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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知道毕竟他也帮助过你。”她反驳道，可是，语气不十分坚决。
“真的？”我从书上移开视线，好奇地盯着妻子说，“有意思，帮什么了？请举个例子。”
她发火了，眼睛里冒火，嘴唇发白。
“你怎么能这样！”她几乎哭喊道，“你难道就不害羞？难道能根据他们所提供的帮助来评价朋友们吗？朋友就是朋友，对待朋友不能有任何算计。马上打电话，明天一早我和你去买礼物。”
“没我你自己也能买礼物，”我又一头扎进书里，“我是不会去他家过什么纪念日的。就这么着。咱们到此为止。”
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转身出去，随手把门轻轻合上，就好像我是个重病人，需要安静似的。好吧，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的确是那么回事。但在我一生中，至少我是第一次在长达几乎一小时的过程中，让自己绝对真诚，并大声宣布了自己的想法，既无需以礼貌用语乔装打扮，也没有在想说“不”的时候说“是的”。
访问私人侦探所用了娜斯佳和扎哈洛夫整整一天时间，莫斯科主干道上不知出了什么事，车堵得水泄不通，就连平常不堵车的地方也发生了堵塞，正常情况下只需不到40分钟的路，他们却用了整整三个半小时。在他巡访的三个公司中，他们所需要的人恰好是在最后一家公司里找到的。
“是的，我们有这么一位顾客。”公司负责人，一个个头不高，有一把浓密的麦黄色胡髭和儿童般鲜艳红唇的金发男子，小心翼翼地说道。
“是有过。”娜斯佳纠正地道。
那金发男子的眉峰挑了起来，但在他那张圆脸上，惊奇的表情很快就被理解的表情取代了。
“这人出什么事了？”
“她被杀死了。因此我认为您应当为我们提供一切必要信息，而不要一味坚持您这些信息的保密性及要求出示官方文件。您以前在警察局干过？”
“是啊，”负责人笑了，“不然的话我会干私人侦探这行吗？压根儿我就想不到有这么个行当。倒也是，我在警察局时，刑侦组还没女的呢。”
“您是不是想说，如今的警察局已经不是当年了，警察队伍肯定后继无人了，竟然连女的也给吸收进来了。”
“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规定变得比较民主了，”金发男子巧妙地说，“好吧，你们对什么感兴趣？”
“一切，”娜斯佳一脸灿烂的笑容，“有关这位死者的一切，无论您能讲什么，我们都感兴趣。”
“好吧，既是这样，”事务所负责人同样也以一脸灿烂的笑容回答道，“好在只需查一下登记簿，看我们是否有过这么一位女顾客就行。可管登记的是我们的另一位同事。”
“在哪儿可以找到他？”
“一般说，人们往往爱到哪儿去寻找所有的侦探呢？他们像田野上的风一样自由。他们才不会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他们得完成任务。”
“是啊，”娜斯佳笑了，“既然如此，尊敬的先生，我和您该怎么摆脱这一困境呢？”
“您把自己的电话留下，一旦可能，让他自己给您回电话。”
“他什么时候能回电话？”
“喏，这我就不知道了，”金发男子摊开双手道，“大概等他回到这儿的时候吧。不会更早。”
“可以理解。这么说，大约过两星期。他有BP机吗？”
“没有。”他说道。他回答得极快，快得能令人立刻明白：他们有BP机，而且，那人此刻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或许可能就在旁边那间屋里。
娜斯佳很快就正确地估量了情况，并对之做好了准备。这位私人侦探事务所的负责人如果不想失去营业执照的话，他应当极其小心才是。因此，在让刑侦组与此人直接联系前，他应当亲自检查一下，他们要的是什么信息，有没有，此外还有，上帝保佑，是什么刑事犯罪，对此，私人侦探已经知道，而他呢，则还没来得及不受法律约束地通报给应予通报的人。如果到底还是有犯罪，那就得把所有文件及其报表的副本——其最初的几份是给预约者看的——仔细整理一番，清除掉能引起注意的一切痕迹，并把同事狠狠训一顿，说他太愚蠢，在与国家侦探机构的代表会面以前给他以必要的指示。
她飞快地瞥了扎哈洛夫一眼。
“是啊，帕沙，”德米特里就在这时插话了，“情况是不太妙，可我无论如何没想到你居然会忘恩负义。你的事务所开办有几年了？”
“几年？”金发男子嘿嘿笑道，“你怎么想起问这个。还不到一年，总共才十个月吧。”
“啊哈。我想，顾客一定很多，得排大队吧。”
“你问这什么意思？”负责人警觉起来。
“没什么意思，问问而已。来的时候我看见，你的告示贴满了这个区的所有柱子，可还是没人根据这些广告来找你，我说得对不对？这事儿我懂。当需要找私人侦探时，任何人都不会找随机碰上的和根据告示找到的侦探，而会通过熟人找，以便能可靠一些。这我就要问问你啦，帕申卡，无论你在哪儿，也无论你依靠哪个财政界支持，如果我们这些你过去的同事和熟人朋友，不把顾客往你这儿打发，不向他们推荐你的公司的话，那会怎样？喂，你诚实地回答，要知道死者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正是我打发她找的你呀。”
“你说什么呀，米佳，”金发男子慌了，“你怪我也没用。我能拒绝帮助吗？我只是想解释你所需要的人此刻不在这儿而已。什么时候到——着在上帝面上，他会恭恭敬敬地听命于您的。”
“这就好，”扎哈洛夫满意地一点头，“那就劳驾你费点儿神，让你的人快点儿到。我和阿娜斯塔霞的这位死者可不简单，马马虎虎还算是国家杜马的议员了呢。”
“真的？”帕沙半信半疑地反问道，“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我这不全告诉你了吗？总得先由你说，然后，你再问我吧。这么说，帕申卡，我们已经相互理解了？”
金发男子已经全都正确理解了，所以，当娜斯佳回到彼得罗夫卡时，前厅里，一个长相讨人喜欢的自称是“格兰特”私人侦探事务所侦探的年轻人，已经在等着她了。
当她办完事，去向局长汇报时，已经很晚了。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气咻咻地很紧张，虽然说起话来仍和往日一样平静，声音不大，但他的眼睛却灼灼有神，而他那副他不时用牙咬的眼镜框，也像是随时都会嘁里喳啦折断一般。
“你有什么事吗？”他简短地问道。
“想报告一下戈托夫齐茨议员被杀案的事。”
“说吧。”戈尔杰耶夫一点头说。
“她已经看出丈夫有点不太正常。在家里被盗后他心情很慌乱。于是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雇了私人侦探了解情况。”
“居然弄到这个地步了？她怀疑什么？”
“这我还不知道。确切地说，她还没把这一点告诉给私家侦探。任务是这样的：要他监视与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有交往的所有人，要他尽量弄清楚，她的丈夫是否参与了罪恶勾当。可她究竟指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也许她的确在检查她说的那些方面，也许是别的什么，可您知道最有趣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科洛布克咕哝道，“说吧。”
“在签合约时她就被预先告知，根据事务所的规定，如果在执行顾客任务的过程中，发现犯罪已经实施或正在准备实施的话，就必须把材料全部转送到法律保护机构。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完全同意这一条。她所提出的惟一条件是，这些材料或是由她亲手转交给我们，或是在‘格兰特’事务所侦探与警员交谈时，必须有她在场。”
“这的确很有意思。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是怎么想的？”
“万一突然发现她丈夫与某种坏事有牵联的话，她想与他拉开距离。她想要大家知道：她完全不知情，而当感到事情不妙时，是她第一个敲响了警钟，并且为弄清真相而雇了侦探。但她并不想对广大公众隐瞒这一真相。”
“真有你的，”上校咕哝道，“我也是这么想的。看来，她这位丈夫真有点背景，这么说，也许是他或他的帮手，嗅出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活动了，连忙封住了她的嘴。我记得，在帕莫琳娜·莫洛佐娃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那么，那个私家侦探找到什么了吗？”
“据他说没找到。他们根本还没来得及展开调查，总共只有十二个人，刚向顾客交了报价单。”
“他们是不是在撒谎？”
“这谁知道。或许是撒谎吧。总之，他们心里想什么，谁能看得清。可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这些帮凶是从哪儿得知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在收集材料，并且找了私人侦探所的？我们只有两种推断，而这两种推断实质上是一个：或是‘格兰特’里有他们的内线，此人知道戈托夫奇茨与事务所签订了调查其丈夫交往圈的合约；或是某个有关者凑巧是个大笨蛋，他感到有人盯梢，惊慌了，于是，开始调查，是谁以及为什么，在他身后窥伺着他。于是，为了弄清这件事，还是得同‘格兰特’打交道。可以把这位知情人引出来，然后，盯他的‘梢’。了解一下他在‘格兰特’究竟是干什么的。但要了解与事务所订约的顾主的姓名，就只能找内部人员，找‘格兰特’里的人，您看呢？”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又不是小孩子，”戈尔杰耶夫阴郁地说，“你还有什么方案？”
“尤拉·科罗特科夫善于和议员们打交道，让他本人向您报告吧。我今天还没见到过他。”
“列斯尼科夫今天在于啥，我能知道吗？”
娜斯佳知道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今天几乎什么工作都不干，因为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生病的孩子身上了，所以，想找一个最圆滑的借口，可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没等她回话，便走到窗前，一声不吭，又把眼镜框塞进嘴里咬。
“必须干点什么，娜斯佳，”他最后终于说道，“我们的压力很大呀。”
“是哪方面的？”
“你是怎么想的？一桩电视工作者被杀案尚未破获，又出现了议员的尸体，这两件事都不值一提，应当彻底忘掉吗？明天，理事会要举办新闻发布会，那些记者和我们的上司，又该唧唧喳喳地碍我们的事儿了，说我们办事不力。你自己也知道，对我们自己的上司，我倒并不怎么担心，可要知道他们没准会对我们吹毛求疵的呀。必须准备好哪怕一个说法，可这说法就是找不到。我不想责备你，可要知道，对电视你根本就无可奈何。”
“我来不及，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娜斯佳暗自承认他说得对，幽怨地说道。
“大家全都来不及，”上校严厉地说，“可大家还都在干。你也要加把劲儿才成。可不要让我为难。”
“为什么让你为难？”她没明白。
“因为我看出，只要你在梅尔尼科夫手下工作，就不大自在。我不想推卸我的过失。当然，我可以安慰你的是，这对事业是很必要的，必须这么做，这么做合理，但你为此付出的太多。我的过错是这是我允许了的，我不想为自己辩解。可我不能总是一味对你宽容。打起精神来吧，不要再心不在焉的了，该好好干活儿了。我的话听见了吗，娜斯塔霞？”
“听见了。”娜斯佳低声道，“我会干好的。”
她感到害羞，害羞得很。科洛布克说得对，她不可原谅地放松自己了，变得委靡不振，慢慢腾腾，总是在寻找各种借口，以便能不和任何人交往，看不见任何人。或许她该看看医生去了？显然，在这件事后她的神经出问题了。医生，她极有可能需要看心理医生，或心理分析医师。归根结底，为什么就不呢？这既有益又使人愉悦呀。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让我做做戈托夫奇茨丈夫的工作吧。”
上校戴上眼镜，仔细端详着她。
“你还有别的想法吗？”
“他给人的印象是丢了魂。很为自己的心理是否健康而担心。他总觉得有人在监视他，把这当做是行将发疯的征兆。”
“那以后呢？你是不是认为，他就是在发疯状态下杀死妻子的？”
“不全是这样。精神病患者通常不会怀疑自己的健康。假使一个人开始怀疑，那就几乎可以肯定他没病。但戈托夫奇茨也完全有可能杀死妻子，而此刻又在为把不可调和的事搀和在一块儿而准备充分的理由。别人谁都不可能，而他却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如何伪装精神失常者。他完全有可能极为内行地做这件事，而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