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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见委座心情难受，又宽慰道：“刚才委座说冯·赛克特说中了，其实这也并非出乎委座的预料，我们前已有令给王家烈，要他‘集结兵力扼要堵剿，以收夹击聚歼之效’，不就已经想到了吗？其实，当委座在南京接见刘湘的时候，就想到了朱、毛窜匪有可能奔贵州，窜四川。这都说明，一切都在委座的掌握之中。再说，在湘西解决这一股，同在贵州解决这一股，不是一样么？也许，在贵州解决这一股，还能有另一方面的效果。”
蒋介石听着，脸上竟现出了一丝笑容，说：“还是你这个读书人脑筋好用。对嘛，共匪西窜贵州，我们也就有理由跟着进去了！”
军情紧急，电报来得快。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名来电，请命出兵追剿入黔的红军。电文说：“计凭隅匪众约５万人，转向湘黔边境，所过之地，焚毁掳掠，庐舍为墟，非各路大军继续追剿，不能根本肃清，若任其转黔入川，会同萧、贺、徐匪，则共祸之烈，不堪设想。盖川黔两省，卵谷西南，山深林密，形势险峻，远非闽赣无险可恃之比，若不趁其喘息惶恐未定，加以猛力攻剿，则匪众一经休养整顿，组织训练，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南向足以扰乱黔桂，影响闽粤，破坏东亚和平，危害友邦安宁；而党国民族之危亡，更将无从挽救。济棠、宗仁、崇禧等……拟即抽调劲旅，编组追剿部队，由宗仁统率，会同各路友军，继续穷追，以竟全功。”
蒋介石看了骂道：“娘希屁，哗众取宠，开空头支票！”
第四回 黎平会党内定大计 贺子珍细语劝郎君
话说中央红军从湖南通道西进，兵分两路，右路为１军团和９军团，经靖县的新厂，由界牌进入贵州的黎平县境；左路为３、５、８军团，分别由青草坪和野洞，经洪州、中潮等地向黎平县城。打从湘江之战之后，全军改变了“抬轿子”的开进办法，中央纵队或随左路跟进，或随右路跟进。这次西进黎平，中央纵队夹在３、５、８军团之间。“抬着你们走，真还不如挟着你们走。”军团的同志跟中央纵队的同志开玩笑。
两路人马在向贵州西进途中，如入无人之境。星星点点，桥头路口，还有苗族、侗族同胞给红军战士送茶递水的：“你们又回来了，这回不走了吧？”开初，许多人都莫名其妙，老百姓递水不接，说话不答，还以为是敌人的探子；后来才明白，原来几个月前，西征的萧克６军团就从这里经过，老百姓对红军有所了解。红军不抢东西不拉夫，还打富济贫。战士们的情绪都高涨了起来，有一种早两年在江西打完仗又回到根据地的感觉。
在从通道到黎平的途中，只有林彪的１军团在黎平的外围潭溪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林彪很扫兴。守敌一个营，碉堡修得倒是不错的，可没有放几枪就弃堡跑了，退到几十里之外的十万坪去了。林彪还没有遇上过这么软蛋的敌人，他飞马进潭溪，要亲眼看看这到底是伙什么敌人？黔军是不是都是这类货？一打听，原来这个营同萧克的６军团打过交道，知道红军的厉害，全是吓跑的。林彪想，好吧，到黎平再打个像样的仗吧。当他率部来到黎平城下，把部队摆开，却半天听不到枪声。他正纳闷，只见先头部队已在城里的山头上挥起了红旗。城里的敌旅长、团长，见潭溪失守，也就弃城而逃，一直退到了五里桥。县政府的国民党官员见旅长团长们都走了，也都携家带口逃到榕江去了。１军团的前卫２师６团穿城而过。
黎平城里的群众见红军又回来了，自动组织了数百男女，赶到东门外１０里的地方迎接红军大部队。１２月１６、１７日，左路的３、５、８军团和中央纵队，在锣鼓、鞭炮声中进入了黎平城。好久没有见到这种光景了，军民一片欢腾。进入黎平的红军，立即展开了宣传群众、开仓济贫的活动；总政治部还发出号召，每个红军战士送一件礼物给苗族兄弟。黎平城里城外，一片苏区风。
由于西进，甩开了蒋介石的“围剿”主力和湘军的堵截，当面之敌又软蛋，敌情有些缓和，黎平的群众条件也不错，大转移的中央红军在黎平停下来，作一些休整和补充，便完全有可能了。周恩来找到毛泽东说：“我们开个会吧？”毛泽东问：“开个什么会嘞？”周恩来说：“要开就开个政治局扩大会，把转移的战略方向再研究一下，通道的议定是临时的，只解决到黎平的问题。”毛泽东说：“说得好，会是该开的，转移方向问题当在政治局形成决议。”
然而，关于会议主持人问题，颇费了一番周折。周恩来说：“既然是政治局扩大会，自然还是由负总责的博古同志邀集召开喽。”毛泽东高低不同意，说：“这个会呀，得由你来召集，你来主持。要让他来主持，那还不如去睡个大觉。”征求王稼祥、张闻天的意见，他们也不同意由博古主持。王稼祥还提出由毛泽东主持召开。毛泽东也不同意，说：“不妥。还是要由‘三人团’的同志来干这件事情。”周恩来碍于自己不是负总责的，怕在党内引起麻烦，说：“别又生出一个合法不合法的问题来呀。”毛泽东说：“恩来同志，很显然喽，分歧还会有的。你要他主持，吵个一塌糊涂不讲，到时候又没个像样的结论，岂不是白开了？总不能让个外国人来主持中国党的会议吧？”周恩来一想也是，说：“好吧，我先找他谈谈看。可是，这话怎么说好啊？偏是我来主持会议。”毛泽东说：“世界上好多的事情，本来就是难得说的，不好说的。我们党现在的一些事情，将来的后人说不定会感到莫名其妙的。
你就随便找个缘由吧，你恩来有这方面的天赋。”
周恩来确有某种“破解难题”的天赋，他跟博古说：“在通道临时议定的事情，需要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再明确一下。考虑到扯到军事行动上的事情多，你又有些劳累，我就代劳邀集一下吧？”博古当即表示同意，说：“这样好，这样好。要我来主持，毛泽东又该说我要抓他的‘新三人团’了。”
转移中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便在一家姓徐的商店里开了起来。
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各军团军团长。临开会时，李德因为受了风寒打起“摆子”来，周恩来劝慰他先安心休息，博古会代表他坚持按中央“既定方针”办事的，李德只得听劝没有非要参加会议。周恩来提出议题说：“关于战略转移方向问题，我们在通道争论过，争论结果，就是今天到了黎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较为稳定的一致的认识，需要通过政治局的会议加以肯定。据我同一些同志的接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还不那么一致，有的同志认为应该放弃同２、６军团的会合，另寻合适的边区建立我们新的根据地；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到黎平来只是绕道，还是要寻机北上同２、６军团会合；有的恐怕到现在还持有这么一种看法，我们连黎平都不该来。大家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吧。”会议之前，好些人在个别接触中已经得知，毛泽东、周恩来主张放弃同２、６军团会合，另寻边区建立新根据地，他们认为这个意见好，是上策。于是，纷纷发表意见，认为转移方向应作适时的变动，“放弃东去，另建苏区”。博古听着，不禁心烦意乱，不停地推着眼镜，插空说：“都说到哪里去了！我们到黎平来，说的是绕道，怎么能放弃同２、６军团的会合？这不能说是一种负责任的想法。敌人甩脱了，‘围剿’打破了，只有十几二十天的路程了，却要放弃同２、６军团的会合，简直不可思议！”他说着瞥了毛泽东一眼：“我们这里不是有人常说要集中优势兵力，要握紧拳头么？”
毛泽东一看点到他了，便说，“问题在于要集中得了嘛！我的意见，必须放弃同２、６军团的会合。今天的情况同６军团当时的情况不同了，他们当时能窜过去，现在不好办了。屁股后头的何键、薛岳、吴奇伟离我们太近；而且，现在湘黔路已经修通，他们要运动到黔东北地区是很容易的。从战术上讲，他在湘西没能兜住我们，他能不把他的兜兜挪到黔东北一线？今天的湘西，就是明天的黔东北。造一点同２、６军团会合的舆论，作一点姿态，那是可以的，实际干却是不行的。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对不起，我又背书了。这叫着‘你背你的，我背我的’。
第二，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块根据地，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有人好像是说，我们已经打破敌人的‘围剿’了，可以大摇大摆地到贺龙那里去吃酒席了。这不是事实。薛岳、吴奇伟就是从江西跟出来的，眼下就在山那边。这点距离，在欧洲也许显得很遥远，在中国却是很近的。我还是我，你还是你，还是那么一对老冤家。怎么能说‘围剿’已经打破了？”
博古还是不同意放弃同２、６军团的会合，还是主张“折向黔东，靠拢２、６军团”，说：“革命就不能畏敌不前，畏敌不前就不能革命……”彭德怀、罗炳辉、刘伯承、叶剑英都火了。罗炳辉说：“什么叫畏敌不前？我们同强敌硬拼的苦头还没有吃够吗？”刘伯承恼道：“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周恩来说：“问题才说到一半喽。刚才说的是放弃去湘鄂西的会合，那么，新的转移方向问题，到哪里建立新的根据地为好，大家还可以继续谈谈。泽东同志，为便于讨论，是不是先说说你的意见？”
毛泽东说：“考虑到部队要休整，要补充，要发展，去黔西，滇黔边，不大合适。可以考虑黔北，川黔边，那里只有一个侯之担，人口、出产也还不错。这里，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们说的放弃同２、６军团的会合，也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近而言之，我们到了川黔边，一当出现某种情况，我们还可以掉头向东，去同２、６军团会合；远而言之，红军终究是要会合的。”
席间，委员和军团长们纷纷表态：“同意，同意。这才叫战略头脑作出的战略考虑。”
周恩来一看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差不多了，便关照了一句博古说：“博古同志，是不是表决一下？”
博古一脸愁容，又来个软同意，说：“在会合问题上不作绝对的放弃，那还是可以考虑的。”
周恩来说：“那就表决吧，过后我们再起草一个决议案，再开次会通过一下文稿。”
第一次会议开完，毛泽东心情不错，总算从组织上解决了“硬碰硬”的同２、６军团会合的问题。他走出开会的店堂，想急着回自己的驻地，才出店门，便有林彪和彭德怀走了上来，两个军团长的情绪一个欢一个闷。毛泽东瞥了林彪一眼，想把林彪的情绪调一调，说：“昔有刘皇叔跃马过檀溪，今有小林彪跃马过潭溪。刘皇叔是落荒而逃，你是打了胜仗嘛，怎么闷闷不乐，在会上没讲几句话啊。”林彪借机耍滑头：“敌人是跑了的，并没有打着，跟刘皇叔过檀溪差不到哪里去。”彭德怀说：“我就想不通，李德既不知中国之敌，也不知中国之我，更不知中国的地理民情，他怎么能指挥中国的革命战争？听说蒋介石跟前的那个德国人也不中用了，躺在南昌的一家医院里起不来了。”毛泽东愕然：“真没说错呐，猛张飞粗中有细。你怎么知道这事的？”彭德怀说：“从一张报纸上看到的。当然，你还得费一番猜的功夫才行。”毛泽东说：“快，把那张报纸拿给我看看。带在身上没有？”彭德怀摊了摊手。毛泽东说：“我就说嘛，世界上的事情就是乌七八糟，无奇不有。中国的内战竟是两个德国人在打。”林彪垫了一句：“是有点滑稽，我也跟着滑稽了一家伙。”毛泽东问：“什么意思？”林彪说：“就是那篇该死的《短促突击》嘛，当时你不在，你要在，我哪能出那个洋相！”毛泽东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他回头又叮嘱彭德怀一句：“别忘了，我下午就要看。”
分手以后，毛泽东在小街上张张望望地走着，路过小食店，他停下来耸耸鼻子；路过小烟摊，他想买一包，一摸口袋，口袋是空的。陈昌奉一会赶了上来，小声道：“快走吧，该吃饭了。”他们来到小街口，只见街口的大榕树下围了上百的男女老少，在听一个江西口音的女同志发表演说。毛泽东不由得挤到人群边，把耳朵竖了起来，只听女红军在说：“……
我们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