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高的庞大国家所设计。但是，已经证明它很难不经修订后移植到欧洲去用。荷兰
政府发现，他们选择联邦调查局对性犯罪的分类法进行心理轮廓描述时，发现90％
以上的强奸案都只符合FBI的一个范畴。这清楚地表明罪犯鉴别——使用这种方法的
全部意义——极其困难。
就因为那天在匡迪科城的会面，使我们的美国之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清楚，
我们彼此可以学习很多东西，我们最终讨论到了如何在未来协同工作，也许可以在
一个情报交换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在这家学院的来客区住下来。这个区设在主接待大楼
一楼的楼梯平台处，对面是一个中庭，里面有巨大的玻璃墙体，全都涂上了浅色。
这个综合楼在一年的这个时候感觉起来庞大无比，十分空旷，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
开始想家了。有天晚上，我和玛丽莲离开房间时，听到我们脚下的中庭里有弹钢琴
的声音，我们隔着栏杆朝那边望过去，在一个角落的柔和的灯光下，佩达坐在一个
大号钢琴跟前，对着空空的房间弹奏着。我们透过圣诞节的嘈杂声响听了几个乐章，
体会到一个人怀念远在家乡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小儿子的心情。看起来这是非常私密
的一个时候，不便于打搅他，因此，我们又回到了房间，直到节奏发生了转换，
《刺痛》的主题曲充斥了整个中庭。
过去几个月来，我和基斯成为很好的朋友。他是个大个子，各方面都像是个侦
探，他有冷静和嘲讽的智慧，有时候这使他显露出有些厌世的味道。他就职许多年，
做得也很成功，在尼克尔的案子上他倾注了很大一部分心血。
我们飞回英国的途中，我感觉很不错，因为联邦调查局的心理描述者独立地同
意了我对于这个案子的结论，而且佩达也相信我们有从美国司法经验中得来的足够
多的证据说明可以在法庭背景中利用罪犯心理描述。但是，它从来都没有单独用作
证据的证明，而只是证据链中的一环。
正式审讯的公诉小组由比尔·博依斯和尼格尔·斯文尼组成，他们是两位极有
才能的律师，他们很快就掌握了支持此次掩蔽行动的心理学原则。
博依斯尤其对应该考虑如何处理拉雪尔的尸体的证据有兴趣。斯塔格描述过她
的尸体是蜷缩在一起，双手合在一处，就好像在做祈祷一样。照片显示，拉雪尔的
手是在一起，但并不是手掌对手掌，而是在腕部交叉着的。
“有足够的解释，”我说，“阿列克斯被路人发现的时候，他正在摇动拉雪尔，
要她‘醒醒’。如果杀人者离开的时候是让她手掌对着手掌的，拉雪尔的手在阿列
克斯拉动的时候就应该自然地滑下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她的手才会在腕部交叉
起来。”
公诉方已经意识到，柯林·斯塔格的辩护律师会集中力量攻击莉西提供的证据，
希望能够取消那份证据。博依斯就这份证据与犯罪意识之间的关系问过我：“如果
取消这份证据，布里顿先生，你觉得你的证据足以形成给斯塔格定罪的依据吗？我
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都必须小心，因为你得看着这个人从今以后一辈子沦为阶下囚。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回答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
“当然，那是不够的，”我说，“我不能够说柯林·斯塔格杀死了拉雪尔·尼
克尔。我只能够说，那天早晨在温布尔顿公园有两个人受到同样一种极端和暴力倾
向的性变态损害的可能性小到难以相信的程度。”
“你能够这样说我感到非常高兴。”博依斯说，看上去心安了许多。
正式审讯自1994年2月门日开始，主审官是经历丰富和受到人们高度赞扬的地方
治安长官特里·英格利什。他必须决定，皇家政府是否已经确立了针对柯林·斯塔
格的表面上证据确凿的谋杀案件，如果是这样，则将嫌疑犯交由陪审团进行审判。
斯塔格一直关押在旺茨沃斯监狱，他的外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体重减
轻了，他的短头发已经长长了。他在家里自制健身房里锻炼出来的肌肉也没有了。
尽管已经实行了媒体禁令，以免透露出关于证据的细节，但是，记者还是早早
就等在法庭外面，以便看到斯塔格过来的样子。这个案子一直非常重要，因此每一
个细节都受到监督。比尔·博依斯开始发表开庭宣讲，记者席立即忙碌起来，这座
新建的温布尔顿法院也接待了到当时为止最为重要的一件诉讼案。
皇家政府一方的早期证人都是发生谋杀案时在场的那些人，还有斯塔格先生的
邻居和熟人。公诉方说，斯塔格所提供的不在场证据，也就是说案发时他在自家沙
发上睡觉的说法可予否决。一位邻居苏珊·盖尔夫人记得约在上午8点50分见到过他，
当时，她带着她家的两只狗在公园遛完之后回家。她在A3地下通道处见到他，非常
接近斯塔格跟一名警察说话的地方，她还记得他腰间还系着某种黑色的“腰包”。
简·哈里曼是一名律师的妻子，她那天早晨在公园跟她的4个孩子和几只狗一起
散步。她走的是跟拉雪尔同样的路线，只是稍早几分钟而已。在一个小林地附近，
她注意到一名男子朝一名女士走过去，这女士年约二十八九岁或者三十出头，约5英
尺10英寸高，暗棕色头发剪得很短，穿白色的T恤衫和黑色的裤子，手上抓着一只暗
色的运动袋。他们相对而过，那男的看来猛地转过了自己的头，使他的面部特征看
不清楚。
哈里曼夫人继续带着孩子散步，直到柯林塘边，然后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在池
塘的另一边，她注意到一名妇女带着一只狗走到树林里，再过几分钟之后，她先前
碰到的那个人也走到了同一条路上，就好像在跟踪那女的一样。
这样的一种行动使哈里曼夫人有些担心。几分钟后，那个男的又出现了，是从
原来的路回来的。现在，他腰间的T恤上似乎有一根很细的带子。
她带孩子们往回走到风车磨坊停车场时，哈里曼夫人兴许在离拉雪尔·尼克尔
已经躺在草里死掉的地方不到25码的地方经过。她能够向警方非常清晰地描述她在
柯林塘边看到的那个人，并帮助警方完成了画师的印象图，这张图在英国警视台上
播放过。
斯塔格第一次被捕以后，她在10名嫌疑犯组成的辨认队列中认出了他，说他就
是那天早晨10点10分在公园看到的那名男子。她对此一点也不怀疑。
另一名证人阿曼达·费兰夫人也描述了她看见在溪边洗手的那名男子，时间是
在上午10点30分之后。她描述说，他的动作令人怀疑，并觉得他当时穿着一件奶色
或者白色的厚运动衣和蓝色牛仔裤。费兰夫人并没有能够在身份识别的队列中认出
斯塔格来。另一名证人保琳·弗莱明也没有能够认出来，她对法庭说，她看见一名
男子在约上午9点30分左右在柯林塘边走，右手上拿着一只黑包。
当地做生意的很多人，包括肉铺老板和守报摊的人也回忆说那天看到了斯塔格，
并描述他当时非常兴奋，因为他谈到在公园发现了一具尸体。他们认识他好多年了，
知道他平常是个不跟人来往的人，他更喜欢动物而不喜欢跟人交往。
雪利尔·刘易斯是他的一个朋友，也是邻居，她住在伊布斯雷花园那边，她回
忆说，斯塔格第一次被逮捕后她跟他谈过一次话。他说他看过拉雪尔的照片，说看
上去她的头已经被割下来了，然后又扶回到她的脑袋上一样，说她当时看上去像个
婴儿的样子。他还承认以前也在公园看到过拉雪尔，看见她在一个池塘边进行日光
浴。
现在轮到我了。我给自己的心理学学生们讲法庭报告技巧时，曾帮助他们理解
当他们接受反讯问时，自己心里需要有个底，看看提问的人是否准备接受你的意见。
每一名好的律师都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看上去对自己的问题并没有一个清楚的逻
辑。但是，他们都有一个计划，重要的是要早早看透他的计划，这样，就不会被他
突然压过来的一大堆问题难倒，也不会被他引到对一个问题一致的答案，或者是他
暗示出来的答案上去，而那个答案是你极不想说的。
辩护方的律师吉姆·斯特曼是位极优秀的律师，他早早就展示出了他的能力。
他想让我受到怀疑，因此也希望使整个掩蔽行动受人怀疑。如果他无法让人对我的
专业水平产生怀疑，那他会攻击罪犯心理轮廓描述，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
攻击整个心理学领域和所有的心理学家。毫不奇怪，结果在证人席上进行了为期两
天的有趣的辩论。
我的证据的中心思想涉及掩蔽行动可信度和纯粹性，从它的设计和执行两个方
面来说都是如此，还有我的研究发现，即柯林·斯塔格的性欲与我从杀死拉雪尔·
尼克尔的尚未辨别出来的凶手身上总结出来的性变态分析之间没有区别。这是一种
极其罕见的性变态，除开在特别医院或监狱里以外，同时同地有两个人都具备这些
特征的可能性极小。更重要的是，他在掩蔽行动期间的行为正好是这种罕见的人身
上可以预测到的行为。
毫不奇怪、斯特曼先生对我的发现表示了犬儒主义的看法，称它们是“投机型
和无法证实的”，它们只是我的直觉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
他问我柯林·斯塔格是否有精神疾病。
“我不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替他做过检查。”我回答说。
斯特曼先生说，如果我没有检查过斯塔格先生，那我如何能够拿出肯定的结论？
他是否患有《1974年精神卫生法》所说的任何一种反常病症？
“我不知道。”
他想诱我说出一些临床意见，而他明白，这样的临床意见只有在我对斯塔格进
行过体检之后才有可能得出的。我想他还希望我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让我用额外
的一些例子支持我的说法，因此让我超出自己能够有把握地说出来的话。
“布里顿先生，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一共分析了多少例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
一名带着孩子的年轻妇女的谋杀案？”
“一例都没有。”我说。那是个愚昧的问题，我本可以轻松地问他，他曾为多
少名据称刺了一名妇女49刀的嫌疑犯做过辩护？我的结论基于我对人类行为的理解，
也基于在不同种类的心理功能失常方面的经验。
问话非常尖锐，而且有攻击性，但有时候，斯特曼先生逼人太甚了。在一次问
话期间，他问：“布里顿先生，这是一例‘过度毁伤’杀人案吗？”
（他显然希望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那个词，否则就有可能同意他的说法。）
“当你使用‘过度毁伤’这个词的时候，你是指联邦调查局使用这个词的时候
所指的那个意义吗？”我问。
“是的。”他说。
“他们说，达到一定量的刺杀行为时——我觉得是指20刀——那么，杀人者可
能认识受害人，你是指这个意思吗？”
斯特曼说：“正是。如果有20刀或以上的刺杀行为，则受害人可能认识攻击者。”
（拉雪尔被刺49刀，而斯塔格被认为是她根本不认识的一个人。）
我回答说：“当有人身上中了20刀，则这个受害人认识杀人者，而如果受害人
身上只有19刀，则一定不认识杀人者，这个概念我们觉得在英国不是特别有用。”
毫不奇怪，斯特曼不再朝这条线问下去了。
被迫详细讲述掩蔽行动时，我解释说，这次行动是经过特别设计的，目的是要
给受试人一系列概念化的梯子让他自己去爬，而不是设置一根滑溜溜的绳子无情地
推动一个可能犯错误的人让他掉下去。
斯特曼问我，我是否觉得斯塔格有可能对莉西·詹姆斯说了一些寄希望于让自
己在她身上失去童贞的话？
我告诉他说，在来往书信和录音或者的的确确在与斯塔格先生有关的任何别的
材料当中，除开所持的真正的幻想以外，我都没有看到任何别的证据。
“有多少人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对莉西·詹姆斯做出同样的反应？”
“我可以这样说，能够产生那样的幻想，那么多的细节，那么高的强度，那样
的攻击行为以及能够对拉雪尔·尼克尔尸体的位置做出那样准确的描述的人的比例
小得难以察觉。”
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辩还在继续着。斯特曼希望知道我如何能够作出这样的判断，
我就解释了我的临床工作和治疗性功能紊乱的经验。我同意，在斯塔格的书信当中，
并没有提到肛交或杀死任何人的性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