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人就是个侦探或侦查员，虽然只是从前干过而已。他一切都预计到了。他甚至想到，即使是为了不再把谋杀案当做一次政治事件，而取消对它的严密监督起见，我们也会抓住抢劫的构想不放的。我越是思考这个问题越相信，策划这阴谋的那个家伙是我们队伍里的某个人。”
格梅里亚沉默了一会儿，像是思考他刚说的话，随后，又和着自己思考的节拍，得意地点了下头，说：
“这么说，是这样，伊戈列克。对于戈托夫齐茨文件原件确认的那四个人要展开调查。不要把所有事都揽过来，小组里，谢天谢地，还有几个来自全俄政治管理局的小伙子，一般说，这种事归他们管。告诉科罗特科夫，叫他不要离开国家杜马，要他弄清楚，究竟是谁想要收买和恐吓戈托夫齐茨来着。不妨先让他嗅一嗅调查方向，确定以后该把突击力量投到哪里。至于行窃案，确切地说，是预谋行窃案，先把它忘掉吧，就好像根本没这回事似的。你明白吗？不要让罪犯操纵你的思维。他们这是想用偷窃把我们缠住，简直是硬往我们眼睛里塞。切不可上当哟。”
“我不能，鲍里斯·维塔利耶维奇，要知道我去看了案发现场，我记得，屋主人当时十分惊恐。这事不那么简单，这事总有些蹊跷。”
“我要告诉你的是：把它忘掉！”格梅里亚提高嗓门，狠狠地拍了下桌子，“这场戏是专门演给白痴们看的。主人十分惊恐？当你回到家发现门锁被撬时，我倒要看看您有什么反应。看来，你在警校心理学教得不够好，总想从一切事上找出有逻辑根据的罪恶阴谋来。可人身上还有感情，各种各样的感情，它们由于种种原因而产生，它们是那么强烈，以致人根本就无法对付它们。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坐在那儿脸色苍白，双手打颤，嘴唇哆嗦，目光游移不定，眼神疯狂，吓得说话都结结巴巴，可结果怎么样？原来，不过是因为他背后那部电话机发出了响亮的丁零声而已。喏，办公室有两部电话机，他看到了其中一部，而另一部他看不见，当响亮的电话铃声响起时，他并不知道究竟哪个在响，于是，就吓了一大跳。此人，你明白吗，他的特点是，经受不了响亮尖锐的叫声。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就像一个没有经验的水手。我看见，被害者站在平地上还一个劲儿害怕，十分钟后仍定不下神来，于是我开始神经质地寻找能让他有所反应的关键话，从这个方面慢慢地接近他，我差不多连童年时代的回忆都跟他聊到了。因此，就是要本着科学的所有法则来刺激刺激他。要给他设计一个心理圈套。竭力从言谈话语中捕捉他。我在这件缺德的事上浪费了好几个小时以后才查清，原来是电话的缘故。充其量就这么回事。可我居然会幻想，等这人从我的办公室走出去时，想必已经戴上了手铐，怎么戴，就这么着，我只要把手一挥，就能把他从一个普通证人，啪的一下变成主要怀疑对象。你算了吧。这全是因为你对心理学和生理学考虑得不够，所以，我要再次提醒你，伊戈尔，把盗窃案忘掉吧。把它从你那漂亮的脑壳里抓出来，丢给鬼妈妈好了，你得调查一下有实际理由对公布我们从戈托夫齐茨家里找到的那些材料有可能感到害怕的人。”
天近傍晚时，伊戈尔·列斯尼科夫回到了彼得罗夫卡，在走廊里，他和娜斯佳撞了个满怀。娜斯佳刚从卫生间出来，一手端着盛满水的水瓶，另一只手拿着两只洗净的杯子，杯上还滴嗒着水珠。
“阿霞，你和格梅里亚工作过吗？”他急遽地一转身，跟她并排走着，问。
“工作过。”
“一般说，他这人到底怎么样？正常吗？”
“太正常了。就是对自己的孩子很关心，只要一有机会，就想早点下班，好跟孩子多呆一会儿。他是个好男人。你应该能喜欢他的。”
“为什么？”列斯尼科夫疑惑地问，他可对鲍里斯·维塔利耶维奇·格梅里亚一点儿都不喜欢。
“他是个警察，在调查科呆了十五年，前不久才调到侦查科。他很理解人心，对违反规定者从来不是抓住不放。他可不像你那位科斯佳·奥利尚斯基。科斯佳甚至能因为阿尔·卡波涅不交税而把他关进牢房，而在格梅里亚手下，这个暴徒休想长期混下去。这相似性还不算不可理解吧？”
他俩一起走进娜斯佳的办公室。娜斯佳从柜子里取出一块毛巾，在擦干湿漉漉的杯子。伊戈尔倒换着脚，一声不吭站在屋子中央。
“你怎么不说话？”她问，“有话倒是说呀，别闷在心里。”
“你还记得我对戈尔托夫齐茨最初的印象吗？”
“记得。你说他被吓坏了。”
“你自己对他的印象你现在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当时不知为什么事怕得要命。你我都看出来了，还根据这一迹象进行了一番猜测。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戈托夫齐茨发现有人跟踪自己，这把他给吓坏了。他断定自己准是发疯了，患了迫害狂，因此才神经过敏。你怎么搞的，都忘了？”
“那倒不是……”
伊戈尔站在那儿又晃悠了一会儿，随后，把椅子拖到窗前，坐下了。娜斯佳知道这是他的习惯：他不喜欢与别人的身体贴得太近，总是尽量或站或坐得离谈话人尽可能远一点，而如果做不到的话，他便会生气，甚至会失去自制力。至少，在这种场合下，他的思考力会明显下降。
“格梅里亚认为必须把破门撬锁这件事从逻辑推理中撇开，”他终于说道，“这个环节只会害事。他说这件事是有人故意纳入逻辑链里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入迷途。”
“格梅里亚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探，”娜斯佳不知该如何回答列斯尼科夫的话好，便小心翼翼地说，“如果他有这种感觉，那值得听取，他阅历丰富。”
“在发现戈托夫齐茨夫人的尸体以后，他可是并未审问过他。你记不记得，当我们初次去见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时，还对此感到惊讶来着？”
“记得，可那又有什么？”
“既然他那么谨慎，有经验，怎么还会那么做呢？这可是太不合乎职业规范了：连死者的丈夫都不审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会放戈托夫齐茨回家？”
“我不知道。或许是急着办什么事吧。也可能没有根据怀疑他，所以，格梅里亚不过表现了一种人性，而不再折磨一个刚刚指认其妻子尸体的人罢了。我不明白你了，伊戈尔。你哪儿不好受？”
“是的。”
他猛地向娜斯佳转过身来。
“是的。我不喜欢格梅里亚。我也不喜欢让他来领导侦查。他正想把我们从正确的道路上引开，讲述一些在赶集那天连一文钱也不值的童话，他不想让我们继续调查盗窃案。他想用一片树叶遮住我们的眼睛，说什么罪犯非常狡猾，他们能预先猜到我们的推理步骤，竭力想要操纵我们。我不信他的话。”
娜斯佳打了个寒颤。这一切是多么熟悉呀！她不是也有过同样的感觉吗，每逢那时，她就觉得身边都是些陌生人。她身边的人，只想碍事，想把你搞糊涂了，想坏你的事。但此刻，她感到自己比此时此地的伊戈尔更难，因为每次她碰到的都是自己人和熟人。此人就在同一个科里，你和他每天一起喝咖啡，一起议论各种琐事，你向他借几个小钱，你把最后一片头疼药、最后一支香烟同情地给了他。可格梅里亚……有什么，格梅里亚在检察院工作，无论是她还是伊戈尔，都和他没有私交。这事当然很讨厌。但还不至于为此而痛苦。上帝啊，千万不要让伊戈尔感受娜斯佳在这个冬天里所曾经历的那种痛苦啊。
“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的普拉东诺夫案？”列斯尼科夫忽然问道。
“怎么会不记得。这种事是忘不了的。”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的那位朋友。有一次我探问过他。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心地善良，是一个出色的专家。可却原来是个告密者。而我这个傻瓜，居然还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既然我没有一下子就喜欢起格梅里亚来，那或许是我错了吧。”
“伊戈尔，这类事一般人是不和别人商量的，你或是相信一个人，或是不相信，这就完了。这是你自己的直觉问题，无论别人说什么，你都不要听他的。只能听从你自己。如果证实你对，你是好样儿的；错了，过失在你，你还打算跟科洛布克说这件事吗？”
“我。”
列斯尼科夫脸上的惊奇表情使娜斯佳也不由得笑了。
“你说什么呀你！我之所以对你说，不过是因为你也在调查戈托夫齐茨。我想，说不定，你能给我一点有用的提示。”
“我能告诉你的只有一点：戈托夫齐茨在说谎。我还不敢肯定他说了什么谎，但他想把某种谎言塞给我们这却是真的。科洛布克要我调查这件事，但暂时还没结果。一旦想出个眉目来，我会跟你说的。”
“那么有关破门撬锁的事儿呢？你也认为这件事与尤丽娅被杀案无关？”
娜斯佳把胳膊时放在写字台上，抱着脑袋沉思起来。为什么对她来说，如此简单如此习惯的话，突然间竟如此之复杂了呢？说‘是的，我也这么认为’，或‘不，我不这么认为’吗？她此刻还没有任何看法和想法，她什么都还无法肯定，因为，最近几个月以来，整个世界都变得有点非现实、不真实不正常了。如今她常常怀疑，怀疑一切，甚至怀疑最简单的事情，她已彻底丧失了下判断的能力。她变成了没有意志力的阿米巴虫，迟钝地执行命令，没有自己的主见，只幻想着一件事：呆在孤独和寂静中。也许，她是生病了。她需要治病，而不是硬装一个伟大的侦探。我也像年轻时代的马普尔小姐①了。
① 马普尔小姐：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系列作品中的女侦探。
“我不知道，伊戈尔，”她慢腾腾地说，“我什么都无法肯定。或许格梅里亚对，而你错了，你怀疑他是徒劳的。或许你对，而格梅利亚是个告密者。一切都有可能。每种可能都无法排除。”
“是啊，卡敏斯卡娅，”伊戈尔失望地拖长声音说，“我白对你寄予一片厚望了。你不适合在危机关头当人的参谋。”
“是的，我是不大适合。请你原谅，我辜负了你的期望。”
“也请你原谅，耽误了你这么多宝贵的时间。”他笑着说。
她觉出他的声音里含有讥讽的意味，但却没精力也没愿望分辨一二。科洛布克不久前发现她蔫了，工作效率下降了，而今天，连列斯尼科夫也看出这一点了。可她一直在努力呀！她一直在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可她却没弄出什么结果。热情消逝了，嗅觉迟钝了，兴趣不见了。她现在惟一残存下来的，就是对事业的绝对忠诚了，但仅靠忠诚是无法办成什么事的，如果没有火花，哪怕发动机马力再大，也无法启动。而她缺少的，恰好就是火花。
她出了大门，正沿着彼得罗夫卡街向地铁站走，听见旁边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
“娜斯佳姑姑！”
娜斯佳一转身，见是一个个头虽不很高，但长得很匀称的小伙子，穿一身普通警官制服。短上衣紧绷在饱满的肩头，显然小了整整一号。
“你好，”她吃惊地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是特意来等您的。”
“噢？什么事儿？”
起初，她吓了一跳，莫不是小伙子的父亲，扎托齐尼将军出什么事了，可马克西姆高兴地笑了。
“父亲要我找您。他白天打不通您的电话，而此刻他已经在飞机上了，深夜才能回来，所以，再给您打电话就不方便了。”
“您父亲有什么事吗？”
“和平常一样，约您明天一早在伊斯梅洛大公园见面。”
“没说别的？”娜斯佳疑惑地问，“可明天不是礼拜天，而是星期四呀。”
“这我就不知道了，娜斯佳姑姑，”马克西姆耸耸肩说，“他要我怎么说，我也就怎么说。”
“你可以往我家里打电话嘛，”她说，“你在这儿等我很不保险，万一我到别的地方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警察的生活。”
马克西姆不介意地挥了下手。
“我没别的办法。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您的电话号码，可我当时手头没带笔，心想能记住，等到后来想记下来时，才明白忘了。”
对于扎托齐尼将军来说，如果他不出莫斯科的话，每逢星期天早晨，他是必定要去伊斯梅洛夫公园散步的。娜斯佳定期陪伴他进行这种近乎于仪式似的散步已经有两年了。任何其他人包括娜斯佳自己，都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