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产生误解。
那位警监听完我们说的话仍明确表示，这件事情已经不需要商量了。局长已经
答应了“犯罪跟踪”节目中的安排，而如果他出现在节目中又不提到这个县和这个
国家最大的一件案子是不可能的。
“好吧，但他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话题，然后把恳请的工作交给哈里来做，不行
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不能够让一个高级警官充当次要角色而让次级警官担当主要角色。”
啊，我的天，我在想，得想想办法。
这位警监毫不动摇。就他那方面来说，局长将去电视台做恳请工作，公布照片，
而结果导致的公众反应会解决这个案子。
之后所有人都会欢天喜地地过日子，我在想。
警方选择怎么做，不怎么做，那不是我的事情，我不能够说：“你们在做愚蠢
的事情，你们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些肮脏的事情。”但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体验过
这样的事情，一般来说，我能够跟一名负责刑事调查的高级警官谈话，因为是他在
负责刑事调查案件，是他来做决定的。案子是他的，是他主动来找我的，如果有事
情出了错，他的头放在砧板上。现在我看得出来，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可能会威胁到
这种自治，这使我非常生气，因为我觉得人们忘记了有一个孩子的性命系于一发，
而我又对此无能为力。
我无法阻止节目播放，因此决定请他们再次考虑一下公布录像定格像和罪犯照
片拼凑图的事情。我说，这是对他们的自我利益的严重威胁。大众媒体已经知道了
这个策略，这也许是我记得的第一次，他们已经尽全力做好自己的角色，因为他们
明白，如果人像和录像带公布出去，人人都会同时看到。
“如果你们让中央电视得到独家首次公布这批照片的机会，到明天早晨，你们
会看到全国各地的媒体在说，你们骗了他们。你们没有信守诺言。他们会对你们进
行狂轰滥炸，而且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也不会抱怨他们。”
这个信息终于让他明白了：你不该去跟媒体过不去的，尤其是当他们怀着足够
强烈的公众精神，把孩子和父母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放在他们自己的利益前面的时
候。
我有一个印象，这位克诺普顿局长根本不知道这样一些决定是如何形成的。根
据他的情况，他多半是每个月去一下中央电视的演播室，根本不知道自己将在节目
当中谈些什么话题。这些决定一定是由他手下的人做的。
如果结果不能令人满意，那就让不满意的程度减到最低水平吧，我同意为他的
恳请起草一个底稿，主要集中在已经确认的所有重要的因素上面。
“犯罪跟踪”播出的时候我就在伦敦，是星期二的晚上。我到早晨1点30分才回
到家里，6个小时后又到了去诺丁汉郡的路上。我到达西布里奇福德警察局的时候，
得知了头天晚上的事情。
克诺姆普顿局长是在继续做恳请的工作，但我的手稿扔到了一边，代之以由负
责这个节目的高级警官和电视台工作人员重新起草的一篇稿子。此后，一个名为
“加利”的神秘者往热线打来数次电话，声称他的妻子抱着阿比。他对主持人约翰
·斯托克讲了10分钟，并告诉他说阿比照顾得很好。“加利”在警方得到足够多的
细节追踪他之前就挂了电话，克诺姆普顿先生也请他继续保持联系。
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突破，但是，哈里·谢菲尔德却无法掩饰自己的
不安。没有安排好经过训练的谈判者处理电话，打电话来的人的犯罪知情度也没有
进行验证。更糟糕的是，约翰·斯托克早间出现在电视上很自信地说他的“警察直
觉”告诉他，打电话来的人是真实的。
斯托克是一位有经验的警察，他无疑假定打电话来的人一定经过了正式的过滤，
并剔除了诈骗者，而他的工作就是要尽量长时间地拖住“加利”，并问出更多的细
节。
但是，从我的角度看，这一切并没有进行正式的过滤准备，根本没有人问过这
方面的技术问题——根本没有进行生命验证，也没有对打电话者的大脑功能进行分
析。我问谢菲尔德的时候，他只能耸耸肩，然后承认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节目
在这次调查活动的范围之外。
他的情绪到了下午后更糟糕了，因为他听说一位身着警服的警官对“加利的妻
子”做了一次特别的现场恳请，因为“加利”说她一般是在下午2点和3点之间看电
视的。这次行动得到了总部的高级警官的同意。
对谢菲尔德来说，事情好像是第二次刑事调查活动已经开始，而他本人根本不
知情。
哪怕如此，他还是决定继续按照原来的策略行事，并进入到了第二阶段。这是
根据这样一种可能性来进行的：绑架者已经决定不理外面的事情，根本也没有听到
前面的那些恳请。结果，她会在她的新的家庭环境里更觉得安全，那个婴儿对她也
更加亲近了，邻居和旁人也不再怀疑了。因为这个原因，第二阶段的恳请主要针对
绑架者身边的那些人——亲朋、好友、熟人和邻居，他们有可能产生了怀疑，而且
有可能受到鼓励说出来，特别是当他们觉得他们的朋友或者家人并没有被看作一个
十恶不赦的大罪犯的时候。
到此时，录像上的照片可以公布出来了，因为阿比彻底进入绑架者生活的风险
大过了阿比受到惊吓的风险。我还指出过，如果请更多的人参加恳请，比如卡伦的
姐姐，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她们有另外一些说法来确证卡伦的伤悲。
星期四下午，等待许久的录像图像终于公布出来了，同时还有根据罗杰·汉弗
雷、吉姆和朱莉·莫里斯以及女王医疗中心员工的描述而形成的三张拼凑照片。到
第二天早晨，全国各大报纸都登载出那些照片，专案室在12小时内共接到400多个电
话，工作人员累得精疲力竭。
尽管哈里·谢菲尔德仍然是刑事调查案的主要面孔，但在警方的请求下，我还
是接受了几次采访，所以现在也无法回避了。我并不想牺牲警方的形象而强化自己
的作用，因此坚持认为我只是他们能够利用的一个资源。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一
般性的几个问题之后，我接受了一对一的几个采访，并解释了绑架者可能的心态。
有人问我她此刻可能在干什么。
“一方面，她将努力与阿比建立完全排它的关系，她会将一切挡在外面，直到
她的世界里没有别的任何人，只有她和这个孩子，”我说，“同时，她会尽量使这
个孩子融入她现在的家庭生活。她要阿比成为她的女儿，她希望一个孩子爱她。她
希望两个人都忘记还有别的什么人，换句话说，要忘记卡伦和罗杰。”
“接近她的人必须意识到，这不是真的，至少他们会产生怀疑。他们就是我们
希望能够站出来的那些人。”
当天下午，我又回到了阿诺尔德洛奇的钢网后面，赶紧弥补上我在国民卫生服
务处的工作，并回顾与一个年轻姑娘在临床诊断中的谈话。现在只有靠媒体去寻找
那些有可能掌握着关于阿比·汉弗雷的真正信息的人了。
在我做的工作当中，有很多可悲的事情会出现，阿比·汉弗雷的案子也不例外。
离西布里奇福德警察局专案室不到半英里远的地方就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住着很
多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母亲。我的病人之一就在那里，她有一个很小的孩子，但
必须表明她有足够的能力照顾这个婴儿，否则这个孩子就只能够交给别人去照看。
我的任务是评估她的能力，因此我发现自己在考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一方面，
这里有汉弗雷夫妇，他们是许多人眼里最理想的父母，他们的新生儿却给人从身边
抱走了。但在不远的一个地方却生活着这样一个带着自己的孩子的姑娘，我的决定
将影响到她是否能够带走自己的孩子。
那同一个星期里，我还花了一天时间去监狱检查一名男子，他的孩子在沐浴中
受了严重的烫伤，他因此被控严重的身体伤害罪。警方认为这是故意行为，但是，
鉴于该名男子容易受到暗示，到底谁才应该负责任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
7月8号星期五，也就是阿比被绑架的一个星期后，大批警察又回到了女工医疗
中心，再次问询医院的员工，调查来访人员，并拉住外面的路人、公汽和摩托车，
希望有人能够想起重要的细节。已经引发的大量电话本身表明，这次行动几乎伸及
全国的各个角落，但我仍然认为实际的绑架者有可能就住在医院附近的几英里内。
星期天下午，谢菲尔德打来电话，说对不起又搅了我一个星期天。一名妇女给
专案室打来了电话，声称她抱着阿比。
“什么东西使你相信这是真的？”我问。
“我们还不能够肯定，但不能放过她，她心情狂乱，不停地挂断电话。”
我开车去了西布里奇福德，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们没有经过训练的警方谈判人员，
现在显然已经有一名正在路上。那女的又打来了电话，她大致说出了一些细节，但
在警方追踪到她之前她又挂了。我向跟她谈过话的警官问了几个问题，寻找一些细
节，看看能不能够使其与其他一些诈骗电话区分开来，因为上个星期已经有3000条
消息从公众反馈回来了。生命验证和犯罪知情并没有确立，但很明显那个女人听上
去情绪不太稳定，而且如果她手上果真抱着阿比，则不应该做任何使她感到恐慌的
事情。
谈判者到达之后，我大致对他讲了讲我对这个打电话者的情绪的了解，建议他
应该将她锁定在电话线上，并从她那里得到一些信息，但又不能够让她感到害怕。
然后，我们又等她打电话来。这次，警方得到了一个名字和地址——一是社会
服务处知道的一名年轻妇女，她有两个孩子，但都不是婴儿。
“我听到婴儿的声音。”那位警官坚持说。
“你能肯定吗？”谢菲尔德问，“你必须肯定。不能够是电视里面的，也不能
够是收音机里面传出来的。你能肯定那是婴儿的声音吗？”
他点头。
已经是晚11点了，我和谢菲尔德到了当地的社会服务处，我们想掌握那名妇女
的档案，从而更多地了解她。虽然她并没有威胁要伤害孩子，但她明显流露出歇斯
底里的迹象，还有极快的情绪波动。我们正在处理的不是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
人，看起来警方必须采取非常快的速度了。
一个反应小组很快组织起来，早晨2点，我们开车去了诺丁汉，并在几英里外的
一个小小的乡村警察局集合。反应小组都配备了盾牌、防弹背心和警棍。最后讲过
一些注意事项之后，我们开车跟在警方的运输车后走，穿过了一些黑暗的街道和胡
同，走过了一排排沉睡的矮房。我们在离房子一英里远的地方停下来，房子那边根
本看不见任何东西，几名警官在前面搜索，我们跟反应组一起等在后面。在炎热的
夜风中，双声道无线电发出很响的声音，厚重的皮靴在碎石路上踩得很响。不久，
灯都亮了，人们开始在自家门前聚集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事
情，请大家回屋内去，”警官说，“没有什么事情好担心的。”
向前进的消息传来，我们就开始走过去了，沿着安静的街道朝着好像是一条环
形路向前走。虽然我们尽量散开，并看上去若无其事的样子，但眼前的情形还是很
难掩饰，因为大家都穿着厚重的皮靴，戴着头盔，还拿着盾牌。
我们到了房子跟前——是很小的一个两层台地，上面两层，下面两层，后面还
有一间偏屋用作厨房。计划是打去电话，让那妇女去接电话，同时警方在外面等候，
随时准备进去。她将被告知有人会去敲门，她必须保持绝对的镇定，如果她产生了
恐慌，反应小组将强行进入。我听到电话响了，经过令人神经紧张的几分钟后，前
门打开了。警方很快进入屋内，翻遍了每一个柜子、盒子、抽屉、板凳和隔板。那
名警官事先听到过婴儿哭的——她在哪里？是不是被闷死了？还是被藏了起来？我
们已经失去了对她的命运的控制吗？
那名女士二十七、八岁，她感到万分震惊，并否认曾打过任何电话。毫不奇怪，
她自己的孩子，一个4岁，一个8岁，都受了惊吓，厚重的皮靴从一个屋子响到另外
一间屋子的时候大哭起来。搜查什么都没有找到，我反倒轻松一些了。我盯着她看
了半天，也听她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