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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长官，听说你想让寻血猎犬来追我。”开膛手在十月十二日的信中写道，并且在信封上画了一把刀。
瓦伦这项决定或许真是仓促了些，或至少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就在他演出公园闹剧前两天，也就是十月九日，《泰晤士报》刊出一封引人注目的投书： 长官，关于寻血猎犬能否协助追踪人犯这点，我的经验或许能为你提供解答。以下便是我的亲身经历。
一八六一或一八六二年（准确时间我已记不得了），我在迪耶普，有个小男孩被发现陈尸在粮草箱里，身体弯曲，脖子上被划了好长一刀。他们立刻派了几只寻血猎犬去追踪气味。它们不断往前冲，边嗅闻着地面，好几百个人紧跟在它们后头，包括犬主人和我。
这些训练有素的动物丝毫不曾松懈，终于抵达小镇的另一头。它们在一间廉价寄宿屋门口停下脚步，仰起高贵的头，低声吠叫起来。进屋之后，我们在床底下找到了罪犯，一个老妇人。
二十六 三把钥匙
爱伦·考柏登·席格近乎执迷地希望考柏登这个姓氏能流芳千古。一九七年她寄了一份密封的文件给妹妹洁妮，并且坚持要她锁在保险箱里。爱伦在这只密封文件里头究竟写了些什么，恐怕永远都是个谜，不过我猜想应该是遗嘱或类似的文件。后来她全把它写了出来，显然一点都不在乎被谁看见。最后考柏登家族将这份文件连同爱伦的其他信件和日记全部捐赠给了西塞西克斯档案馆。
爱伦是在康顿城谋杀案发生三个月之后写了这封密件给洁妮的。这案子发生的地点距离席格在康顿城的工作室只有几条街，和他从法国回来之后栖身的伦敦寓所也只有一英里远的距离。艾米莉·迪莫克，二十二岁，中等身高，白皮肤，深棕色头发。她交往过许多男人，大部分是船员。根据大都会警局的“凶手肖像”（Portraitofakiller）档案，她一直过着“堕落”的生活，“尤斯顿车站的每个妓女都认识她”。警方报告显示，当一九七年九月十二日清晨她被发现陈尸床上，喉咙割破，警方的第一个念头是，她是自杀的，因为“这是一名良家妇女”。良家妇女通常只会自杀而不会被人谋杀，警方显然是这么认为。和艾米莉同居的男子不是她的丈夫，但是他们经常谈及结婚的事。柏川·约翰·尤金·萧是米德兰铁路公司的厨师。他每周工作六天，周薪二十七先令。每天搭五点四十二分的火车前往雪菲尔，在那里过夜，次日一早搭车返家，在十点四十分抵达圣潘可拉车站。上午十一点半他通常都在家里。后来他告诉警方说，他并不知道艾米莉晚上常出去和其他男人约会。
警方不相信他。萧认识艾米莉的时候就知道她是妓女，她向他发誓会改变生活方式，甚至也做些裁缝来贴补家用。自从他们同居之后艾米莉就一直很规矩，她的妓女生涯已经成为过去，他说。他不知道的是——除非有人告诉他——几乎每晚八点或八点半，根据多位证人指证，艾米莉都会出现在尤斯顿车站的日升酒馆。日升酒馆现在依然存在，就位在图腾汉宫路和温米尔街转角。图腾汉宫路连接着尤斯顿路。一九三二年席格画了张名为《从里奇蒙山俯瞰雕刻匠岛》，画中一轮缺乏独创性的梵高风格的灿亮大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几乎占满整幅画。这轮太阳和日升酒馆玻璃大门上刻画的那轮几乎一模一样。
二十七 考柏登的女儿们
爱伦·梅立森·艾许柏纳·考柏登于一八四八年八月十八日出生于西塞西克斯郡海萧村附近一栋名为邓佛的古老家族农舍。
一八六年五月底华特在慕尼黑出生时，十一岁的爱伦正在巴黎过春天。她在花园中救起一只从鸟巢掉下的麻雀。“好柔顺的小乖乖，在我手心吃东西，还站在我手指上。”她写信给一位笔友说。爱伦的母亲凯特想为孩子们举行一次可爱的派对，计划邀请五、六十个小宾客，还准备带爱伦去看马戏团，到一棵有梯子通到树顶的桌子的“大树”上野餐。爱伦刚刚学会“在酒瓶上竖立鸡蛋”的把戏，她的父亲常会写些特别的信给她一个人。
英国老家的生活并不好过。理查·考柏登在最近一封信里头告诉女儿，一场暴风侵袭他们的家园，将三十六株树木连根拔起。一道冷锋几乎将他们土地上的灌木丛吹扫一空，包括常绿树在内，而蔬菜园到了夏天恐怕也会光秃一片。这个消息有如恶兆，宣示着一场源自某个遥远德国城市的灾难。爱伦未来的丈夫不久即将跨越海峡前来伦敦，并且在这里夺走许多人的生命，包括她的。
多位传记作家曾为爱伦父亲理查·考柏登写传。他有十二个兄弟姊妹，童年过得十分孤寂艰辛。他十岁那年由于父亲生意挫败使得家计陷入绝境而被送走。考柏登的青春岁月大半是在替叔叔——一名伦敦商人——工作，然后到约克郡念书。在这个阶段他的身心饱受折磨，即使事过境迁多年考柏登仍然不忍提起。
磨难会在某些人身上结成慈悲与爱的果实，他就是一个例子。理查·考柏登性格中找不到一丝自私残酷，即使当他在起伏激荡的政治生涯中受到对手的恶意攻讦时亦然。他热爱人群，从不曾忘怀童年目睹无数农人——包括自己的父亲——失去一切所有的沉痛记忆。考柏登对人的怜悯之心促使他推动谷物法的废除，许多贫困饥饿的家庭无法翻身也就是因为这条恶法的缘故。
二十八 黝暗的迷宫
席格的角色就像他画布上的光影随时变幻。
物体不会有线条，因为大自然中原本没有线条，而形状只有在色彩、色调和被光捕捉的时候才会显现。席格的生命同样没有线条或界线，他的形状也随着他阴晴不定的情绪和埋藏的心机而不断改变。
无论熟识他的人或者他的泛泛之交都知道，席格是个“变色龙”、“装模作样的人”，是个会穿着醒目的方格子外套穿梭在伦敦闹街僻巷的画家。席格是农夫、乡绅、旅人，穿戴着眼镜、礼帽、时髦黑领带的调情圣手，以及穿着卧室用拖鞋去赶搭火车的怪人。席格也是戴着低垂宽帽、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在巡夜灯的昏暗光线下出没的开膛手杰克。
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兼艺评家克莱夫·贝尔（译注： Clive Bell，英国Bloomsbury Group成员）和席格的关系可说是爱恨交加。贝尔嘲讽席格可以随时扮演英国佬、伏尔泰、坎特伯里大主教、教宗、厨子、花花公子、社交名人、出版家或律师。贝尔认为席格并非人们所认为的饱学之士，只是“表面上看来很博学”，尽管他是继康斯塔伯之后最重要的英国画家。人们“永远无法确定眼前的席格是否真是席格本人，或者这个席格是否具有任何真实性”。他是个“毫无准则”的人；而且，借用贝尔的说法，席格“从来不对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着迷或倾心”。
爱伦是席格的一部分。他需要她。他不将她视为独立的个体，因为所有人和事物都是席格的延伸。当伊丽莎白·史特莱案和凯萨琳·埃窦斯案发生以及东区警戒委员会主席乔治·拉斯克在十月十六日收到半枚人类肾脏邮包的时候，爱伦正陪着洁妮在爱尔兰。大约两周之后，伦敦医院病理博物馆馆长汤玛斯·欧本萧博士收到那封用亚皮利水印信纸写的、署名“开膛手杰克”的信件：“老长官你说对了，那是左肾脏……我很快就会再度出手，而且会再寄给你一片内脏。”
二十九 死亡的距离
一八九九年席格的多重性格连同原始人格突然全部消失了似的。他退缩到英吉利海峡彼岸，在异乡过着和那群受他掠夺的贫民同样的生活。“我半夜起床，穿上睡衣，由于担心天花板而开始擦地板，然后换了块踏脚垫来‘承接滴下的东西’。”他写信给布朗许说。在犯案和辛勤作画以外的时间里，他到处游荡，大多是在迪耶普和威尼斯，根据朋友的描述，他的生活方式令人吃惊。他在污秽混乱中度日，变成了邋遢鬼，浑身发臭。他患有妄想症，曾经告诉布朗许他觉得爱伦和惠斯勒密谋毁掉自己的生活。他害怕有人会毒害他，变得越来越孤僻、抑郁且病态。“你想我们会觉得往日的种种特别感人有趣，会不会是因为它们距离坟墓比较远的缘故？”他在一封信中思索着说。
精神病态罪犯往往会在恣意杀戮之后坠入莫名的忧郁情绪之中，而像席格这样练就了高度自制力的人来说，或许更会觉得空虚失落，生命中一无所有。席格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也就是他展开疯狂杀戮的时期。他忽略、回避所有的朋友，时常毫无预警地消失踪影。他没有人可照料生活起居，没有家，而且经济困窘。他那精神病态的执迷掌控了他的生活。“我很不舒服，不知道自己究竟怎么了，”一九一年他写信给南恩·赫德生说，“我的神经非常脆弱。”到了五十岁，席格就像过度负载却没有断路器的电路，开始自我爆破毁灭。泰德·邦迪沉寂一阵子之后，他的犯罪方式从纵情杀戮升高为在佛罗里达一个姊妹之家展开疯狂屠杀。他全然陷入狂乱状态，而他所处的世界是不容许他逃避罪责的。席格的世界却容许。当时没有成熟的执法机关和法医科学可将他定罪，以智能、受人尊崇的绅士形象安度一生。他是个具有大师气势的艺术家，而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或许有些脱轨或“不正常”，也是该被原谅的，一点怪癖、反常和狂乱也是自然的事。
席格的分裂人格使得他不时地处于和众多自我交战的状态，也受尽煎熬。他能感受痛苦，属于他自己的痛苦。对于别人他则毫无感觉，包括爱伦在内，事实上她所受的伤害远甚于他，因为她爱他，始终不变。离婚所带给她的冲击也大过于对他，她的羞辱和挫败感也更为深刻。她将终其一生怪罪自己玷污了考柏登家族的名声，背叛了自己已逝的父亲并且成为亲爱家人的负担。她无法获得心灵的平静，席格却可以，因为他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什么错误。精神病态者从不接受他人影响，从不感到歉疚，只会怪罪他人，当然自己所遭遇的不幸除外。
席格写给布朗许的信可说是充满心机的杰作，也让我们得以一窥精神病态者的内心世界。席格先是写道：“昨天终于正式离婚了，感谢老天！”接着他又补充：“突然拔掉手动螺栓的第一个感觉是说不出的轻松。”对于失去爱伦他没有丝毫惋惜之意，反而像摆脱掉生命中的一部分的错综纠结似的。他的人格更加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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