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猪杀屁股，一个人一个杀法。”秦川得意地说，“各村地道都有高招！”
毛勇对毛敢宣布的约法三章中的第一条，就是不准把外人带到住所来。可他出去回来，一开门，就发现毛敢正与一名女子在地上翻滚。他厌恶地皱皱眉，关好门出来，在走廊里踱步抽烟，无名火一阵阵地往上涌。
大约半个小时后，毛敢才开门邀请哥哥进去。
毛勇进去后，那名女子还在地上躺着，就像一件坏了的玩具。“你早晚得死在这上面！”
“嗨！人还不就这么回事？”毛敢点燃一支烟，“屁股朝天种地，活一千年有什么意思？快活一时是一时！”
“我恨不得！”毛勇攥拳头。
“恨不得杀了我？”毛敢嬉皮笑脸地说，“可你舍不得！大一个时辰也是哥！”
毛勇确实舍不得：父亲死后的第二年，母亲就死了。临死前，就把弟弟交给了他，“咱们老家有句俗话：吃全得，穿二八，赌对半，嫖白搭！干什么不好，就干这个？”
“我就喜欢这个嘛！”
“赶快打发了。”毛勇叹了口气，指指地上的女子。他已经没了脾气。规章制度这种东西，是针对很多人的。比方一个分房子，单位越大就越好分：什么级别的人，住什么房子。如果是同一级别的人，看谁任职在先。如果同时任职，那么就看谁参加工作在先。如果同时参加工作，就看谁出生在先。几下子就分开了。可如果单位小，麻烦就大了。而如果是哥几个，那干脆就没法分。
秦川的主意确实是一个好主意：移动通信，看起来没有线，但实际上有。移动公司把一个地区，划分成若干个“块”，每个“块”都有接收和发射设备。用户到了那个块内，就用那个块的设备。而块与块之间，也可以“无缝拼接”。
所以，只要找到了案发现场所在的块，然后在案发前后那个特定的时间段关小燕进入银行之后，到案发之前内查找电话，那么数量就不会很大，才有“可查性”。
可即使如此，电话也多达一千多个。排除了一些显而易见不是的。还剩下三百多。经过一天的走访，只剩下十个：有七个电话没有开机、三个不接。再经过十个小时，七个中排除了五个。三个不接的也有两个接通后被排除。
“三分之二，三分之二。”秦川很兴奋：四十小时之内，破获无头命案，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计算，都可称神速。“他俩就在里面。”
紧接着，那个“不接”者也接通被排除。
“就是他俩了！”秦川重重地一拍桌子，“将这两个人列上通缉名单。”
但这个提议遭到李汉魂的否决：单凭电话在案发地使用过和关机两项，不足以通缉通缉对于一个人的名誉有重大影响，必须慎重。他这样回答刑警总队长的请求：“宁可放过，不能误杀。”
秦川对李汉魂的批示，一点不满都没有：多年的警察生涯，已经让他养成了“惟大是从”的习惯，“咱们多费点力就是了！”
毛勇明白自己无法制止弟弟的“嫖”常言说：劝赌不劝嫖。这是因为“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习惯。而“嫖”则是本性。而本性是不能改的。改了就不是毛敢了所以他只得容忍他把女人领回来。至于为何不把毛勇放出去，那是因为“放出去”出事的可能更大，他知道自己的弟弟就像一辆没有刹车的拖拉机。
但安全问题，仍然是首要问题。没办法，他只好在毛敢“用完”一个女人之后，就赶紧“挪窝”。这样做的结果，就像一站一站买火车票一样，大大地增加了成本。
邢天一直在关注着银行命案。他调来了三十年来所有的银行劫案的卷宗。统计下来，一共只有八宗。其中六宗结案，两宗未结。
未结的这两宗，一宗是直接在银行内抢劫，劫匪虽然持枪，但一枪未发。用刀杀了两个人，抢走的钱是六百万。另一宗是抢劫运钞车，总共七百万，开枪打死两名保安。
“没有一起作案手法与这起相同。”邢天合上卷宗后对华天雪说。
“不用看内容，我也能知道。”华天雪对充满疑惑的邢天说，“第一起未结的银行劫案的歹徒戴面罩，看不清脸。但据身手判断，一为青年、一为中年。第二起的两名歹徒，虽然没戴面罩，但经过化装，经分析，也是这样：一中一青。可这分别是1993年、1995年。如果还是他两个，那就应该是一中、一老了。”
邢天拍拍自己的脑袋：“看样子，这东西真应该重新格式化了。”
“应该用‘升级换代’才对。”华天雪知道他对电脑并不精通，只处在“不完全使用”阶段。随后，她把关小燕的尸检报告递给他。“此人经过隆鼻术、割过双眼皮、还做过隆胸术。”
“一个人造美人。”邢天作结论。
“但属于可造之材，基础不错。”华天雪说，“同时检测出她患有多种性病。”
“哪些？”
“你知道的几乎都有。”
“艾滋病有没有？”邢天见华天雪摇头后说：“没有艾滋病，便能排除自杀之可能。”
“自杀？”华天雪不明白邢天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分明是他杀啊？”（敬请关注《巅峰对决》37）
连载37）“他杀在某些时候，也是自杀之一种。毛姆有一篇小说，叫做《没有毛发的人》。这个没有毛发的人，是一位职业杀手。与A先生一同被派去执行一项任务。在火车上，A先生问这位没有毛发的人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杀掉B先生。没有毛发的人回答很简单：他是自杀。A先生很不理解，因为B先生与没有毛发的人素不相识，只是在他与一位女士谈话的时候，从两个人中间穿过，而且是在拥挤的鸡尾酒会上。没有毛发的人解释：按照我们民族的习惯，从两个谈话的人中间穿过，是极大的侮辱。所以B的行为，就是自杀行为。”邢天随后补充道，“侮辱杀手，就是自杀。”华天雪点头表示同意。
“多种性病并存。”邢天思考了一下，“她应该是傍在一个什么人身上？或者说，专属于某个大款。”
“不可能是职业性工作者？”
“女性，尤其是她这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女性，应该很注重自己的健康。因为身体对于任何人，都是本钱。对她这样的职业性工作者尤其是。”邢天听华天雪质疑“尤其是”这个词，便解释说，“兄弟我的工作，身体虽然重要，但头脑也重要。准确地说，头脑占的股份要更大一些。有坐在轮椅上的科学家，比方高士其、比方霍金，但绝对没有拄着双拐的妓女。”
华天雪再度被说服，“那她傍的是个什么人？”
“一个刚刚发财的人。一个土大款。”邢天边走边分析，“这个人，顽固地保留着农村的性习惯，在过性生活的时候，不肯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加上性生活极度猖獗，所以是一个功率强大的性病扩散器。关小燕的职业性质，决定她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她可能去医治过，但医不胜医。反复被污染，所以也就放弃了。”
华天雪钦佩地说：“你为查找尸源指明了方向。”
“因为是遭遇战，找到尸源，于破案无补。”
“你说秦队他们能从电话中找出线索来吗？”她听他说“理论上说不可能”，便问：“为什么？”
“你不能想象犯罪嫌疑人A用电话在银行里对外面的犯罪嫌疑人B说：这个女的，取了十万块钱。动手不动手？”邢天比划，“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换，要么是手势，要么是短信。无声是关键！”
“那你为什么不指出秦队他们的方向性错误？”华天雪问，“办公室政治？”
“不是。”邢天解释，“第一，不能排除犯罪嫌疑人使用电话联络。第二，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时候，蒋勋进来，沮丧地报告：那两个“静默”电话的主人一个病了、一个出国去了。统统被排除。
整个办公室的人，都陷入沉默。
“你倒是拿一个办法啊！”蒋勋终于忍不住了。
邢天双手一摊，表示无能为力。
蒋勋很不满地说：“你应该有主意，起码要指一个方向。咱们是一个科研小组，而你就是带头人。”
“苏联在二次大战后，开始研制原子弹。项目的科研负责人叫作库尔恰托夫。小组内的科学家，和你们的年龄差不多，都在三十岁左右。一旦他们有了什么问题，就去问库尔恰托夫。之后用不了几天，库尔恰托夫就能够拿出方案解决。并且不用试验，直接干就是了。而且事后思之，绝对是最简捷的方法。大家因此惊为神人！”邢天慢条斯理地说。
“我们就需要神人！”蒋勋说。
“其实，库尔恰托夫是去问苏联克格勃首脑贝利亚，而贝利亚则又去问富克斯。”邢天环顾众人，“富克斯是一名英国科学家，在曼哈顿计划中担任重要职务。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充当了苏联的间谍。他的存在，使得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工作，提前了二十年，从而打破了美国‘一头独大’的世界格局。”
蒋勋还有一线希望，“你当不了富克斯？”
“我不过是一个比喻。走，咱们再去现场看看。”邢天说。
这些天来，毛勇一直在P市到处转，寻找下手的机会。按道理，十万元可以支撑很长一段时间。但毛敢的花钱速度也在高速增加，让他这个当哥哥的顿生坐吃山空之感。所以他再次准备下手了：人只能死一次，再加一些也无妨。
P市是一个现金流相当大的地区小商品集散地，焉能不大？几乎每一个银行，甚至于城乡结合部的农村信用社，都有百万级的现金。目标很好找，关键是逃离现场的路线。他的时间，大部分花在这上面了。
邢天坐在银行的长凳上，已经两个小时了。他时而微闭着眼睛沉思，时而睁大眼睛四下观望。弄得蒋勋疑惑地对华天雪说：“处座别神经了？”
“你我都神经了，他也神经不了！”华天雪喝着饮料回答，“他在思考。”
“思考应该这样。”蒋勋摆出罗丹“思想者”的造型。
“都说雕塑家懂得人体解剖，但罗丹起码不懂。我研究过‘思想者’的人体结构，照这个样子，”华天雪用手托住下巴，“肌肉的张力起码相当于中度运动消耗的能量。”
“但这并不等于不能思想。”
“人体的总能量是有限的：体能上用得多，智能上就用得少。”
蒋勋指指邢天，“处座肯定全用在智能上了！”
在银行快要打烊的时候，邢天突然站了起来，径直往出走。蒋、华两个人紧跟了出去。只见邢天一言不发地上了车，开车就走。
两个人好不容易才拦住。
“我说您中了魔了，小华还不信。”坐在后座的蒋勋，象征性地摸摸邢天的额头，“没事吧？”
“我知道了！”邢天望着前方说。
“知道什么？”蒋勋、华天雪几乎异口同声。
“知道了方法。”邢天见两个人有些失望，便说，“方法即世界！”
邢天的方法很简单：犯罪嫌疑人一定要踩点。踩点就要进入银行大厅。而进入银行大厅的人，都应该是办理与钱有关业务的人。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办理业务，或者是象征性地办理业务，那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
根据银行的监控录像统计，在案发之前的一个小时内，一共有二百三十人办理了业务。很容易就把犯罪嫌疑人甄别出来了：毛勇并没有那么傻，他排了两次队，分别给自己和毛敢的手机交了费。
“录像虽然不清楚，但手机号码很珍贵。”蒋勋高兴地说。
“手机号码大概没什么用。”邢天边说边拨号：两个都是空号。“我想他们也不会那么傻。”他对华天雪说，“有请画像专家赵教授。”
赵教授很容易地把像画了出来：他把电子图像放大，然后抽象出面部轮廓的基本点，再把零部件添加上，就完成了。
“您这活不难。”邢天与赵教授很熟悉，“您说我这个门外汉，强化训练几天，也差不多能画出来吧？”
“文革期间，我看了一本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惊叹其文笔，但一直无法找到他别的书。直到开放以后，我才在一位学日文的中学同学那里看到他的原文文集。我问这位同学：‘没学过日文能看吗？’他愤怒至极地回答说：‘那哪能！’后来我想想也是：要是不用学，就能看三岛，那他的大学不白上了？”赵教授一看就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
“看来我只好老老实实地画我的心理画像了！”邢天故作失落地说。
“画鬼容易画人难啊！”赵教授很夸张地说。
“没错。我不过是滥竽充数而已。岂可与神笔赵教授同日而语？”邢天自嘲道。
毛勇制定了方案后，与毛敢商量：“抢银行里的钱，肯定在两百万之上。”
“运钞车上的钱不是更多？干吗不抢它？”
“这里的运钞车，有四个人押运。有外国的催泪枪、电击枪。再说，钱多了也拿不了。拿两百万走也费劲。两百万足有一百多斤。”
毛敢想了想，“也是。反正银行就是咱家，咱家就是银行，放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