又一遍地读。这些书现在都还在——艾伦
诺·斯特莱德的《迷失在加拿大的荒野》、罗伯特·路易·史迪文森的《瑞土之家
罗宾逊》和《金银岛》，还有詹姆斯·奥利弗·克伍德的《猎狼者》。
我猜大家一定在想，这就是我终生喜好读书的开始吧。布鲁厄先生继续送我一
些书，直到他再也无法送书的那天为止。一年后，我自己就开始跑到利明顿图书馆
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搬到了利明顿的一栋房子里，那是利明顿郊外扩建的一
个新村，不久就被那个城镇吞没了。
图书馆与我家之间是堪皮因山，是我儿时的玩乐场。一棵孤零零的橡树站在山
顶，爬到橡树主干的树权上以后，可以看到全镇的风光，还可以看到沃韦克那边，
那是郡政府所在地，离这里4到5英里远。橡树是一个令人着魔的儿童游乐场所，它
可以是一个城堡，也可以是一条海盗船或骑士的堡垒，这取决于伙伴们所玩的游戏
内容。
我并不觉得家境贫寒什么的。有些人家钱多，有些人家钱少。同样，没有父亲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战争总会让人体验到这些感情。因为这个原因，继父来
到我家的时候，我带着矛盾的感情迎接他。当时我已经12岁了，我看不出自己的生
活当中有多大一个洞是他能够突然间予以填补的。
他是俄国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女儿。他是个极端的反共产主义者，
是俄国军队中的一位少校，后来逃出了斯大林的营垒，从他的家乡一直走到瑞士。
最后他来到沃威克郡，当了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名工程师。
他阅读英语的能力很有限，这是他烦恼的一个原因，但是，他的英语讲得很不
错。哪怕如此，他看来还是一个异乡人，很不自在。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可能出身
富贵人家，有很高超的技能，还有指挥作战的经验，他发现自己与背景完全不同的
一批人混在一起做工。哪怕在同样来自东欧的移民当中，他好像也是不合群的，因
为他有智力，因为他以前是位有身份的人。
在当地的天主教学校里，获取良好的教育是一件相当碰巧的事情。那间小学为
很大的一个受托区服务，来此就读的学生的社会背景也各不相同，有富贵人家的子
弟，也有孩子来自野蛮人的人家。那是个严酷的地方，管教极严，孩子们每年升一
级，教学是在启蒙，也可以说是在带孩子。
13岁之前我手指上的每一片指甲都没有了。奇怪的是，这可不是同学当中一些
粗野的孩子干的事。这都是亚当斯先生干的好事，这位老师把人弄疼的时候特别兴
奋，真是个变态的人。他最喜欢的惩罚方法是让学生把手指放在书桌上，然后用约
两尺长的木条敲指甲。
我并不是因为接受这样的惩罚而特别出众的。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班上任何
一个没有手指变黑的男孩子都被认为是那位老师宠爱的学生。另一位小学老师把我
们的拼写课上得“生动活泼”，他让我们站起身来举着双手，每拼错一个字，他就
用尺子很尖的一边猛敲一下手。到今天，我还不能够拼得很正确，那都是他打人引
起的恐惧造成的。
如果当时的教育水平很可悲，英国教育制度的不公正却使事情更糟糕。在刃回
岁的那年，学生都得参加一项称为满11岁的考试，这个考试决定学生是继续上文法
学校还是上次等的新式学校。一条路能通往大学，另一条路为大学之外的学生做好
准备。
我不知道别的学校是如何组织这些考试的，但是，我们班几乎是按富家子弟和
穷人家的孩子来分成两组的。因为文法学校要求穿校服，而且要求孩子们在文化上
要有所追求，因此，让人感觉好像只有富家子弟才有钱支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