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没有在纸上题名落款，那时还没有这个习惯。他把纸片推给博古：“诗想不起来了，是首词，辛稼轩的。”
博古拿起来看了，笑道：“我的古文底子虽差，但这一首我还是能读懂的。谢谢，儒冠多误身……”
毛泽东说：“嗨，你怎么只看到那一句啊，还有嘛，挥羽扇，整巾纶，少年鞍马尘。这都是赞诸葛亮的文句嘞。当然，你在这方面有些自知之明，不把自己看成是诸葛亮，也还是不错的。”
博古没再说什么，起身告辞走了。
第二天，如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同时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另外两项提案：一是刘伯承回总部继续担任总参谋长；二是撤销８军团，并入５军团，两个中央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根据通过的两项提案，会议任命刘伯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
会议后，周恩来去向李德“汇报”实际上只是去通报会议情况及其结果时，他们间竟第一次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舌战”。李德没想到周恩来带给他的那份会议《决定》，只是让他知道一下，而不是像往常那样，中央和军委所有决定都必须经过他的审定批准，这次却是在他未参加会议的情况下“擅自”作出决定，并且发给了全军，这完全是无视他作为“国际顾问”的存在。
李德一边听着周恩来的“汇报”，一边看着伍修权用俄文赶译出的《决定》文本，他越听越看越生气，对周恩来大声吼道：
“你们的会议决定是错误的，这个文件是无效的，不能发出更不准实行。这是违反国际指示和中央方针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你要为此承担责任……”
周恩来道：“李德同志，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李德继续发火道：“你们早就串通好了，阴谋反对我，反对中央和国际！”
周恩来也生了气，把桌子一拍说：“李德，请注意你的身份，不要太过分了！”
李德道：“我的身份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我代表国际……”
周恩来大声道：“不，你没有权利代表国际，更没有权利代表我们中央，你仅仅是个军事顾问，你只有建议权，没有指挥权，这是国际执委明确指示的，是你自己违背了国际指示，超越了职权，你要对此承担责任！”说完指着《决定》译稿郑重说：“这是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的决议，任何人都只有服从和执行的义务。你是军事顾问，也是共产党员，你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不能干扰执行，这是党的也是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纪律。你好好考虑吧！”
这次“交锋”以后，周恩来好多天没再同李德说什么，中央和军委的许多工作，也不再向李德请示报告了。
第五回 “四川王”权重再抓权 王家烈越急越糊涂
话说蒋、刘“南京会商”以后，刘湘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上旬启程返回重庆。在南京港一登船，只见满船中央军的校级军官，还有一个排的全副武装的士兵，他心里禁不住一阵悚然：“我这是载誉归去，还是被押解回乡？”他把杨芳毓喊到一旁问：“这是怎么回事？”杨芳毓说：“这是加强我们参谋团的，同总司令一道进川。”杨芳毓已经是贺国光参谋团的副手，说话口气也变了。刘湘这才稍微放下心来。船离南京港，风大浪急，船体颠簸，刘湘心里也不平静起来。他对“南京会商”一方面是满意的，他被重新任命为省主席和川军总司令，又有一笔像样的军费，要东山再起，扭转同红４方面军作战一再失败造成的危急局面，他自信没有多大问题。他很感激蒋委员长在危难时刻又帮了他一把。另一方面，他还是有些惶恐不安。南京会商，终究是一场“大进大出”。开放门户这一条，他倒是想通了，“关死夔门，已非长策”。他最犯愁的是打破防区制，他深知防区制是各路军阀的命根子。他不知道该怎样向各路军阀作出交待，并付诸实现。要是为此再混战一场，岂不一切又是枉然？从南京到重庆７天７夜，他一直睡不好，吃不香……
船进重庆港，刘湘神色不安地立在船头。但见朝天门码头上，拥挤着数百手执小旗的军民，山崖上挂着巨幅标语：“欢迎刘总司令载誉归来！”“拥护刘主席主持川政！”刘湘的脸上绽出了笑容，连说了几个“好，好，好！”下得船来，他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谢谢，谢谢父老乡亲们的支持！”他想停下来发表一点什么，接驾的副官处的人连忙走上来在他耳边说：“这是张澜先生打的招呼。”刘湘愣了愣，问道：“张澜先生好吗？”副官说：“张先生叫人骂得不敢出门，所以今天没到码头上来。”刘湘愕道：“为什么？”副官说：“骂他糊涂，说他不该劝你去南京。”刘湘这才“哦”了一声，匆匆地钻进了他的黑色小轿车。
第二天，刘湘硬着头皮在省府官邸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撤销一切辞呈，就任省主席和“剿总”司令。果然，消息传开，各路军阀便纷纷致电指责。首先是刘文辉、邓锡侯，指骂刘湘的南京之行，是“卖川求荣”，“招引外兵入川，势将亡省”。接着是杨森、田颂尧、范绍增、李家钰等，也都指责他“做了赔本买卖”，说“军费之说，徒有其名。吃哪个的穿哪个的，就得听哪个的。此举是把川军军权全交给南京了。”在众多的指责声中，只有潘文华表现不错，他私下里托人捎话给刘湘说：“川之统一，国之统一，势所然也。总司令南京之行，将挽全川之危局，揭全川之新纪元。”就凭这几句话，潘文华后来成了刘湘的接班人。这是后话。
由于各路军阀“多微词”，刘湘回到重庆半月之久，连个会都不敢开。贺国光一再催促，他才到他的２１军军官教育团作了一次讲演，为他的南京之行作了一番表白和解释。他说：“四川的剿共军事本来就不大好，而今眼目下，江西的共匪又窜出来了，这股共匪在桂北遭到沉重打击后，势必乱逃乱窜，能否窜经贵州，再行窜川与徐、张一股会合，是难得说的。如此南北夹击，川军将何以应付？是让共党赤化全川，进而赤化全国呢，还是国人自己协力起来剿灭共党好？川人当有识时务之选择。而要剿灭共党，我们的教训就是要更好地统一起来，更多地依靠外援。孤军作战，又总是各自为政，是不得行的。当然，川军各路也大可放心，经本人再三考虑，即使发生两面作战之情况，我们定取北守南攻的方针。过去我们在川北对徐、张匪部的作战太被动，今后对西进共匪的作战，一定要采取攻势，在他们入川之前，就把他们堵住，一定要把南线的作战推到外省去打。总之，我们要眼光远大些，要统一，要依靠外援，要全力剿灭共党。”
刘湘的这次讲话，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各路军阀们说：“朱、毛共匪还远在湘桂边，管我们什么事，跟前的共匪还剿不胜剿，防不胜防哩！”“刘总司令是不是想弃川图黔呀？”冷嘲热讽中，这一天，杨芳毓突然来到刘公馆，给刘湘通报了最新“匪情”：“朱、毛共匪残部已于日前窜至黔东南，中央军在湘西的布防全部落空。该匪部是折向湘鄂西，还是直下四川，尚难料定。委座的意思，不论朱、毛残部窜逃哪个方向，川军都有堵剿共匪之责。”刘湘一听，哑了好久，不知是凶是吉，待到接过《匪情通报》看了个仔细，才眼睛一亮道：“英明啊，委座英明啊！说实在的，在南京的时候，当委座说到朱、毛共匪还有可能经贵州窜逃四川时，我还不信哩，心想朱、毛一股在湘桂边已经损失大半，他哪还有可能窜经贵州到四川来？我只想着怎样重整军备，再战川北徐、张一股。委座算计精明！”听刘湘这么一说，杨芳毓倒糊涂了，说：“总座，如此一来……”刘湘说：“如此一来，有些事情就好办了。请注意，这个情况暂不向下转达。”杨芳毓说：“总座的意思是……”刘湘说：“开会！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贵州王家烈的２５军我是知道的，名为一个军，实际也就那么一两个师用得上，他是无能为力堵住朱、毛一股的。这一来，川军的两面作战，是躲不脱了。请转告贺主任，关于７个军的军费和装备，希望中央方面能作出保证。”杨芳毓这才“噢”了一声道：“总座也英明啊……”
“四川王”权重再抓权。在有各路军阀头目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刘湘开头的讲话，还是故意不说南线“共匪”入黔一节，他只是说：“眼下军情紧迫，我们必须在全川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财政，统一法制。各军各地统一于‘剿总’和省府，全省统一于中央。”他的话刚一打住，各路军阀便嚷了起来。最先发难的还是刘文辉，２４军军长，刘湘的本家堂叔，二刘之战的对手。他说：“不是紧急剿共军事会议吗？怎么说起这么多的统一来了？耍我们来了？也好，讲统一就讲统一，我倒想问问，到底是统一，还是拍卖？是不是这两件事是一码事，统一就是拍卖，拍卖了也就统一了？既然这样，那也没有啥子可说的了嘛，早就都是国民革命军了嘛，早就统一了嘛！”２８军军长邓锡侯说：“讲统一就得说个章程，讲拍卖就得说个价码。我们到底卖了个啥子价啊？”２０军军长杨森说：“啥子价？卖得便宜也罢，卖个大价钱也罢，还不是空头支票！川军易帜是哪年的事？刚才自乾兄说，早就都是国民革命军了，可我们拿到什么了？拿到银子了？拿到枪械了？拿到了一块布（旗帜）！”２９军军长田颂尧说：“说统一为剿共，剿共要统一，前回的‘六路围攻’不是统一干的么？我可是叫川北红军弄惨了，自顾不暇了。”……刘湘不插嘴，硬着头皮听。于是，指责不是的，叫唤困难的，嚷成一片。王陵基不久前才被刘湘撤了５路军总指挥的职，眼下尚无军职，他本不想说话，见大家说得热闹，也想泄泄肚里的火，说：“上次在军官教育团听总司令说，好像川军要在南北两条战线上作战，是不是要再来一次驱逐黔军的战争，以便川北红军压过来，往南边也好有个去处呀？要不，岂不是吓唬人么？”
刘湘这时站起来了。他有意不说“共匪”入黔的事，就是要打各路军阀的闷棍，压他们就范。他在寻找说话的机会。此刻他抓住了王陵基。王陵基虽说比他年长四五岁，却是他手下的一个师长。他逮住王陵基说：“方舟兄这话太放肆了吧？什么来一次驱逐黔军的战争，你就不怕扰乱军心，制造混乱么？没有错，我是说过要在南北两条战线上作战，说的是同共匪作战。听清楚了，是同共匪作战。诸位，我不怪你们刚才的一些无礼之词，但也请你们听明白了：朱、毛共匪已经窜入贵州，现正活动在黔东南地区！”他说着把话打住，两眼扫着席间众军阀。众军阀有的茫然，有的面面相觑。刘湘接着说：“进入黔东南地区的共匪，是他们的中央部分，朱、毛直接指挥的。他们未来的方向，是向湘鄂西同贺、萧一股会合，还是直下四川来同徐、张一股会合，目前尚难料定。委座有令，不论朱、毛股匪窜逃哪个方向，川军都有堵截守土之责任。在座都是带兵打仗的，当不难晓得，他们就是先奔湘鄂西，湘鄂西也是连着我们的酉、秀、黔、彭！他们要是由黔北进入四川，那就更方便了。请问，出现这样的形势，我们身处南北夹击当中，是不是要在两个方向上作战？为什么又说起统一来？从江西窜出来的朱、毛股匪，没有根据地，他们是东逃西窜的，适应这种敌情，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懂得，我们的部队也要实行机动作战，不能总是守着各自的防区。这不就有个统一指挥的问题么？要达到指挥统一，就得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财政，统一法制，要打破防区制呢！本人此次赴南京会商，商得蒋委员长同意负担７个军的军费，不论军械装备，不论官长士兵的薪饷，一律同中央军取齐，这有什么不好？光靠在川西北种点鸦片烟能行吗？对付流动的共匪，光堵是不行的，得围追堵截，现在湘军的何键、刘建绪、中央军的薛岳、吴奇伟，二十几个师正在追剿，到时候，不论贵州还是四川，能把追剿部队堵在门外，而让几股共匪在四川会合起来，赤化全川、乃至全国么？”
刘湘的这一闷棍，果然把到会的军长们打懵了。会场一片清风鸦静。只有刘文辉还想顾一下为叔的面子，问道：“共匪入黔，情况属实么？”
“军中无戏言！”刘湘说。他环顾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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