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在这里等。”蒙松说着走进门廊。
他解开大衣扣子，望着微笑的男人。
“你认识住在这里的穆罕默德·布西吗？ ”
男人脸上的微笑不见了。
“是，”他说，“该死，太可怕了，真恐怖。他，我朋友，穆罕默德。”
“你也是阿拉伯人吗？ ”蒙松问。
“不，土耳其。你也外国人？ ”
“不是，”蒙松回答，“瑞典人。”
“哦，我觉得你有一点口音。”土耳其人说。
蒙松的确有明显的斯科讷省口音，怪不得土耳其人以为他是外国人。
“我是警察，”蒙松说，严肃地望着这男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四处看看。有其他人在吗？ ”
“没有。只有我。生病了。”
蒙松查看四周。门廊窄而黑，摆着餐椅、小桌子和金属伞架。桌上有几份报纸和数封贴着外国邮票的信件。除了前门之外，走道上总共有五扇门。两扇比较小的门八成是厕所和衣橱。
有一个是双扇门，蒙松走过去打开一半。
“卡尔松太太的私人房间，”穿着汗衫的人紧张地说，“进去，不行。”
蒙松瞥了房内一眼，里面摆满了家具，显然既是卧房也是客厅。
旁边的门通往厨房，厨房很大而且现代化。
“厨房进去不行。”土耳其人在他身后说。
“这里有几个房间？ ”蒙松问。
“卡尔松太太的房间、厨房和我们房间，”男子说，“厕所和衣橱。”
蒙松皱眉。
“也就是两室一厨。”他对自己说。
“你看我们的房间。”土耳其人说，替他把门打开。
房间大约有二十三英尺长，十六英尺宽，两扇面街的窗挂着褪色的薄窗帘；不同款式的床沿墙摆放，两扇窗之间放着一张小沙发，背靠着墙。
蒙松数了数，有六张床。其中三张一团凌乱。房间里到处乱丢着鞋子、衣服、书本和报纸。中央有一张白漆圆桌，周围放着五张不相配的椅子。剩下的家具就是一个高大肮脏的五斗柜，靠着窗旁的墙壁摆放。
房间还有另外两扇门。其中一扇前面摆了一张床，这显然是通往卡尔松太太的房间，而且一定是锁着的。另一扇门里面则是小衣橱，塞满了衣服和行李箱。
“你们六个人都睡在这里吗？ ”蒙松问。
“不是，八个。”土耳其人回道。
他走向门前的那张床，半拉出一张有脚轮的矮床，然后指向另一张床。
“两个这样的，”他说，“穆罕默德睡那边。”
“其他七个是什么人？ ”蒙松问，“跟你一样是土耳其人吗？ ”
“不是，我们三个土耳其人，两个——一个阿拉伯人，两个西班牙人，一个芬兰人，还有一个新的，他希腊人。”
“你们也在这里吃饭吗？ ”
土耳其人快速走到房间另一端，移动一张床上的枕头。蒙松在色情杂志被枕头遮住前瞥到一眼。
“对不起，”土耳其人说，“这里……这里不整齐。我们在这里吃饭吗？ 不。煮饭，不准，不准用厨房，房间不准用电炉。我们不能煮，不能烧咖啡。”
“你们付多少租金？ ”
“一个人三百五十克朗。”土耳其人说。
“一个月？ ”
“对。所有月都三百五十克朗。”
他点点头，抓着胸前像是马毛般的黑毛，从汗衫的低领口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我赚很多钱，”他说，“一百七十克朗一星期。我开卡车。
以前我在餐厅，赚不多。“
“穆罕默德·布西有没有亲戚，你知道吗？ ”蒙松问，“爸妈，兄弟姊妹？ ”
土耳其人摇头。
“我不知道。我们好朋友，但是穆罕默德不多说。他很害怕。”
蒙松站在窗边，望着一群瑟缩的人在公车站等车。
他转过身。
“害怕？ ”
“不是害怕……你们怎么说？ 啊，对啦，害邱。”
“害羞，嗯。”蒙松说，“你知道他在这里住了多久吗？ ”
土耳其人在两扇窗之间的沙发坐下，摇摇头。
“我不知道。我上个月来，穆罕默德——已经住在这里了。”
蒙松的厚大衣下出了一身汗。空气中充满了八个房客发出的味道。
蒙松热切地希望能回到马尔默，回到自己整洁的公寓里。
他从口袋里掏出最后一根牙签，问道：
“卡尔松太太什么时候回来？ ”
土耳其人耸耸肩。
“我不知道。很快。”
蒙松把牙签塞进嘴里，坐在圆桌旁等待。
半小时之后，他把咬烂的牙签残骸丢进烟灰缸。卡尔松太太的房客回来了两个，但是女房东本人仍不见踪影。
回来的是两个西班牙人，他们的瑞典话极为有限，蒙松则一个西班牙字也不认识，因此很快就放弃问他们话了。他唯一的收获就是，这两人叫雷蒙和胡安，在一家烧烤餐厅打杂。
土耳其人瘫在沙发上，翻阅一本德国杂志。两个西班牙人一面换衣服准备出去玩，一面热切地交谈；他们的计划似乎包括一个叫克莉斯汀的女孩儿，两人显然正在讨论她。
蒙松一直看表。他决定只待到五点半，一分钟也不多等。
五点二十八分的时候，卡尔松太太回来了。
她让蒙松坐在最好的沙发上，请他喝一杯波特酒，开始滔滔不绝地怨叹当房东的苦处。
“我告诉你呀，房东可不是好当的呀。我一个可怜的女人家，房子里全是男人呀，”她哀诉道，“而且都是外国人呀。但我是没钱的寡妇，能怎么办昵？ ”
蒙松粗略地心算了一下。这可怜穷困的寡妇每个月收的房租将近三千克朗。
“那个穆罕默德呀，”她抿起嘴唇。“他欠我一个月的房租，或许你可以想办法让我收到房租？ 他在银行可有存款？ ”
蒙松问她对穆罕默德的观感。她回道：
“以一个阿拉伯人来说，他真的算是不错的啦，你知道，通常这些人都又脏又不可靠。但是他人很好，又很安静，似乎很守规矩——不喝酒，我想他也没带女人回来。但是他还欠我一个月的房租。”
她似平对房客的私事知道得一清二楚，这点毫无疑问。雷蒙跟一个叫克莉斯汀的贱货有一腿，但她无法进一步告诉蒙松有关穆罕默德的事。
穆罕默德有个出嫁的姐姐住在巴黎，不时会写信来，但她看不懂，因为是用阿拉伯文写的。
卡尔松太太拿出一叠信件给蒙松。信封背后写着寄件人的姓名住址。
穆罕默德·布西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财产都已经收进一个帆布箱里了。蒙松把箱子也带走。
卡尔松太太再度提醒他穆罕默德房租未付，然后关上大门。
“我的天，真是个老巫婆。”蒙松喃喃自语，下楼回到街上去开车。
第十九章
星期一。下雪，刮风，酷寒。
“适合滑雪的好雪。”勒恩说。
他站在窗前，带着梦幻的神情望着纷飞大雪中隐约可见的街道和屋顶。
贡瓦尔·拉尔森充满疑心地怒视他一眼说：
“这是笑话吗？ ”
“不是，我只是在想小时候下雪的感觉。”
“真是太有建设性了。你不想做点儿比较有意义的事吗？ 比方说帮忙办案子？ ”
“当然好，”勒恩说，“但是——”
“但是什么？ ”
“我正要说这句话。但是做什么呢？ ”
“九个人被谋杀了，”贡瓦尔·拉尔森说，“你竟然站在这里不知道要做什么？ 你是警探，不是吗？ ”
“是的。”
“那么看在老天的分上，就去探呀。”
“去哪里？ ”
“我不知道。做点儿事就是了。”
“你自己在做什么？ ”
“你看不出来吗？ 我坐在这里阅读梅兰德和那些医生捏造出来的心理分析废话。”
“为什么？ ”
“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什么事都知道？ ”
公车血案发生已经一星期了，侦查没有任何进展，束手无策的现状让大家都坐立不安，连一般大众如洪流般提供的无用线索也已经慢慢干涸了。
但消费社会和其烦恼的民众仍有其他事情可想。虽然离圣诞节还有一个多月，广告却已经漫天飞舞，歇斯底里的购物潮像黑死病一样，迅速无情地在装饰着彩饰的购物大街上蔓延。
这种传染病横扫千军，无人可幸免。它侵入家家户户，毒害、破坏所有人，事，物。孩子们因为疲累而哭叫，一家之主则直到下一次度假前都负债累累。这庞然合法的骗局让所有人都成为牺牲者，医院里心肌梗塞、精神崩溃和溃疡发作的病患同时暴增。
市中心的警察局常有盛大家庭节庆的先驱者造访，这些圣诞老人醉得不省人事，得让人从公寓门口或公共厕所里拖出来．两个筋疲力尽的警员在玛丽广场帮一位烂醉的圣诞老人坐上出租车时，不慎让他掉进了沟里。
接下来便引起一阵骚动，两名警员惨遭惊叫的儿童和怒骂的酒鬼围攻。其中一位巡逻警员在眼睛被冰块打中后动了肝火，拿起警棍随手一挥，打到一个好奇的退休公民。这下子可难看了，痛恨警方的民众可有材料大肆炒作了。
“每个社会阶层对警方都有潜在的恨意。”梅兰德说，“只需一点儿冲动就可使这种恨意现形。”
“哦，”科尔贝里毫无兴趣地应声，“原因是什么呢？ ”
“原因是警察是一种必要之恶。”梅兰德说，“每个人，就连职业罪犯都知道，他们可能突然陷入只有警方能帮上忙的情况之中。当夜贼半夜醒来，听见地下室有怪声音的时候，他该怎么办？ 当然是打电话叫警察。但只要这种情况不出现，大部分人在警方干扰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不安的时候，都会有恐怖或轻蔑的反应。”
“如果我们非得觉得自己是必要之恶的话，那就玩儿完了。”
科尔贝里丧气地说。
“当然，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事实，”梅兰德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继续说，“那就是，做警察的人需要顶尖的智慧和出众的心理、生理及道德品质；然而实际上，这个职业完全无法吸引拥有以上条件的人。”
“你真恐怖。”科尔贝里说。
这个论点马丁·贝克以前就听过许多次，他并不觉得有趣。
“你不能到别处去进行你的社会学讨论吗？ ”他不悦地说，“我正想事情呢。”
“想什么？ ”科尔贝里说。
电话响了。
“喂，我是贝克。”
“我是耶尔默。情况如何？ ”
“我们私下说——糟糕得很。”
“那个没有脸的人，你们找出那人的身份了吗？ ”
马丁·贝克认识耶尔默很多年了，对他非常有信心。不只马丁如此，许多人都认为耶尔默算得上是全世界最聪明的鉴识技术人员，如果你知道怎么应付他的话。
“还没，”马丁·贝克说，“似乎没人想念他。挨家挨户调查的人也都没收获。”他深吸一口气继续说下去。“你不是要说，你有新发现了吧？ ”
一定要拍耶尔默的马屁，这是众人皆知的事。
“对啦，”他志得意满地说，“我们又彻底检查了他一遍，试图建立比较详细的图像，能让人想象出他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认为我们设法找出了某个特点。”
我能不能说“你不是说真的吧”，马丁·贝克思忖。
“你不是说真的吧？ ”他说。
“是真的。”耶尔默愉快地说，“结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好。”
现在他该说什么？ “太棒了”？ “了不起”？ 还是就简单地说“很好”？ 或是“厉害”？ 得在英雅喝咖啡嚼舌根的时候多练习才行。
“太好了”他说。
“谢谢啦。”耶尔默热切地回应。
“别客气。我猜你大概不能告诉我——”
“哦，当然可以，所以我才打电话来。我们先检查他的牙齿。
这可不容易，牙齿情况很糟。但我们找到的补牙填充物做得很随便，我不认为是瑞典牙医做的。关于这点可说的大概就是这样了。“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然后就是他的衣服。他的西装，我们追查到是斯德哥尔摩的好莱坞服饰连锁店里卖出的。你可能也知道，总共有三家。一家在代沙路，一家在古特街，还有一家在圣艾利克广场。”
“很好。”马丁·贝克简洁地说。
他无法再继续扮演伪君子了。
“对，”耶尔默酸酸地说，“我也这么觉得。此外，西装很脏，一定从来没送去干洗过，我认为绝对已经穿了很久没换。”
“多久？ ”
“我猜大概一年。”
“还有其他的吗？ ”
对方停顿了一下。耶尔默把最好的留在最后。这只是修辞上的停顿。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