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该这样，我们工厂也该发生变化。”大家心里都这么认为。
但是，任何变化，哪怕是一点变化也没有发生。
“这是什么革命？那个萨韦利耶夫仍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小伙子们愤懑不平地说：“是谁这么喜欢他？”
“谁？这还不知道，”伊万·济明冷嘲热讽地说：“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克伦斯基呗！”
伊万·济明与我同岁。他是个个子不高、淡黄头发、蔚蓝色眼睛的年青人。在那些日子里，他能很快地在错综复杂的政治事件中理出个头绪来，他知道在彼得堡各个角落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他在我们中间很有威信。
从第一次见面后，我就与他形影不离了。伊万性格快活，善于交际，精力充沛，极富于幽默感。他嗓音很高，微微有些沙哑，但唱起歌来，声情并茂，十分动人。当万尼亚·济明跳起舞来，他那灵巧的、富于弹性的舞姿，甚至使那些平时最抑郁不乐的人的脸上，也放出愉快的光彩。他绕着圆圈飞转，很轻松地就跳出一些特别花样，他的脚快速地敲着地板，似乎从鞋后跟下就要迸出火星，说实在的，我很羡慕他，并且心甘情愿地向他学习跳舞。有一次，他甚至说我是最有才能的学生，我也以他的嘉许而自豪，并且暗自怀着将来超过他的念头。
但是，没过多久，不幸的事发生了。我永远忘不了1917年7月4日那个闷热的中午，当时我们站在喀山大教堂旁边，那里正在进行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突然，枪声响了。我们推开人群，推倒了一切挡路的东西，跑回工厂……过了几分钟，锻工安德烈·霍列夫的熟悉身影出现在门洞里，他似乎有些犹豫地迈过门坎，然后停了下来。只是在这时，我们才看见他的双手抱着万尼亚·济明，济明的头很不自然地向后倾着，好象在霍列夫胸前睡熟了一样。
我们把万尼亚安放到一张工作台上。他眼睛紧闭，双手攥成拳头。他那显然还没有碰过刮脸刀的嘴唇上，长着淡白色的茸毛。他的上嘴唇微微地翘起，似乎想大声说点什么，但没来得及。不，我们不信、不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了，不相信今后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要知道，他才17岁呀……
万尼亚是让士官生的子弹打死的。当时他正和工人们一起参加游行，高举着要求资产阶级的部长们满足人民的要求和停止战争的标语。而临时政府却命令士官生开枪。
我们大家咬紧牙关，默默地站在万尼亚的遗体旁边。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领班跑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工厂主命令把扰乱分子的尸体从工厂搬出去。但他看到我们坚定的、充满仇恨的目光，就慌慌张张后退逃了回去。大概他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万尼亚·济明没有亲属。我们讨论了怎样将他埋葬的问题。
那些日子，彼得格勒实际上处于戒严状态。在城市的大街上行走很危险。在通往墓地的所有道路上，都有可能碰上喝醉酒的哥萨克骑兵侦察队或士官生巡逻队。他们都可能让我们挨一顿鞭子或吃几粒弹丸。
要不是我那在喀琅施塔得的水雷教导队里当水雷手的哥哥伊里亚正巧来到我们厂，我们还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是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到我这里来，当他们知道我们的忧虑后，就决定帮助我们。
水兵们的办法非常巧妙。他们找来一个赶马车的，给济明套上了海魂衫，戴上了水兵帽。四轮马车向孔博格瓦尔杰伊斯基林荫道方向驶去。那里离海军第二支队很近，哥萨克和士官生不敢去放肆。伊里亚坐在右边，他的一个同志坐在左边，他们装成醉鬼。在他们中间，躺着济明，他好象在睡着。
我们目送轮马车到达“五角”楼，然后转向海军支队方向，渐渐地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
也许，正是这个时刻，正是在告别万尼亚·济明的时候，我也彻底地告别了我的青年时代……
1917年9月，我们那生产马刺的工厂，由于需要量下降，关闭了。我们失业了。
我闲了下来，便开始经常到我的两个哥哥彼得和伊万那里去。他们和伊里亚一样，都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正是在他们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关于列宁的事。在他们那里读了《共产党宣言》，看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和传单。当然，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宣言里所说的深奥的理论。但我深深地懂得：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枷锁，而他们将得到整个世界。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中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我逐渐开始理解，布尔什维克的口号“穷人需要和平，富人需要战争”的具体涵义。
有一天，我去喀琅施塔得看望我的哥哥们。但没看见伊里亚，他去放哨了。我犹豫了一会儿，不知该怎么办。后来，我干脆躺到他的铺位上，睡熟了。
有人在我背上猛地一推，把我惊醒了。我一下子跃起身来。在我面前站着一个水兵。
“崔可夫，你为什么离开哨位？”
他肯定看错了人，我与我哥哥长得很象。我平静地回答。
“我是崔可夫·瓦西里，伊里亚是我哥哥。”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水兵是支队委员会成员。他马上详细地询问起我来：
“你有什么事，为什么在这里？”
我向他讲了我的许多想法。我什么也没隐瞒，甚至对他坦白了我想打机会搞到武器。为我死去的好朋友向克伦斯基复仇。显然，他很欣赏我的坦率态度。他请我抽空儿到委员会去一趟。
我哥哥回来后，我把同那个水兵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他。
“他是库兹明同志，”伊里亚说：“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布尔什维克。”
……不久，我又来到喀琅施塔得。我很快找到伊里亚，刚刚告诉他，我依然还没找到工作的事，库兹明就来了。他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建议我留在喀琅施塔得，留在水雷教导队。17岁就当一名水兵，而且还在喀琅施塔得。还有什么比这更了不起的呢？我高兴得不知怎么说才好。
“太好了，谢谢你！”
从这时起，穿上一身水兵装的想法，占据了我的整个头脑。
过了两天，我把装有零碎物品的小箱子带到了喀琅施塔得。正如库兹明所允诺的我作为一个水兵被编入了水雷教导队。
于是，我的新生活、军人的生涯开始了。
在十月起义以前，我两次去彼得堡的奥布霍夫工厂，库兹明派我带着党的任务去那里找工人同乡，了解他们的情况。一切迹象表明，奥布霍夫的工人们已在积极地准备着，他们正在焦急地等待出发的信号。
10月23日，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队伍开始编队。几乎所有人都被编入队伍。一支队伍要去海军第2支队，另一支队伍去波罗的海造船厂。但是，不知为什么哪支队伍里都没有我，大概这是哥哥伊里亚对我的关心。他自己带一队伍去彼得堡了。我心里感到很难堪——要知道我同样可以消灭士官生。但我所受的这种委屈并未持续多久，一天以后，好消息从天而降：列宁领导的武装起义胜利啦！……我们欢呼着，跳跃着。就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得知二哥伊万的命运。他在几个月以前就失踪了。原来，他在7月就被抓进了监狱，囚禁于死牢中。伊万怒斥克伦斯基之流是革命的叛徒、是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法院判决伊万死刑，但狱吏没来得及执行这个判决。
冬天来了。芬兰湾和涅瓦河都封冻了。许多水兵从喀琅施塔得来到彼得堡，在那里执行着苏维埃政府的各种任务。这一时期发生了计多使人忧虑的事件。革命的敌人开始抬头了。他们不断地暗中破坏人民政权各项决议的实施，接连地组织反革命暴乱。党把最可靠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队伍投入到与他们的斗争中去。这一次，伊里亚把我带上了。我们被派去警戒莫斯科至萨拉托夫铁路上的列车。列车从萨拉托夫将粮食运送到俄国中部地区。整个1月和2月，我们都在粮食专列的取暖货车上度过。
2月份，我们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富农、商人、官吏煽动人们起来反对苏维埃。因为你们，他们向我报复。前几天，他们放火烧了我的谷仓，整个棚子都烧光了。家里已无粮草，盼你们回来帮助我……”
在这一天，伊里亚被批准短期休假。
“跟我走，回家去看看父亲！”他对我说。
“时间很长吗？”
“咱们看情况。”
……谢列布里亚普鲁德村散布在奥谢特尔河河谷里。村庄的中心部分在右岸。笔直的街道两旁是木板或铁皮屋顶的房屋，或者是高高的围墙。在中心区的广场周围，布满了贸易货栈和石头房屋——商店、小铺、仓库等等。在中心区居住着富裕的农民、商人、牲口贩子和工人。在河的左岸，沿着坡地和洼处，乱糟糟地散落着一些小房子和残破围墙围着的小木屋。河彼岸的这部分村子被称为“鳄鱼嚎”。这里住着贫农。只有我父亲伊万·伊万诺维奇·崔可夫的房子夹在这一带都是两个窗子的木屋中间显得突出。房子呈十字形，一共有6个窗，大门安装在深埋地下的橡木柱子上。我父亲是个身强力壮、性格刚毅的人。他养活着一个有8个儿子和4个女儿的大家庭。家庭生活水平虽然还不能摆脱贫困的威胁，但还能维持下去。他用尽最后的心血，建设了这个还算是坚固耐用的家。林里人都叫他“大力士约内奇”。当村里进行角力时——这是常有的事，父亲站在密密的人群中间，无论谁也别想在他身上讨到便宜：他那一普特重的拳头，打得又猛又准，谁也招架不住。但是，现在他顾不上拳斗了，谷仓被烧光了，春天播种用的种子一口袋也没有剩下，用于磨粉的谷粒一俄斗也不到。
我们晚上回到家。父亲坐在桌子旁，满脸阴云，忧虑重重：拿什么来喂饱从长凳这头到那头的一张张饥饿的嘴呢？离秋播作物的第一次收获还早着呢。
在这个星期里，我的两个哥哥彼得和安德烈也回到家里。他们都已经结婚。妻子和孩子在父亲家里生活。经过贫农委员会的共同努力，好不容易搞到了几口袋留种用的谷粒。粮食有了，除此而外，还在已逃到国外的舍列梅捷夫伯爵的庄园里，弄到了牲畜饲料。
不久，伊里亚回自己的支队去了，支队司令部设在莫斯科帕韦列茨车站。他让我在家待命。
春天来了。
村子里传起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说是国内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反革命判乱，资本主义国家勾结在一起发动了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看看报纸或其他什么宣传品，才知道协约国用经济封锁和直接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等办法来威胁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妄图扼杀革命，扑灭人民的革命热情。
有一次，我在牧场遇见了童年时代的朋友，与我同岁的格奥尔吉·明金、阿列克谢·古巴廖夫和瓦西里·雷金。他们全都穿着缀有白色钮扣的黑色单排扣短大衣。他们刚从市立学校毕业，这种学校相当于今天的七年制中学。他们也被许许多多的流言蜚语搞得惊恐不安。他们怀疑巴黎公社的历史是否会重演？
“如果我们不是躲在家里的火炉旁等待观望的话，那么，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在受教育方面，我在他们中间是个才疏学浅的人，因为我只读了四年书。但是，在彼得堡五年的工人生活经历，却使我可以用平等的身份与他们交谈。
“那我们做些什么？”他们说。
“为工人的事业准备斗争。”
“怎么，斗争？”
“这个问题正是我们要考虑的。你用拳头是打不倒协约国的。”
第二个礼拜日，有人对我们说，在莫斯科有个军事训练班。它从可靠的工人和农民中录取愿意当红军指挥员的人。这个消息使我们振奋起来。我们准备先去一个人了解一下情况。格奥尔吉·明金到莫斯科调查去了，我们焦急地按天、按小时计算着时间，经常去车站迎候我们的“侦察员”。终于我们收到了他的来信。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成为第一期红军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学员了。他说，录取条件很简单，最要紧的是，需要村苏维埃的证明信，以证明来人政治上可靠。
不久，我们三个伙伴带着几只木头箱子，从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来到了列福尔托沃。训练班就设在这里的一座建筑物里，这座建筑的前身曾是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军事学校。当我们闯入前厅时，立即被哨兵拦住了。他是一个学员。他询问我们来此的目的以及我们的身份，并立即报告给训练班的政委。不多会儿，政委来到我们面前。
“是来服役的，还是来学习？”
我身上穿的是水兵短大衣和宽脚的裤子，很远就看得�