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我们不可能战胜敌人。在中国，革命的敌人强大不强大？当然是强大的，这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特点。问题在于引出一个什么结论来。是引出国内革命战争的长期性来呢，还是引出革命的失败论来？在我们党内，有的人在理论上就是不那么一以贯之，他们时而看不见敌人的强大，进攻时打阵地战，攻坚战，同敌人拼消耗，冒险主义，说什么一省数省的胜利就如何如何；时而呢，又是敌人太过于强大，不可战胜。他们在这两方面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意从主观上来找找原因，还以巴黎公社为据，说失败了也是正确的。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但中国革命的胜利又是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敌人内部不统一，有一些空子可钻，有许多的薄弱环节，这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又一个特点。有的同志也看不到这一点，于是便有军事上的单纯防御，指挥上的平均主义，即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没法子，只好来个匆忙大搬家，逃跑主义。不要以为冒险主义同保守主义是不相容的，也不要以为保守主义同逃跑主义是不相容的。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解决这个战略问题，我们是什么错误都可能犯的。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加上不了解中国的其他一些国情，战役和战术指挥上是一定要犯错误的。博古同志的报告避而不讲主观指挥上的错误，我以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掩盖错误，还叫什么总结呀，是不是还要继续去发展已经犯过的错误呀？我还想讲一点，我在行军途中同稼祥同志谈过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有的同志可能认为，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岂不就不是百分之百了，参了中国的东西了。是呀，你是在中国干这个事情，要求马克思把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条一款都讲得清清楚楚，我们自己完全用不着去研究中国的实际，完全不需要提供中国的一点东西，这可能吗？列宁是这样解决俄国革命问题的吗？这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我所以讲到这一点，是因为这同解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密切相关的……”
王稼祥立即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说：“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问题在于战略思想不对头，战术思想更是一团糟。我只觉得，毛泽东同志说的，对在座有的同志也许生疏了一点。要是觉得生疏，是不是就不要管那么多的事了，下去好好读点书，挑子里好像还有几本ＡＢＣ。当然，最主要的是要好好思考，眼睛里要有中国。”
周恩来接着发言。他说：“同志们，对于博古同志的报告，我和大家的认识一样，也认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的抵抗力不能同敌人相比，这是事实。由于中央指挥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接连失败，也是事实。面对优势敌军，采取正面阵地战，红军是很难取胜的。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中央所犯错误的批评。我作为‘三人团’的成员，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我认为，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让过去在战争中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击退敌人的进攻，使苏区有过很大发展的同志来接替，我决心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我这里建议，毛泽东同志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和指挥岗位上来！”
会议顿时骚动起来。朱德、刘伯承和各军团指挥员连声表示赞同。洛甫说：“毛泽东同志不只是要回到红军的指挥岗位上，政治局的分工也应作出相应的安排。”
骚动中，博古似乎有些思想准备，他表现得颇为镇静，凯丰却是坐立不安，他脸色发白，眼睛发红，一会看看博古，一会又看看坐在门口闷头抽烟的李德。
经过第三次会议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了几项重要决定：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党内决定军事问题的帮助者；洛甫负责起草会议决议，主要是归纳整理会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和毛泽东阐明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战略，以及重组党的领导核心问题。
凯丰一直不服，他不仅在会上表示“保留意见”，会后还对博古说：“对所谓错误路线的批判，我是接受不了的，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当博古表示“局势已定，中央的挑子还是要交出去”以后，他还当着毛泽东的面斥责道：“你懂什么马列主义呀？你顶多就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以一种“不与小人论道”的口气说：“你要是连《孙子兵法》都没有读过的，就自己去读吧，我是不会再给你讲孙子兵法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三次会议都是在晚上召开的，当时娄山关那边的战斗还在进行，白天有很多的军务要处理。李卓然是在会议中途从部队赶来开会的，彭德怀没等开完会，就飞马到前线指挥作战去了。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关于新根据地的选择，根据已经发生的敌情变化，刘伯承和聂荣臻提出，是不是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寻找立足之地，他们的理由是：四川的人口、地理条件比贵州好，只要站稳脚跟，同４方面军取得协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大量调兵入川是不容易的。
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会议的口头赞成。
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已是凌晨两点。毛泽东在楼下的院落里透了透气，尔后想回到他的房间，放松下来好好睡一觉。他一脚踏进屋，却见王稼祥和刘少奇正在房间里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什么，毛泽东问：“有紧急情况？”王稼祥说：“泽东同志，我和少奇同志对会议不满意哩。”毛泽东一听，心里禁不住格登一下，一时没有回上话来。王稼祥接着说：“我怎么觉得，像个半截子会议。”刘少奇说：“我也是这个感觉，深度不够，问题解决得不够彻底。”毛泽东说：“愿闻其详。”刘少奇说：“着重解决军事指挥问题，我能理解，可问题的根子还是在政治路线上，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且不说军事路线将来还会发生偏差，白区的工作怎么办？”王稼祥说：“应当明确无误地撤消他们的职务，现在只说取消最高‘三人团’，这是不是说负总责的还是负总责，当顾问的还是当顾问？我们的意思是你要出来负总责，可你一再说，你做常委就行了，在军事上帮周恩来的忙就行了，这还是含含糊糊的，中央的核心领导还不是一目了然的。”毛泽东笑了笑，说：“这么说，二位还是不怎么信得过我老毛啦。”王稼祥说：“嗨，就是信得过你老毛，我才嚷着要抓紧开这么一次会嘛，这也算是在党内搞了一次冒险主义。”毛泽东摇了摇头，说：“不行，太全面了不行，太深了也不行，太断然了也不行。抓住军事问题解决了，既解决了大问题，又不致震动太大。我们正面临着多路敌人，内部的事情不能占用我们太多的精力。政治局扩大会也只能做到这一步。全面解决党和军队的问题，至少要开一次中央全会，可现在做不到不是吗？至于是不是要宣布撤消几个人的职务？就说李德吧，人家本来就是个顾问，你撤了还不是个顾问？人家是国际派来的，连个顾问都不让当，中国同志是不是太小气了？蒋介石还用德国顾问哩。至于博古，你把最高‘三人团’取消了，他也就无权让李德指挥一切了，这就行了嘛。至于他在党内还有多大的权力，还能说些什么话，他自己不会不知道吧？主要解决军事指挥权问题，其他的事情，让他们说说话也没有什么害处。少奇同志说到白区工作路线问题似乎没有解决，这倒是个实际问题。但是，由军事路线上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到逃跑主义，也是可以折射出白区工作上的问题的。我赞成你在会上说的，白区工作主要是‘左’倾冒险主义。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暂时不要在决议上写，你写了，军事的，政治的，都有了，组织上也动了这么个手术，人家就会说啦，你怎么背着国际干这么大的事呀，你这些事情合法不合法呀，何必去找那些麻烦！王熙凤协理荣国府，弄权铁槛寺，不是还要讲点王法么？怎么样，想得通想不通呀？”王稼祥说：“你老毛的脑子就是要全面一点。只是，那个凯丰是不是就不要到９军团去搅和了？罗炳辉很烦他。”毛泽东说：“凯丰这个人要不给你添麻烦，恐怕是很难的。他可以不去９军团做党代表，你总政治部主任可以提出这样的意见。但是，还是不要宣布撤职，你撤了他，他又会说，你怎么只撤了我呀？我是不理会打仗的事的，怎么挨撤的是我呀？弄得你倒像输了理给他似的。”刘少奇频频点头，说：“说得对，说得对，这些事情你都考虑得很周到。
我没什么讲的了，休息吧。”
王稼祥和刘少奇正要出门，贺子珍挺着大肚子出现在门口。
刘少奇说：“子珍同志，这么晚了——”
贺子珍说：“我就知道，你们也早不了。”
王稼祥说：“我们就别打搅了吧。走。”
王稼祥和刘少奇出门，贺子珍走进屋，毛泽东说：“这么晚了怎么还过来？警卫员也跟你休息不好。”说着，觉得不够情份，又连忙改了口气说：“对对，既然来了嘛，就请坐吧。子珍啦，现在会开完了，我可以告诉你了。这个会开得不错，大家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要我进政治局常委，帮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军事指挥问题。请注意，就是这么个角色。可以了，军事问题算是解决了。在这次会议上，恩来同志不错，明智通达，转变得快，得到大家的谅解。洛甫、稼祥也很支持我。刚才我还在跟稼祥和少奇同志说，只解决军事问题，其他的事情基本不谈。这样，主动一些，少一些麻烦事。看来，原来同志是很赞成这样做的。子珍啦，以后的担子更重了，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你，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生孩子的事情，请傅连暲多帮忙。”他说着，见贺子珍站了起来，问道：“你怎么了？”贺子珍说：“我走了。”毛泽东说：“既然来了，怎么又走啊，几个钟头天就亮了。”贺子珍说：“有你刚才的这几句话，我就能睡着了。你休息吧，我回我们的驻地。”毛泽东又想起了贺子珍在黎平山上的那次细言相劝，说：“别以为我这是叫你的枕边风刮的，就高兴得都不想在这里住了。不，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走，我得在你跟前睡个好觉，我已经好几晚上没有睡好觉了。”
贺子珍一腔情怀，莞尔一笑说：“好吧，我把警卫打发走。”她把手放在隆起的腹部：“让我们３个人好好休息一下……”
第十回 蒋介石山城起战云 毛泽东饮马赤水河
话说蒋介石正得意于薛兵团进驻贵阳，即可在黔东南形成对中央红军的包围圈时，忽闻“共匪”越湘黔路，过乌江，占领了遵义，有如惊梦一般，他一口气憋在胸口，好久没能吐出来。
“这个薛岳是怎么搞的嘛！是怎么搞的嘛！”见在座将领都闷头不吭声，蒋介石才彻悟到：娘希屁，还不是自己急于“图黔”，令薛岳的８个师星夜驰赴贵阳，无暇顾及匪之北窜而造成的么？他坐下，把头靠在高靠背上，小眼睛扫着在座将领：“你们说，这件事情会对各方面有些什么子影响吧？”陈诚自然理解委座说的影响指的是什么，嗫嚅道：“影响也许多少会有一点的。”蒋介石轻轻一笑，忽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喝道：“明摆着，朱、毛残匪所以能越过湘黔路，完全是黔军下层的昏庸无能！当然，薛岳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给薛岳发个报，并通电‘围剿军’各路首要：薛岳匆忙进贵，放松湘黔要道，致使共匪越过湘黔路，北渡乌江，又陷遵义。为将者当予军中自责……”在座将领都明白委座的意图，也都赞成如此勾当，唯其如此，才能掩人耳目，推卸责任，安抚川、滇、黔地方势力。
在各路“围剿军”首要中，最先识破机关的是广西的李宗仁。李宗仁在南宁阅通电后哈哈一笑说：“贺国光在重庆宰鸡（处置侯之担），蒋先生在南昌杀猴；猴者看鸡，鸡者看猴；属鸡属猴，还是好自为之为妙。”有见于蒋介石的明枪暗箭，作为对蒋介石“通电”的回复，李宗仁相邀白崇禧和陈济棠，共同向蒋表示：“愿以北伐精神，积极策进剿共，贡献委座，拥护中央，决不含糊推诿。”事有蹊跷的是，李、白、陈的“表示”是通过薛岳赴南宁连络团团长萧文哿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